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定邦闯禁区，股指期货成热点
　　1995年5月17日，这是中国期货史上难以忘怀的日子。正是在那天的交易结束后，中国证监会发出了“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暂停国债期货交易试点”的紧急通知。18日，失去了期货依托的国债1992年5年券现货以暴跌2O.O4元收盘，创下的记录堪称为世界之最。同日，上证综合指数涨幅高达3O.99%，又是一个世界奇迹。
　　国债期货的夭折不仅使当初我国唯一的金融期货试点中断，而且，其带来的恶劣影响使得管理层对金融期货的看法大为谨慎。当时就有高层领导放出话来，5年内免谈金融期货。而1997年开始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又一次强化了管理层对金融期货的谨慎意识。
　　然而，这一局面在1999年的第四季度突然改变了。要想知道突然改变的原因，不能不提到一个关键人物。那就是中国证监会首任首席顾问梁定邦先生。
　　1999年8月9日，期货日报记者采访梁定邦。采访报导于8月18日在期货日报发表，题目为“让我们从相互认识开始”。在报道中，梁定邦先生说了这么一段话“经过规范整顿，国家已经给了期货市场一个好的基础。现在金融市场几乎没有避险工具，因此对金融期货的期望值很高，我们很需要它，毫无疑问它将来会在中国问世，只是假以时日的问题”。
　　如果说这只是梁先生的初次表态，还有些语焉不详的话，那么，10月间，梁先生在北京大学的一次演讲就更清楚了，在演讲中，梁先生说道：“市场要扩容，需要一大批机构投资者。但现在市场上的基金都是封闭式基金，由于种种原因，开放式基金迟迟出不来，这样的市场是不完整的。这又和另一个问题连在一起了，那就是我们现在几乎没有金融期货与期权等避险工具。经过“327事件”后，金融期货等衍生金融工具被禁止了，但如果没有它们市场就很难扩容，因为开放式基金对它们的需求非常迫切。中国现在还处于资本市场的初级阶段，下一步要仔细琢磨如何在充分管理风险的情况下，把衍生工具逐步引入市场”。这次演讲，除了有一些媒体报道外，后来在11月10日的香港大公报上又以《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几点建议》为题刊出。
　　此后，各种证券媒体及研讨会纷纷跟进，股指期货一时成为热点。从当时的势态看，似乎股指期货已经是箭在弦上，很快就会推出了。这不，乐观的英文版《上海日报》在2000年12月下旬报道说，有关部门计划在明年年中之前，推出国内首只股票指数期货。即使是悲观一些的说法，也是“股指期货今年没戏，但两年内必有结果”。

　　短暂的蜜月
　　热潮初起之时，无论是证券界还是期货界或者是相关媒体，都在论证我国开展股指期货非常必要，开展股指期货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一些按捺不住的朋友，甚至已经提出了股指期货合约的方案。有人提议用上证、深证的综合指数作为交易标的指数，也有人提议采用成份指数。反对的声音，在那时几乎是听不到的。舆论是如此的高度一致，那可真是证券和期货的蜜月期。
　　《中国证券期货》杂志2000年第1期，笔者发表了“股指期货：研究的道路别走偏”一文。文中除了对当时的浮夸之风进行了评点外，还径直将一个敏感的问题提了出来：“在今后一段时间内，若出现明中论理、暗中较劲的局面毫不奇怪”。
　　并非是笔者有意要挑起这个争端，这实在是一个躲不开的问题。而后来的演化进程也表明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与影响力，某种程度上远远超过了其它的影响因素。
　　笔者的态度是很明确的，那就是开展股指期货的条件已经成熟，股指期货应该在期货交易所开。
　　上海期货交易所是原上海金属交易所、上海商品交易所和上海粮油商品交易所合并组建的。1999年年底，召开了合并以后的第一次会员大会。在会员大会上，代总经理吴何清在论述2000年工作目标时说道：“鉴于上海作为我国经济金融中心这一特殊背景和交易所长期的规范运作以及严格的风险控制体系，我们在股指金融衍生产品的研究方面也有了良好的基础。我们要全力以赴把研究开发工作做深做细，在合约设计、风险控制机制、计算机及通讯系统改造等方面提前作好充分的准备，为会员单位和投资者开拓广阔的发展空间”。会员大会之后，上海期货交易所即在所内组织了阵容颇为强大的课题组。课题组负责人为副总经理彭俊衡。
