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三大门户网站还被国人看作纳斯达克上市的国宝时，印度在纳斯达克市场上的骄傲却是Infosys软件公司。当几个门户网站股价随纳市节节下挫，一度濒临摘牌，Infosys却一路上扬，从上市时的17美元最高升至340美元，总市值达到225亿美元（目前缩水不少，市值也在100亿美元以上）——或许，这些反而更增添了国人对“红头阿三”的神秘感。出口、盈利、股价——这些神话是真的吗？或许，揣摩已经没有意义，因为，“班加罗尔们”已经来了。
班加罗尔是印度南部著名的花园城市，以风光秀丽、气候宜人而出名。近年来，班加罗尔又以其计算机软件业闻名世界，被誉为亚洲的硅谷。2001年，联合国开发署在世界新兴工业城市中将班加罗尔排名第四。
据全球最大的信息技术教育培训和提供IT解决方案的公司之一NIIT（国家信息科技学院）上海地区有关业务发言人向本刊证实：以软件教育和提供服务为主的NIIT今年也将在中国上海建立自己的软件开发中心。事实上，来自班加罗尔的NIIT不光是印度第一大教育与培训公司，亦是当地第二大IT服务公司和第三大软件出口商。其在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97年。
“目前所有在上海的印度IT企业中，我们最早接触的也是NIIT，”上海浦东软件园总经理办公室的朱国新对记者说，“通过特许经营的模式，NIIT已与上海浦东软件园培训中心取得了合作关系。”
“在上海，除了两个培训中心，我们目前已拥有12个授权中心。去年NIIT在全国的授权中心已达110个。光上海两个培训中心，去年保守营业额统计在500万人民币以上。”NIIT如是说。
或许抹上强烈印度特色的这些以“软件蓝领摇篮”著称的培训机构的渗入正是“班加罗尔”神话得以在中国延续的最大资本。只不过，先期到达的巨头们都不约而同把正式的基地放在上海。

来淘金的班加罗尔先遣部队
北京毋庸置疑是中国软件业的中心，近几年超过三分之一的软件生产以及三分之二的软件出口都来自北京。北京拥有700多家软件企业。中国境内一半左右的高级软件专业人员在北京居住和工作。
中国境内另外一个软件中心是上海，这里的软件业正以每年超过30%的速度增长。《中国日报》预计到2005年上海的软件工业产值可达36亿美元，出口将在5到6亿美元之间。但是，无论是北京还是上海，软件业的发达程度都无法与印度的班加罗尔相提并论。
根据印度“软件和服务企业国家协会”的数据，中国软件业年出口额为60万美元，而印度为62亿美元，预计在2008年将增长到500亿美元。到2007年，软件业将成为对印度GDP贡献最大的产业。而来自班加罗尔的三大巨头：塔塔咨询服务公司（Tata Consulting Software）、萨蒂扬（Satyam）、信息系统科技公司（Infosys）的年产值合起来占据印度软件工业生产总值的40％以上。
“上海浦东软件园的确给出了很多优惠政策。比如，在中关村的写字楼价格是每天5元/平米，而上海则给出每月30元/平米的价格。当然，建设成本只是一方面的考虑，公司还将以客户的需求为第一标准。良好的商务环境，人才的供给能力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完成选址工作的TCS亚太区总裁吉瑞佳·庞德去年年中在北京说这番话时，显得意犹未尽。
“事实上，浦东软件园对所有入驻的IT企业给出的优惠政策都是一致的。”朱国新说，“包括去年已在软件园正式设立全资分公司的TCS、萨蒂扬。而Infosys在园区内设立分支机构已是早晚的事。不过，由于其目前的想法是只设立办事处而不是分公司，这与我国相关纳税方面的政策不符，拖延了入驻的进度。为此事宜，Infosys正在通过上层游说中。除了这些巨头，ZenStar和Pentasoft这类有特色的中型IT企业也在上海建立了办事处。”
在素与园区内IT企业打交道的朱国新眼里：大多印度企业的低调风格与看惯了的欧美企业迥然不同。即便在公开场合也显得谨慎有余，日常出行更是带着些许神秘。TCS的一位上海子公司联络小姐甚至以不便向外界透露公司地址为由，不太友好的挂断电话。而不是水泥墙壁上粘贴着塔塔的宣传纸张，你决料不到蜗居在浦东软件园一号楼5楼，一扇只容单人出入的门框里的竟是来自班加罗尔，拥有2.2万名软件员工的TCS上海公司。
