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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选胜利者是算命先生做的事 |
| 《狗熊式的拥抱》－－张志雄 |
| ——认识彼得·德鲁克 德鲁克与日本人彼此都十分熟悉，日本对这位“管理学之父”奉若神明，德鲁克则对日本的政经和管理提出了很多透辟的分析。 除了日本外，德鲁克对亚洲的其他地区情况稍微隔膜些，但他始终没有放弃过关注。 在1978年至1979年的冬天。德鲁克在印度农村周游了六个星期后写了一篇《印度和适用技术》。 在文章中，德鲁克研讨了印度工业技术发展政策的两个极端。一个是以尼赫鲁执政为代表，也即“越大越好”的理论。他们在60年代资金十分匮乏的情况下对钢铁厂进行了大规模投资，到了70和80年代，这些炼钢厂都成了“无用而累赘的废物”。对印度这样一个国家而言，炼钢不是什么适用技术。这是资本密集型产业而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且到处可以以较低的价格买到。而且更重要的是，“除了钢铁厂本身的工作之外，它几乎没有创造任何别的工作机会”。 这是个很有价值的建议。适用技术是能使经济资源产生最大效益的技术，而对一个人口众多、人口增长迅速的国家来说，适用技术就是能使生产性的工作机会成倍增长的技术。换句话说，也不能因为人口众多，盲目强调劳动密集型企业，像70年代未的印度政府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宣扬“小就是美”“农村发展”之类回到前工业技术的言论，对渴望生活变得更为现代和美好的人民来说是不现实的。 所以，问题的重点不是发展资本还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而是寻找能带动就业人口最多的产业。比如汽车制造业，劳动力与资本的比率相当高。汽车制造业中的每一个工作会在整个经济中创造四到五个第三产业的工作机会。这些工作包括公路建设、公路休养、交通管理、经销、服务和修理工作，同时也会创造巨大的购买力。 即便如此，德鲁克一直持有这样的观点，那就是政府尽量少规划产业政策。 深谙日本国情的德鲁克早就对通产省的挑出“胜者”并推动它们发展的政策不以为然。“日本通产省挑出的产业没有一个是真正的胜者”。60和70年代通产省的力量集中在铝等有色金属、航空、航天等方面，但这些产业未见得有什么大作为。70年代未和80年代，通产省又转向高技术，资助诸如生物医药、大型计算机主机、电信和国际经济业务和国际商业银行，但在世界市场上仍然没有取得很大成就。 而那些包括索尼公司和汽车制造业等世界领头的产业，恰恰是被通产省所忽视的。 在德鲁克看来，“挑选胜者是算命先生做的事”。通产省挑出也必然挑出在更先进国家特别是美国取得成功的东西，它没有挑出也不可能挑出在不可知的将来也许会成功的东西。所以，通产省在70年代振兴大型计算机主机产业，正好是个人电脑完成出乎意料地兴起的前夜，也就是大型机进入停滞的前夜。 进一步来说，通产省挑出在其他国家取得成功的产业，这意味着它挑出的是适合其他国家能力的产业，它没有挑出——也不可能挑出——适合日本能力的产业。 按德鲁克分析，日本的产业潜能在于日本人异乎寻常的微型化能力，如小型省油的汽车和芯片。 但德鲁克也承认，他也是“事后”看出来的，谁都不是先知，尤其是在面临如今全球激烈复杂的竞争的时候。 这是不是对我们各级政府都在抓“支柱产业”，有所启发呢？ 这并不是说经济政策无用，而是要用到刀口上。德鲁克在分析东亚经济崛起的原因时，谈到经济政策的两个作用。第一，它们都不企图控制经济的短期波动，不想控制“经济气候”，而是集中精力创造合适的“经济环境”，比如将通胀保持在较低的水平，加大对教育和培训的投资，鼓励储蓄和投资。 第二个作用是它们的经济政策看重在世界经济中的运行甚于内部经济。 德鲁克也对中国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表示赞赏，同进指出美国与中国的贸易交往，不必斤斤计较于“商品”，而是应该看到美国的最大竞争力在于服务业上，他们是能够在成长快速的中国市场有所作为的。 德鲁克对海外华人的经济行为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将之称为新的“超级大国”。不过应当承认，德鲁克虽然敏锐地看到了这股巨大的力量的与众不同，但分析还是停留在现象上。所以，他只是设问：“到2005年，华人管理的秘密是否会成为管理学畅销书的题目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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