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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家文化不适用于知识经济时代

  (2002年第8期刊 作者:刘乐一 )
  
  相比于证券市场的评论,吴敬琏有关发展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看法的争议是比较少的。最近,中国发展出版社将吴敬琏这方面的观点汇集成书出版。
  书名就反映了吴敬琏的核心观点:“制度重于技术。”这个观点主要来自于吴敬琏的阅读经验,即《地区优势:硅谷和128公路地区的文化与竞争》(以下简称《地区优势》)一书。这本书通过对环绕大波士顿的128公路地区和以斯坦福大学为中心的硅谷这两个美国最著名的高技术产业基地的比较研究后发现,尽管它们开发的技术是相近的,而且在同一个市场上活动,但结果却是前者遇到了挫折,后者却蒸蒸日上。发生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硅谷有很好的制度安排、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有利于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
  我很佩服吴敬琏,会读书且能大而化之,在北京、上海、西安、杭州等地,奔走阐释“制度重于技术”的观点,诲人不倦。由于吴先生的学识与地位,当然有助于推动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吴先生要强调“制度重于技术”,可能也是意在提醒大家不要以为只要搞什么“高技术”,就万事大吉了。在这点上,我们有许多教训可学。譬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们搞过许多高新技术开发区,不少还是上市公司,通过公开报表,人们多少掂量了它们是什么货色。后来又将高校的“三产”打扮成高科技公司,除了股价炒得挺高,其他想想也真没什么。然后,就是创投公司,可这些创投资金又去干什么呢?吴敬琏在《制度重于技术》中反复说不要用于认购新股。这也真幽默,众所周知,认购新股在中国市场上是牢靠的无风险收益。
  《发展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制度重于技术》也多少透露了作者对儒家文化的保留。吴敬琏特意提到了新加坡的李光耀在今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答记者问时明确地指出,“儒家文化抑制人们的创造性。在知识经济时代,它已经不适应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我们应该向他学习,这么大的年纪,可以吸收新的事物,对原来成功的做法,做一个批判性的新认识。”
  吴敬琏的结论是,“我们也是既有儒家传统又有计划经济传统的国家,政府常常什么事都管……中国很早就提出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但是成效不能令人满意,我看这中间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由政府来做规划,政府来调配人力、物力、财力,然后组织攻关,再由政府组织技术发明的产业化转化,这种做法在赶超的时候有一定优越性,但在创新时,它的弊端就比较明显。”

  《发展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制度重于技术》
  吴敬琏 著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2年5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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