显然，眼睛能看到的永远只是表面。至少在印度人眼里，以钢铁起家的塔塔集团是当之无愧的巨头。塔塔财团是当今印度的第一大财团，也是印度最老的财团。眼下，它共拥有95家公司，涉及钢铁、汽车、机械、电力、纺织、化学、食品、家用电器、电子设备、计算机、石油开采、渔业、银行、投资公司、印刷出版、原子能研究等领域。20世纪90年代中期，塔塔总资产就占印度国民生产总值的2％。
作为旗下子公司，塔塔咨询服务公司已确立了在印度软件业巨无霸的地位。对产品质量的严格掌控使其13个部门达到了全球权威的软件成熟度认证——SEI－CMM最高级别5级标准。
不过，TCS在上海的“门面”显然与这个同时也是亚洲最大的软件服务咨询公司的身份不符。据本刊了解，TCS计划投资于中国上海子公司的金额在300万-500万美元。按总部思路，TCS在中国的构架由上海、北京、杭州三部分组成。
在沪成立的塔塔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作为TCS在华运营的总部。TCS将在此建立研发与演示实验室，以便与当地的著名学府开展技术方面的合作。TCS在北京的分支机构将执行市场营销、公共关系、客户联络等职能，并且为中国东北及西北地区的客户提供支持。在杭州，TCS也将建立研发中心，以便为国内及国际市场提供服务支持。
“以如此宏伟的目标，这些钱最多是试探性的，要大规模开展业务他们目前根本没有可能性。” 一位在印度软件企业工作过的中国人把他的经验与大家分享，“包括TCS在内的印度软件企业最擅长的就是‘分工协作、软件开发流程化’”。
“印度的软件开发管理的特点是流程重于项目，流程管理人员独立于研发部门，专门检查研发部门的开发流程是不是按照既定流程走，如果流程不对，项目肯定就此停止。另外，所谓的项目经理一般都是从编码人员升上来的，至少有四年以上的经验，而公司所有的东西（包括草稿）都有文档，其详细文档要求达到只有这个文档就可以编码的程度。”
“于是，印度软件公司开发出来的软件整个体系架构非常清晰，而且相当稳定。打开具体的代码一看，拖沓冗长，水平不咋样。因为，印度企业不是靠一两个软件英雄搞研发，而是靠一大批软件技术人员的分工协作。所以，他们必须注重标准化，注重开发的流程管理，以与国际接口。”
这个流程催生出了“软件蓝领”这一具有班加罗尔特色的词汇。
事实上，在用友具有丰富IT跨国企业经验的现任总裁何经华看来，为什么印度的“软件蓝领”可以做得起来？有一个非印度的因素，就是硅谷。
硅谷发展软件行业的流程已经非常的明确。它很可以地把它整个软件研发的某一个流程切出来丢到印度去做，完了做回来再拿回来“兜”上，如果软件研发的流程不是那么规范化是根本“切”不出去的。
正是凭借印度巨大的技术人才库（这些人工资低、水平高、而且会讲英语），像通用电器和花旗银行等跨国公司在当地搞起了软件代码编写业务。90年代以来，班加罗尔又吸引了大量的后台服务中心，以处理从美国个人电脑购买者的帐单查询到信用卡申请等各种业务。
基本上，大部分印度IT企业一直在做全球技术“食物链”较低端的活，显然，这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解释“班加罗尔们”为何低调入驻上海。
“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为我们的本地客户服务，”萨蒂扬总裁拉马林格.拉珠专程来沪宣布其上海分公司启动时表示。
“过去不得不派人专程过来或是为中国公司的员工专门培训来为这些在中国的客户服务。在上海的分公司成立后，客户要能马上享受到与国外同样的服务。”无论是在上海投资300—500万美金的TCS或是投资1000万美金的萨蒂扬高层的第一意识都是相同的。
接下来，便是要挖掘蕴藏在这里的巨大商业机会。制造业、银行、电信、保险领域被“班加罗尔们”列作为本地业务重点。推广产品和寻求与中国IT公司的合作是达到目标的重要步骤。而中国在硬件方面的优势足以吸引印度的软件工程师参与其中软件部分的设计。
“这样的合作是十分必要而现实的。”TCS亚太区总裁庞德坚信，“中印两国在软、硬件方面的互补优势非常适合两国的IT公司进行合作。”
印度驻华使馆商务处给出的口径是：“目前，已经有15家印度软件公司在中国设立了办事处，或与中国的IT 企业进行合作。实际上印度国内一半以上的软件公司都有此想法。预计4、5年后，这个数字至少将达到50家。”