证券交易所那头也不示弱。深圳那边，在举行9周年庆祝时特地邀请香港有关专家演讲股指期货就是个姿态。而上海证券交易所更是积极,也组织了专人进行研究。
　　2000年6月1日，各大证券报又发出了一条引人注目的消息，那就是上证所总经理屠光绍在“加入WTO与中国金融研讨会”上谈交易所发展。谈话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上交所"将设立上交所风险基金和登记公司风险基金；完善指数体系，增强市场透明度，全面、客观反映市场走势，并为新市场品种的推出打下基础；推进指数期货等金融衍生工具的创新试点工作等"。由于屠光绍头上还顶着中国证监会秘书长的称号，人们有理由相信，这是证监会的意图。有人去问上海期货交易所，期货交易所无人肯作评论。
　　然而，不声不响并不意味着无所作为。课题组的一班人没日没夜的在忙。2000年9月下旬，沉默多时的期货交易所突然发力，一鸣惊人地在舆论上占了上风。“上海期交所完成《我国股票指数期货市场方案设计》报告"的大幅标题出现在所有的财经类媒体上：
　　上海期货交易所受中国证监会委托开展的证券市场金融创新课题《我国股票指数期货市场方案设计》报告日前已经完成,并上报中国证监会。
　　上海期货交易所副总经理、股指期货研究课题组组长彭俊衡介绍说,上海期交所受中国证监会委托,专门组建了课题组,并于今年年初正式启动, 历时9个月。已完成的《我国股票指数期货市场方案设计》报告,包括总报告和四个分报告（合约设计分报告、结算与风险管理分报告、统一指数编制建议分报告及法规和交易规则分报告）,近30万字。
　　看了报导，人们才明白过来，在哪里开设股指期货交易这个问题上，中国证监会似乎是更青睐期货交易所。因为这方案是受中国证监会委托而作的。
　　2000年9月12日，中国证券报在第一版报导说：“中国证监会首席顾问梁定邦昨日在此间主办的一个专题讲座上透露，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全国性的指数设立方案可望于今年底推出。该指数由相对独立的指数公司推出，分布于不同行业的200至300家上市公司入选成份股，可反映整体的市场状况。这套指数要运作几个月，待其结构稳定下来，即可推出指数基金、指数期货等衍生产品”。
　　市场人士不由自主的推算起来，如果全国性的指数在年底推出，运作半年的话，那么2001年下半年股指期货交易就可进行了。然而，事情却远没有这么简单。

　　统一指数难产
　　梁定邦说的全国性指数是有所指的，那就是清华大学金融工程实验室正在进行的“中国证券市场统一指数研究设计”课题，该课题由清华大学金融系主任宋逢明教授领导，早在2000年3月就已成立。据宋逢明教授介绍，他所领导的课题组是在中国证监会首席顾问梁定邦和顾问吴伟骢的直接指导下开展研究的。
　　2000年过去了，清华的指数没有出台。但这一年国内却冒出了几个新指数。一个是“中信指数”，另一个是“新华财经指数”，两个指数都属于“统一指数”概念。但是由于仅在自己的网站上发布，自然不会有多大的影响。
　　2001年3月，一年一度的全国人大和政协大会又在北京举行。关于股指期货的提案更多了，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却是湖北多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向大会提交的提案。该提案奇就奇在建议由武汉率先进行股指期货交易市场试点。尽管明眼人一看就知是一份不可能兑现的提案，但这位半路里杀出来的程咬金实在太天真可爱了，惹得众多的媒体纷纷予以报导。不过，没有多长时间，此事就烟消云散，被人忘记了。
　　2001年3月初，中国证监会副秘书长汪建熙在昆明召开的“期货监管工作座谈会”上说：现在市场对金融期货的呼声很高，这是关系中国证券市场和期货市场深化的问题。现在上海期交所和证监会都有一个研究小组在研究股指期货, 证监会还请了原香港证监会副主席吴伟骢担任顾问。
统一指数何时出台，牵着大家的心，谁都知道，统一指数的出台是股指期货得以出台的前提和前奏。统一指数出不来，上海期货交易所的股指期货方案就难以进一步深入。
　　2001年7月中旬，证监会任命姜洋为上海期货交易所党委书记、总经理。姜洋原来是中国证监会的机构监管部主任，论行政级别，是现有三家期货交易所总经理中最高的；论对证券市场的熟悉程度，也是没得话可说的。证监会将这位证券系的干将派到上海期货交易所去，用意是非常明显的。舆论普遍认为，这是证监会在提升上海期货交易所的地位，为上海期货交易所推出股指期货作铺垫。
