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所有的人都将目光紧盯在美伊可能发生的战争细节上的时候，一幕比战争远为宏大的戏剧已经在背后拉开了帷幕：一个变化了世界正在隐约向我们走来。
的确，目前的世界已经变得比我们曾经经历过的任何时候都更加陌生。
冷战固然冷，但却意味着某种明确的秩序。两大意识形态集团虽然争吵不休，但却泾渭分明。生活在那个时代中的人们，无论你从属于那一种信仰，都可以以一种确定的方式去把握这个世界。
冷战后的十余年中，世界呈现了另外一种图景：美国式的自由资本主义席卷全球。所有的人似乎都相信了美国社会学家福山那句掷地有声地判断：历史已经终结，我们只需要在自己的家门口恭候自由、民主的到来。虽然我们并不知道到底要等多久，但却没有人怀疑过。这种对历史终结的信仰，由于经济全球化的迅猛推进而显得更加伸手可及。在这个世界绝大部分仍然在世的人们的人生经历中，国际贸易从来就没有像今天这么繁荣过，不同国家之间的交流和沟通也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频繁和密切。似乎，只要稍等片刻，我们也可以像幸运的美国人民一样，沐浴在自由、民主普世理想的阳光之下。然而且慢，让我们来回顾一下稍微久远一点的历史。
“一战”之前的很长一段时期，人类也曾经历过同样的全球化浪潮。铁路、轮船，海底电缆等新技术的勃兴，使全球贸易以及移民规模达到了有记载的高峰纪录。但是，上一次全球化的浪潮并没有按照人们期望的方式延续下来，而是换来了连续两次的世界大战。作为后来人，我们很难相信我们这个崭新的时代竟然是在某种程度上重复着历史，但数字告诉我们，在历史上，人类的确经历过自由贸易相当繁荣的时期。我们猜想，那也一定是一个乐观主义吹遍全球的时代。按照美国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萨缪尔逊的说法，1950年的全球贸易总额，尚不及1870年。这中间，隔着两次全球性的杀戮。很明显，上一次全球化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有着某种微妙的联系。有趣的是，我们竟然发现，上一次的全球化浪潮伴随着一些革命性的技术突破，而最新一次的全球化也同样具备这个特点。虽然我们有理由相信互联网等新的技术手段能使人类沟通变得更加快捷（就像上一次的轮船和电报一样），但它似乎很难穿透文明之间的隔阂和国家之间利益壁垒。目下这场引而不发的战争，加重了人们的这种忧虑。这种忧虑在2003年2月15日那场全球1000万人同时参加的反战游行中得到了充分的彰显。全球在同一时间参加同一个游行，这或许是另外一种全球化。但令人不安的是，这种全球化仅仅是反战，却并没有告诉我们应该如何避免战争。也就是说，它并没有为我们指向一个更加清晰的世界秩序。在这个意义上，这次反战仅仅表达了绝大多数人对新世界的迷茫以及这种迷茫所带来的焦虑情绪。
如果这种迷茫和焦虑仅仅体现在反战人士的身上，那么事情可能还不至于变得太槽糕。不幸的是，这种迷茫和焦虑同样体现在美国自己身上。作为对新的世界秩序负有最大责任的国家，美国焦虑和迷茫的程度甚至远远超过反战力量本身。准确的说，美国对新世界的迷茫并不是始于“911”，而是始于10多年前，即苏东体系全面崩溃的时候。当美式资本主义及自由民主理想全面凯旋之际，全新的竞争其实已经悄悄开场。这场竞争的实质是：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美国可以凭借它无与伦比的制度优势击溃苏东制度。但他凭什么击败与他具有同样制度优势的其他资本主义呢？与美国的资本主义相比，许多新近的资本主义具有更加原始的性质，因而也就具有比美国更加低廉的制度成本，更遑论福利色彩更加浓厚的其他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了。从冷战结束的那一刻起，美国已经面临着一群可怕的制度模仿者。实际上，这种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竞争，早在冷战时期就已经显露端倪。当资本主义第一个强大的模仿者——日本崛起的时候，美国以及其他老牌资本主义就已经表现出相当不适应的征兆。只不过，由于一个更加强大的意识形态对手的存在，这种竞争和冲突被淡化了，忽略了。如今，意识形态之间的战斗已经归于沉寂，战场上剩下的，就只能是资本主义自己。所以，资本主义之间的冲突将取代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成为世界冲突的新的本质。虽然从理论上看（或者在一个长期的均衡世界中），市场资本主义主要通过自由贸易所结成的国家关系，可以在长期内增进所有参与者的福利，似乎并不是一种零和游戏。但事实告诉我们，事情并不总是这样。而在全球市场逐渐变为现实的今天，我们甚至发现，事情常常不是这样。在一个有限的时间段中，世界市场总是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市场争夺所引发的冲突可能变得相当重要。换句话说，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冲突可能是零博弈的，并不是所有的国家（可能更多的表现为国家中不同的阶层）甚至不是大多数国家总是能够在这种市场制度下获得满意的福利。而且，我们并不能指望经济永远增长下去。在此之前，我们已经经历了一个非常长的经济快速增长时期，现在该是人类多一点罗马俱乐部式的悲观精神的时候了。这一新的世界图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晰的呈现在我们面前。