以此来看，2002年在上海掀起喧哗的NIIT、TCS、Satyam、Infosys不过是前来淘金的先遣部队。雄心勃勃的班加罗尔“软件蓝领”大部队若隐若现。

下一个“软件蓝领”基地在上海？
“印度人以Y2K（千年虫）解决方案为开端，继之以软件外包服务。像InfoSys、Satyam、Wipro这样的公司现在不仅是印度，而且是纽约投资者的宠爱。”一位跨国机构基金经理这样评价。
不过，最近几年来自中国的强大规模效应已经让班加罗尔的IT巨头们有些头疼了。中国公司生产的廉价电视机、玩具和其它产品如潮水般涌入印度，给数以千计的印度公司带来很大压力。“中国人超过了我们。在大规模生产方面我们无法与中国抗衡。”《商业周刊》采访一位原先以生产抗生素获得高额利润如今却停产的印度商人说。
如今，不光在一些廉价商品上，中国人已经瞄准了印度一直领先的软件业。
即使中国的官方计划——软件出口在2005年将达到15亿美元而印度的计划是230亿美元——根本无法与印度抗衡，但清醒的“班加罗尔们”基本对这些数据优势不屑一顾：现在还不是印度企业庆祝的时候。中国对印度软件业没有威胁的言论只对印度软件公司的股价有所帮助。
现实确实是残酷的。一两年前，印度企业对美国公司的人工报价还是每小时75到90美元，现在已经跌到了6到9美元。而来自美国的订单在印度软件业产值中的份额已超过60％。
中国企业很快将采取类似措施，把价格降到每小时3美元，这将使印度企业大放血。一位在上海的软件业人士称。
事实上，911以及2001年起美国经济增长持续放缓使得绝大部分美国企业对IT需求停滞不前。印度软件业预计今年的发展速度估计为20%，与早些时候100%以上的增长速度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一名观察家表示：“甚至钢铁业也取得了20%的增长速度。”
至少在外包业务上，缔造印度软件神话的班加罗尔IT巨头们正受到了来自市场供给与需求的双重夹击。
既然无法打败他，就要去融入。以汇聚跨国投资金额及跨国公司数量著称的上海无疑班加罗尔们进军中国、实施跨国战略的一个战略高点。
《华尔街日报》分析这一现象时称，印度软件公司进入中国看中的是人力成本和特定的语言文化优势。显然，这一语言优势并非是指针对英语国家的优势，而是指面向日韩等东亚国家。
事实上，中国企业软件出口很大程度上是针对日韩的。资料显示，中软每年有七八百万的出口数额中，有80%以上都是来自于日项目；东软每年也有800万左右的对日出口。中国软件企业取得这些成绩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地缘优势。
不过，先于中国列入跨国巨头的印度软件企业在日本市场上较之其在中国更为激进。比如，维普罗（Wipro）2年前就有150个会说日语的工程师；同时，他和TCS已与日本三菱的IT业务子公司ITF共同合作了1年半。业务领域集中在电子商务，共同提供系统解决方案、系统集成（SI）等服务。预计到2003年，其年业务量将达30亿日元。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尽管眼下这段时期对硅谷来说或许是灰暗萧瑟的，但在班加罗尔各地正掀起一股研发试验室建筑热。《商业周刊》评论说，这股新的投资浪潮正在急速地把印度推向全球技术“食物链”中的较高环节。包括INTEL在内的美国公司是这股新浪潮的主导者。他们正在把班加罗尔变成一个真正的研发战略基地，而不仅仅是“平淡无味的苦力”基地。
所有这些意味着“班加罗尔们”把产业链下游在未来数年内逐步移至中国，特别是被他们的大客户——美欧日的跨国公司日益看重的上海是大势所趋。
尽管“软件蓝领”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提高当地软件水平，包括上海、北京的业内观点并不统一，但不管怎样，中国“软件蓝领”的缺口是巨大的。在印度，超过1000人的软件公司有上百家，前五位的公司基本只做软件开发，员工人数都在5000人以上。InfoSys六年前有三四百人，只用了五六年的时间就发展到了接近一万人。TCS的员工人数达2.2万。
好在信息教育、培训是像NIIT等印度巨头们一项最擅长的。“包括微软的工程师每年都要接受NIIT培训师的指导。”？？？说。
