阅读钱德勒（十）

  直到20世纪30年代，德国、美国和英国的工业产出仍占有全世界的三分之二。所以，钱德勒如果不对德国从1880年代至1940年代的企业组织作番研究，就很难保证“全球性考察”的完整性。

  虽处欧洲，德国的企业组织和成长方式更像美国。德国企业也像美国，在生产、销售和管理三方面作了大量投资，也有一个相对独立且比较强大的经理阶层，等等。可是，德国与美国仍有本质区别，即一个是合作性的，一个是竞争型的。

  这首先表现在两国的法律上。美国的谢尔曼法对任何企业的结盟或合作都打上了“垄断”的嫌疑，而当时德国法律却鼓励企业之间的合作，比如签署保持价格、产出以及配置市场这样的合约。德国联邦法院认为这不仅对当事人有利，也对公众有利。

  当然，这种联合体或协议往往是短命又是充满了争吵和卸责，所以德国企业往往购买其集团中其他企业的股票。通常是较大的企业获得较小企业的股票，有时是大公司相互持有股票。

  这样，德国企业不仅与美国竞争方式不一样，增长方式也有变化。因为合作是合法的，所以它们一般不选择为拓宽产业的兼并合理化工作。

  为了强化组织能力，德国企业选择了另一种合理化和集中化，那就是全能银行的介入。

  而这种介入又与铁路的兴起有关。在亚当.斯密的世界及以前，水路要比陆路运输的交易费用低廉方便得多，所以它成为世界各大文明及繁盛之地沿河而起的原因之一。但是铁路却将局面改观，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动力。

  德国也不例外。不过，它的铁路发展带动的方面又与美国不同。首先，德国的铁路比较短，没有美国要管理得那么复杂，所以对管理层兴起作用没有美国那么重要；第二，德国铁路建设没美国那么乐颠乐颠的，发展得比较平稳，所以后来没什么太泡沫。最后，德国因铁路创造了一个和美国纽约股市不同的垄断市场，那就是全能银行。

  建造铁路是需要大量资本的，不通过股份分摊给众多投资者，承接这种资本必然是个面面俱到的大银行。它要比美国的投资银行或商业银行要大多了，尤其是代表性全能银行，它成为一个在单个法人企业内把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发展银行和投资信托等活动结合起来的全目标金融机构。

  由于德国银行在新工业企业的金融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们有更多的机会参与高层决策。而这些大企业的监事会成员大多是具备广泛的特定工业知识的专家。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中国也有董事会和监事会双层结构，但中国公司的董事会是美国式的治理结构，监事会则难以言说。而德国的监事会是负责“长期政策制定方面的控制和指导”，通常是由大股东的代表和其他外部利益集团（如银行、社区等）的代表。如果公司是由家族企业变化而来，家族会在监事会中有相当的控制力，美国公司的一般管理委员会不可同日而喻。

  按照钱德勒的看法，全能银行是铁路给予德国工业最为重要的制度创新，它们是企业初始金融的基本来源。“它们提供了大量的我们今天称之为风险资本的东西。它们为利用规模和范围的成本优势并因此获得先行者有时所需要的巨大投资提供了资金”。所以谁说风险资本的出路仅在于创业板？最重要的因素是金融家的战略眼光。

  德国全能银行也为企业合作打下了基础。因为银行投资于大量的企业，它们通常宁愿合作而不愿竞争，尤其当竞争威胁到利润时更是如此。而且，这些金融家来自相同的社会阶层，并且接受相同的技术和商业训练，合作确实容易得多。

  更为重要的是，德国国内的市场特点和当时的国际大气候都促使企业家与金融家一致对外。当时美国企业经营的生产资料数量相等于消费资料数量，英国企业体现于消费品更多，而德国的企业却集中于生产资料的生产和销售。在1913年，德国的金属、化学、机械集团占该国二百大企业的63.5%，到了1953年，仍有118家或者是59%。在少量的个人和家庭消费品企业中，一半是地方啤酒厂。

  在1871年，德国的领土比英国大两倍多，比美国要小得多。德国在人口上与美国近似，4000万，却比英国的3000万多。德国从1870年代的农村人口60%到1910的40%，完成了都市化的转变，比英国迟50年早于美国40年。

  然而，德国集中于大城市的人口要比英国甚至美国少得多。1870年代，英国有6个城市人口超过24万，德国只有6个城市超过10万。伦敦人口389万，柏林人口82.6万。德国第二大城市汉堡人口只有24万，而美国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有14个，超过25万的有7个。德国直至一次大战前，它的人均GDP和购买力也落后于英美。

  可想而知，德国企业是多么寄希望于国外市场了，这与美国巨大的国内市场完全不同。要在国际贸易战中取胜，占有早已被人控制的国外市场，是得拿一些德国军团的组织性和纪律性的。

  这种组织能力有时不得不让人感慨，我曾在《财经时报》上写过一篇《不简单的西门子》，西门子公司在二十世纪可谓多灾多难，但每次都在毁灭的边缘奋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