　　2001年第四季度，有关统一指数及股指期货的消息更多了。先是有记者在10月中旬报导说，“中国指数设计已经完成 发布准备正进行之中”。报导指清华正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密切合作，进行实施发布的准备工作。随后是11月22日，上海期货交易所举办“新经济环境中期货市场发展策略报告会”。 在谈到开发中国统一股票指数的进展时，汪建熙表示：有关部门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同时，中国证监会也在积极地征询各方面专家的意见，包括国内外专家的意见。在同一个会上，中国证监会期货部主任杨迈军说，证监会在推动尽早开展股指期货交易。而上海期货交易所总经理姜洋说，上期所已将申请股指期货和石油期货上市的报告上报证监会。　　
　　12月1日，上海期货交易所在北京召开了一个有二十多位中外股票指数、期货专家级别的股指期货研讨会。会上，杨迈军直接说：股指期货交易的上市场所应当设在期货交易所。
　　12月22日深圳证交所总经理张育军表示，深交所正在对如何开发新的金融交易品种、相关衍生工具和完善指数等进行研究。希望与期货交易所之间加强合作与交流，共同开发金融期货新品种。张育军的表态说明了，在股指期货的开设权上，深圳证交所已无意与上海期货交易所相争，而是寻求合作了。
　　深圳证交所宣布退出了，而上海证券交易所呢？
　　2001年11月7日的一则报导引起了市场的关注。
　　报导说：“上海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刘啸东昨日在香港表示，上证所计划年底推出深沪统一指数。他还透露，一方面，会推出中国指数的指数基金及有关的指数期货和期权产品；另一方面，也会推出单一上市公司的期货产品。他表示，国务院已向上证所发出建议书，建议研究一系列对冲产品，其中包括为减持国有股而设的备兑认股证及期权。他说，有关的建议正在深入研究当中”。不久后，他又表示，“至于股指期货是在证券交易所还是期货交易所交易，应由市场选择”。
这真是“图穷匕首现”。多年来上交所不肯直说的话终于由刘啸东和盘托出了。
　　为了自己的利益争争吵吵，很正常，大家也都能理解。应该庆幸的是，大家企盼的统一指数终于要出台了。因为这不但是梁定邦这么说，连上交所也是这么说的。然而，2001年过去了，刘啸东许诺的年底推出深沪统一指数仍没见踪影，市场又一次失望了。
　　2002年4月7日，经济观察报报导：“上周，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主任徐宏源明确表示，统一指数将在今年上半年推出。……此次采用的统一指数是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己研究开发的统一指数”。“记者也从清华大学证实，双方合作已经在去年底中止，而具体原因谁也不愿透露”。
　　怪不得原来讲好在2001年年底出台的统一指数出不来，原来，双方合作已经在去年底中止。如果站在上交所的立场想想也对，发布了你清华研究基础上的统一指数，岂不是更有利于期货交易所推出股指期货。我不合作，你那指数只能胎死腹中。我自己另搞一个，那就是我的东西。我的东西当然我有主动权了。
　　上交所把住了统一指数这一关卡，这可把期货交易所气坏了。5月28日，和迅网发布消息称：姜洋在上海期货市场10年报告会后接受路透采访时说，“统一指数不是一个前提。现在中国已有6、7个股票指数系列，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寻找，具体会选哪一个，目前不便透露”。其潜台词很清楚，想通过统一指数来设置障碍吗，没门，我可以用别的指数。
　　姜洋胆气十足，与证监会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正是在5月28日的“上海期货市场10年报告会”上，证监会副主席高西庆表示：“中国期货市场发展前景广阔、任重道远。希望具有诸多优势的上海期货交易所积极进取，开拓创新，改进服务，在保障和促进现有品种交易活跃顺畅的基础上，积极开发石油等其它商品期货和股指期货等金融衍生品的交易”