按照印度的教学法，培训课上传统的BASIC、PASCAL教学已经不存在了，学员直接学习C++，包括大量使用的网络软件学习，针对性、应用性非常强。经过这样的教育和培训，任何人都可以具备编程能力。而这个教育的优点是起点低，针对性强，可以为企业有效地降低软件编程人员的成本。
据？？？介绍，与中国的学历教育、短期的培训课程班不同，NIIT采用的独特培训方法是即用基于榜样的学习方法（MCLA方法）。MCLA是在专家引导下的独立解决实际问题的科学学习方法。整个学习是由许多小的教学循环组成。每个教学循环中首先是提出一个由IT行业或工业界提出的实际问题，然后由专家（也就是教师）系统地用他的推理和计划编制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对生提出类似的另一个实际问题，学生可以参照专家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这是在专家指导下的实践。最后学生必须将所有这些知识综合地用到解决一个新的实际问题上，而且由学生自己独立完成。这就是无指导下的实践。
以NIIT推出的CNIIT课程为例，它要求学员用一年全日制时间学完所有课程，快速成长，所学计算机专业课课时超出大学本科四年学生所学的专业课课时；更为重要的是，它的课程设计来源于每年世界各大软件公司反馈出来的技能需求，年年更新，时时针对市场，学成后学员可以掌握世界先进的电子商务和互联网技术，并享有职业安置服务。学生不需计算机专业背景，也没有年龄限制，目标人群主要是高中、高校学生和IT从业人员。
事实上，对于发展“软件蓝领，不能提高当地软件业的水平”的说法，部分本地业内人士亦有不同看法。
除了能够批量生产合格的“软件蓝领”，班加罗尔更拥有很多十年以上经验的工程师，以及一些从美国回国的高级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这是一个人力资源结构的问题。固然有些软件是需要一两个软件高手来编程的，但是大多数软件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需要更多的就是“软件蓝领”。印度正是因为有了大量的基础技术人才，才使其在过去的10年发展中后来居上。
当然比较而言，中国同样后来居上的过程会有不小的困难：语言是一个天然劣势，尽管像上海这些发达地区的英语水平进步很快，但是其流利程度还无法与印度相比；组织能力也是进一步发展的一大障碍。麦肯锡咨询公司经理帕金斯表示：“如果看单个程序员，中国人与印度人一样出色。但是中国人不懂得如何象印度人那样对复杂工程进行管理。”
但这一两年来，许许多多因素已被印度人看作是同上海——类似的中国发达城市竞争的噩耗。
中国已经加入了WTO；上海申办世博成功，这里所有的年轻人都把学习英语放在优先地位；中国的成本优势不断从印度拉走高端业务，进而为中国的工程师们丰富了经验，为今后提升在价值链上的位置作好准备。这还不包括中国在基础设施方面有很大的竞争优势，包括通信和PC数量。目前，中国的PC数量为1630万台，而印度只有640万。中国有1.65亿手机用户，而印度只有600万。
或许，在萨蒂扬上海分公司成立的新闻发布会上，一位法新社女记者的问题刺中一群印度人的心病。“印度软件业把开发中心设到中国，你们是否觉得这很冒险？”
或许，在印度国内一片中国威胁论下，“班加罗尔们”对市场未有充分了解前，在这里只想保住已有的项目。
“一旦踏上这片土地，事情并不像想像的那么简单。他们需要时间学习了解中国的关系学。在中国商务环境中，人为因素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一位本地资深业内人士评述。
浦东软件园总经理办公室朱国新说：“印度企业可能无法很快获得盈利，但是建立长期联系将有很多好处。印度软件业将在更广泛市场中赢得关注，上海软件人力资源水平亦将随之提升。
或许所有这些正是班加罗尔的IT巨头们主动撩下面纱，来这里务实交易的本质。

（图例：1.印度象、中国龙互相争斗（漫画） 2. 2002年初中国总理朱鎔基访问印度NIIT总部 3.TCS上海分公司，一扇房门只容单人出入 4. 浦东软件园外景照 5.印度IT软件及服务公司产值排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