放眼这个星球，除了几个冥顽不化因而也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挑战者之外，市场制度已经一统天下。这种世界图景，让许多人不安地回忆起一次大战之前类似情形。而美国，这个想做人类文明的领袖者，似乎并没有为这种新的竞争格局做好准备。许多人试图从自己的角度来理解美国的战争动机，以获得某种与自己世界观相一致的解释，进而达到一种认知平衡的舒适境界。但很显然，所有流行的观点都不能解释为什么美国要执意发动一场风险巨大，甚至可能引发全球分裂的战争。而站在美国自己的立场来讲，这场战争的目的似乎就显得更加模糊不清。首先，美国并不是为石油而战。在几次石油危机之后，美国的石油供应已经相当多元化，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只占到其石油消费的25％。相反，正是那些态度最暧昧不清的国家对中东石油有巨大的依赖。美国似乎犯不着糜费巨资去为他人稳定石油来源。其次，美国似乎也不是为了反恐而战。“911”之劫，虽然将美国从乐观主义的民族天性中唤醒，但无论如何，美国还没有滑入到认为处处都匿藏着恐怖主义分子的偏执狂陷阱。更何况，萨达姆虽然可能与国际恐怖主义暗通款曲，但在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严正以待的今天，他实际上很难有所作为。这一点，美国人应该看得非常清楚。换言之，美国并不需要用一场极端不受欢迎的战争来解决这个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剩下的一种可能就是：美国是为了在全球并首先在中东推销民主价值吗？没有人怀疑美国人在民主信仰方面的执着。但从美国社会中一直存在着的孤立主义传统和理性计算的角度看，这种以武力推销民主的方式不仅得不偿失，而且从来就不是太受欢迎的。要记住，反战，从来就是美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专利。总之，即便站在美国的思维中，我们也很难为这场战争找到符合逻辑的清晰解读。所以，唯一的判断只能是，美国人已经迷失。在这个陌生的新世界面前，美国人似乎正在失去为人类未来做出长远规划的能力。他们开始仅仅凭借一种模糊的意识对新的历史境遇做出应激反应。但愿，这只是一个伟大文明出现的短暂意识混乱。但清楚的是，一个曾经被认为非常荒唐的问题已经具有了现实意义：世界失去美国，人类将会怎样？这将是推动世界格局演变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因素。
的确，仅仅在半个多世纪之前，美国人依靠他们的智慧、实力以及非凡的精神感召力，为这个世界构建了一个稳定的国际秩序。也正是在这个秩序中，人类创造了历史上空前的经济繁荣。但今天，支持这个秩序的几个主要支柱已经开始动摇。北约开始分裂，联合国正在瘫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是声名狼藉。这种趋势早已存在，但眼下一场小小的战争却将它以漫画的方式巨大地凸显出来。可见，这个在二战之后建立起来的国际框架在新的世界面前已经是何等的老迈和脆弱。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和伊拉克的战争只是一面镜子，它仅仅让我们看到了早已存在的趋势。打或者不打，或者打完之后的结果，都不会影响这个长期趋势的发展。至多，它可能加快或者延缓这种趋势。
最为危险的是，在美国发生意识衰退的同时，世界其他主要国家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去为这个世界找到一个新的秩序愿景。法国的反战只是出于法兰西民族对美国的一贯嫉妒心理。而德国的反战更多的则是出于自求多福，因为国内的经济麻烦已经够让他们头痛了。讽刺的是，当这些老欧洲的大哥们刚刚拉出一竿“欧洲”大旗，要与美国人分庭抗礼的时候，新欧洲的小兄弟们却不肯买帐。这只能说明，欧洲本身也是分裂的。或许，人们还可以及希望于俄罗斯和中国。不过，他们是大国，但还远不是那种能够为人类文明提供决定性动力和方向的大国。起码在看得见的将来是这样。除了这些天天在世界舞台中央露脸的大国之外，我们不能忽视其他的小国。毕竟，一个新的世界秩序需要所有国家的参与。那么，他们在想些什么呢？就在几天前的2月27日，那位一贯喜欢标新立异的马哈蒂尔博士，乘着伊斯兰特别会议的机会，竟然以伊斯兰国家的名义发出了要对美英实施石油禁运的威胁。虽然我们并不知道这究竟是发自内心的反战，还是表达了别的什么。但我们知道的是，这位马来西亚的年迈总理一直以对主流文明的另类观点著称。当然，我们并不相信，马哈蒂尔博士真有这种能力（能够团结伊斯兰国家），但它确实表现了一种少见的自信和勇气。这种勇气和自信应该是建立在这样一种直觉上的：马哈蒂尔博士已经敏锐的察觉倒了世界旧体制的动摇。而在这个时期，正是好表现的马哈蒂尔先生的最好机会。只不过，我们已经发现，马哈蒂尔先生依然、也仅仅表现出了他惯有的另类。虽然它足够显示马哈蒂尔博士与众不同的英雄气概，但不管怎样，石油禁运只能是一个激发对立的破坏性倡议。这种充满了埋怨的情绪发泄对世界新秩序的建立丝毫没有正面价值。这只能加深我们对新世界的忧虑。
许多人出于对美国的怨恨和嫉妒，喜欢将所有反对美国的举动，都看作是一种建立世界多极秩序的努力和进展，并为此兴奋不已。但遗憾的是，这可能是一种幻觉。在我们看来，世界并非向稳定的“多极”走去，而是向更大的混乱走去。如果美国人对这个世界的承担继续以某种冲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话，那么，一个混乱的世界就会到来得更快。
世界真的开始变化了吗？是的，世界正在起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