　　6月20日，全国的财经类媒体都在报导，上海证券交易所宣布：将于今年7月1日起正式对外发布上证 180指数，以取代自1996年7月1日起发布的上证30指数。同时，又刊登了上交所发布的“上证180指数成份股”以及“上证成份指数编制方法”。然而，编制方法介绍之简单，不要说一般投资者看不懂，即使是业内专家也无法了解具体细节。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决定哪些股票进或出的工作接近于“艺术”，成为某些具有天赋的专家的“专利”。
180指数发布后，市场又在猜测，它是不是未来统一指数的一部分，会不会深圳接下来又推出个120指数呢？
　　2002年的上半年已经过去了，统一指数还是难产。看来，当初梁定邦说统一指数推出时间“以月计算”的话还得改成“以年计算”了。

　　精诚合作最重要
　有人认为：现在就说股指期货一定归属上海期货交易所，为时尚早；上交所后发制人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反正在16大及明年政府换届之前股指期货是出不来的；一旦政府换届，证监会有了新的掌门人，那上交所还有戏。要说这个想法一点都没道理，那也不见得。一部中国史，人走政息或改弦更张的事情不知发生过多少。然而，较劲若较到这个份上，不也可悲乎！
　　2002年7月5日，证券日报报道:姜洋在2002中国金融国际研讨会上表示，上海期交所的战略定位是建成以金融衍生品为主的综合性期货交易所。首先是做好推出股指期货的准备工作，其次是开展利率期货的品种开发工作。而同一日的上海证券报则报导，刘啸东昨日在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与创新论坛上表示：我国证券市场上金融产品并不需要特别强调创新，国外的金融产品品种已经很成熟、很丰富，我们只需要引进国外一些成熟的品种，可以在不违背国家法律的前提下到国内使用。像国外通行的股权、权证、国债期货等，都可以引进使用。这上海期货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真是一对冤家，股指期货还没争出个眉目，国债期货上的狼烟又开始在预热起来了。
上海证券交易所如此热衷于争夺股指期货、国债期货等金融衍生品交易，无非是因为其中存在着巨大的商业利益。然而，必须看到，与利益相伴的不仅仅是幸福，还有风险。
　　 众所周知，统一指数的编制和发布在技术上并不是一个很难的问题。难就难在人事之间的利益纷争无法解决。然而，争来争去，导致的结果只会使我国的创新进程大大延缓，损失的是我国资本市场的效率。别忘了，我国资本市场的开放越来越快，国外的不少期货交易所都在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的市场。随时随地准备着猛扑过来，大吃一通。在这种背景下，如果我们还是一味的兄弟阋墙，那最终难免会被外人耻笑为“内战内行，外战外行”。
　　精诚合作是重要的，它既是效率的保障，也是一 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福祉所在。在本文结束前，不妨看国外的一个实际例子。英国的伦敦国际金融期货交易所（LIFFE）成立于1982年，开设时主要的交易品种是汇率期货。然而正是这一年美国创新推出了股指期货交易。股指期货的成功运作引起了LIFFE的关注。1983年，LIFFE开始筹划自己的股指期货交易。但是，他们同样面临着没有现成的合宜指数问题，因为尽管原有的两个指数（金融时报30指数与金融时报所有股价指数）名声很大，但一则均非实时发布，二则是前一指数的成份股太少，而后一指数的成份股又嫌太多。为此，《金融时报》、证券交易所和LIFFE三方进行了通力合作。新出台的指数就是现在大家熟知的金融时报－股票交易所100种股价指数（FT-SE100），该指数由100家英国最大的上市公司股价所构成，以加权平均法计算，指数市值约占英国股票市场总市值的70％。1984年１月３日公布时基数定为1000。由于发布是通过伦敦股票市场自动报价电脑系统实时进行的（每分钟计算发布一次），故很快便受到了人们的重视，市场影响力也得到迅速提升。4个月之后，LIFFE就顺利推出了FT-SE100股指期货交易。从指数研制到指数发布，再到开始期指交易，前后不到一年时间。这种速度与效率，离开了三家单位的默契配合是无法想象的。
　　但愿这个例子对我们有启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