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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阅!身陷泥沼的花旗集团CEO
（1）
对于花旗集团的首席执行长（CEO）桑迪·威尔来说，2002年本来是个顺风顺水的年头。他在7月8日荣获《ChiefExeutive Magazine》杂志颁发的“2001年首席执行长桂冠”，花旗集团第二季度创记录地实现了超过40亿美元的利润。
可是，他却被《华尔街日报》命名为“麻烦缠身的金融巨子”。因为这家美国最大的金融服务公司正面临联邦和曼哈顿检查官、证券交易委员会和纽约司法部长不同方面的调查。他还要准备迎接与安然公司有关的诉讼，还有联邦贸易委员会对花旗信贷业务不当手段的指控。
调查指控，之所以如此庞杂多方面，源自于威尔的一个著名的发展战略，就是把花旗集团打造成一个全球性金融企业平台，让各色各样的部门协同工作，从而获得超额价值。
这个战略真正让人耳目一新的是1997年9月，威尔先生的旅行者集团及其下属的美邦公司宣布，将以价值约50亿美元的股票交易收购所罗门兄弟公司的母公司，地位直逼美国头号券商美林公司。
威尔当时的胆量极大，所罗门公司素来以敢冒风险著称，而美邦公司的风格较为保守，要将两者揉和起来，势必有大量人才流失和业务滑坡。但是，威尔还是成功地将所罗门美邦容入了他的金融服务业帝国。
所以，成事之后，《华尔街日报》对威尔作出这样的评价：“威尔先生在所罗门美邦公司没有正式头衔，但是谁也不会怀疑：大量的经营活动都是由他控制的，几乎没有那项重大决定没有经过他的认可。”
不过，威尔今天对接受这种评价可能就犹豫了。首先，格鲁伯曼这位所罗门大名鼎鼎的电信行业分析师虽然已被花旗集团解雇（详见本刊第七期《清扫牛棚》），但他和威尔的关系仍为人追查。
例如，1999年末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正考虑为其无线业务进行大量新股募集（IPO），所罗门美邦也被选定为承销商之一。这时，作为AT&T董事会成员的威尔曾暗示格鲁伯曼重新审视该公司，格鲁伯曼便将该股的评级从长期以来的“中性”上调至“买进”。2002年2月ATαT开始IPO。8个月后，格鲁伯曼又将AT&T的股票评级下调。
而威尔想让格鲁伯曼就范可谓轻而易举。十年前，也就是在1992年的美邦公司高级经纪人会议上，董事长弗兰克·扎布正在宣扬公司利润又创新高时，威尔先生插言道：“这很不错，弗兰克如果继续保持下去，你还能在这里干一年”。
威尔说得不是戏言，1993年6月，他罢免了弗兰克。
威尔就是靠这股狠劲获得了成功，20世纪50年代威尔在华尔街开始工作，每月只挣150美元，还要养活妻子和一个儿子。他还干过直销业务、证券公司的送信员和股票经纪人。而且，威尔也不回避自己低微的出身，在办公室最显眼的地方就挂着一幅3家合住的黄色房子照片，那是他童年的所在。
（2）
所罗门美邦不单在格鲁伯曼身上出了毛病，而且在IPO股票交易案上也引起美国国会的重视。为了招揽生意，所罗门将热门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配售给了大客户。而在互联网泡沫时代，热门IPO将以10倍甚至更高倍数超额认购，分配给客户无疑是往他们口袋里塞钱。其中，所罗门给予Worldcom首席执行长埃贝斯的热门IPO数量多达上万股，获利超过1100万美元。
现在看来，威尔没在Worldcom上占什么大便宜。2001年5月，花旗集团和其他几家公司赢得了Worldcom的118亿美元的债券业务，而参与这次债券发行的银行必须满足一项苛刻的条件，向Worldcom提供贷款。事后，花旗集团又将大部分债务转给了其他银行。
Worldcom发生会计丑闻后，那些被转嫁风险的养老基金怒不可遏，他们指控鉴于花旗集团作为贷款银行所起的作用，应该对Worldcom有所了解，却把一堆垃圾卖给了债券投资者。
与Worldcom相比，花旗在安然丑闻方面的作用更是引起人们普遍的反感。花旗采取了一种称之为“Yosemite”的交易，通过十分复杂的融资方法，让安然看起来现金充裕而非债务缠身。在花旗和摩根大通等银行的交易配合下使得安然的债务被低估了40%，同时现金还被高估了50%。
顺便一提，由于安然案，花旗集团的副董事长鲁宾也在牵连之中。这位克林顿时期财政部长金融市场威信仅次于格林斯潘的人物，在2001年秋天，他打电话给财政部副部长费希尔，建议不要立刻下调安然的信用等级，而安然是花旗最大的债权人。当然，费希尔拒绝了该建议。
威尔能否挺过接踵而来的危机，有待观察。也许我们更应该反思的是，抛弃防火墙的传统将各种金融品种业务置于一个平台的协同战略，全给我们的市场带来何种长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