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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会应适时而进 |
| 《狗熊式的拥抱》－－张志雄 |
| 认识彼得·德鲁克 由于中国努力进入WTO，使得我们很多人开始关注围绕全球化进程的争议的各种力量和集团，比如美国工会。 我们曾在本系列文章的早些时候介绍过二次大战期间德鲁克在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调研活动，它使得德鲁克的第一本管理著作问世，奠定了现代管理学的基础，也促成了以后的公司养老基金的成立(尽管未如德鲁克之意)。 德鲁克在通用汽车的调研，还让他深刻体会和关注到美国企业管理层与工会的微妙关系，并将这种关注一直持续在今后的著书立说生涯中。 德鲁克当时能够获得细致了解通用汽车公司的“特权”，并非公司的“第一把手”斯隆的帮助。斯隆是二十世纪美国最伟大的企业家之一，但他很“专业”，所以对兴趣广泛而且哲学化的德鲁克的态度是不冷不热。真正关心和邀请德鲁克来通用的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威尔逊。他和德鲁克很谈得来，也赞同德鲁克认为通用汽车公司应对雇员关系方面实行重大改革的观点。 德鲁克半个世纪前的观点在今天看来已经不新鲜了，比如应把工人作为一种资源而不是一种成本，工人们应该在“自主工厂社区”中的岗位管理中起到作用。还有就是大公司应该向长期工人支付基本保障年薪。但当时的德鲁克却如老鼠在风箱里两头受气。一方面，德鲁克陈述这些观点的《公司概念》一书，在通用汽车公司内部被列为“禁书”，斯隆则警告威尔逊别读此书，以后又写了《我在通用汽车公司的岁月》，“澄清事实”。(有趣的是，这本回忆录也成为最为卓越的管理书籍)。其他大公司的反应更比通用激烈，他们视德鲁克是“左翼份子”、“维也纳的布尔什维克“，西屋电气公司董事长还命令德鲁克远离其领地。而另一方面，美国的工会对德鲁克也嗤之以鼻。 举一个例子。威尔逊受德鲁克启发，1947年在全公司发起了一项名为“我的工作以及我为什么喜欢它“的竞赛活动，请工人们实话实说。结果是有30万篇来稿，有些长达3000字。这在今天也是企业内稀松平常之事，但在当时却不得了。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威胁说，再这样下去，他们就罢工。 德鲁克终究是幸运的，他有威尔逊这么一个公司高层人士支持。威尔逊并没有听斯隆的劝告，反而被《公司概念》中的亲工人逻辑所打动，任命德鲁克为自己的雇员关系顾问，还曾想请他担任公司的副总裁。 但比起当时的德鲁克，威尔逊对工会的认识要老谋深算得多。威尔逊自已就是工会的一员，而且自己和父亲都曾是工会的领导人。威尔逊总结出美国工会的一套行为逻辑，凡是企业管理层赞同的他们就反对。管理层送上门的东西，是黄鼠狼给鸡给拜年，没安好心。所以，威尔逊劝德鲁克稍安勿躁，应该对他们设计的计划，装出一副心不甘，情不愿的样子来做让步，工会才会力争，为了护盘和资方“一决雌雄”。果然，一九五五年，已是美国国防部长的威尔逊从五角大楼打电话给德鲁克：“十年前你在通用进行的研究计划到今天开花结果了”，当然，“千辛万苦”的工会则认为是自己的“一大胜利”。 威尔逊并非对工会不以为然，他就很欣赏自己的对手，当时的美国汽车工会理事长的鲁瑟。威尔逊以为鲁瑟是美国企业界最有能力的人，如果鲁瑟早出生几年，技工升迁至主管阶级的管道还未被完全切断，他比威尔逊更适合担任通用汽车公司CEO。 有此经验，德鲁克认为美国工会领导不应局限自我，而应随时代变化而动。他在回忆录中提及美国三四十年代的工会领导人刘易士曾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仅次于罗斯福总统。他确实为罗斯福当选总统出过大力，但随着美国准备参与大战时，他认为这种向外扩张只会赢合企业主的利益，便坚决反对罗斯福。当美国在前线吃紧，需要后方的战备货资时，刘易士却号召矿工大罢工。并扬言：“美国总统负责的是国家的安危，我则必须照顾矿工的利益”。最后，一九四六年杜鲁门和他摊牌，取得矿坑的领导权，平息矿工的罢工行动，刘易士失去了往日的光环。 德鲁克认为，随着全球化与知识经济的兴起，“烟囱工业”与美国工人的状况的确发生了变化，但应该找到真正的原因，对症下药。在一九八三年，德鲁克就认为美国的烟囱工业的衰落并不是生产效率低所致，底特律与日本汽车的生产效率不相上下，但工人的成本要比日本高出40%以上。而解决方案是将工资变动与诸如利润、生产率以及通货膨胀等客观衡量标准挂起钩来。这一观点被八十年代初的《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称之为“继凯恩斯之后最好的经济主张”。 另外，德鲁克的另一个观点是，与其说是由于世界贸易使得美国国内的烟囱工业的就业人口减少，还不如说是美国本身的经济结构的调整，它更多的转向了服务业和知识产业。正如我们早些时候介绍的，正是这些新兴的中小企业创造了众多的就业人口，改变了美国外对贸易尤其是投资的新局面。而这一切都应提醒美国工会的领导人应该保持灵活性，适时而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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