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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拉动走向何方——2004年经济政策评析
资本市场－－谢望波
　　2004年是中国经济形势、经济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的一年，一面是经济指标数据快速攀升并且高企，另一面是经济政策转向紧缩，转眼间，前两年风头正劲的财政部长金人庆悄然退出媒体的“暴风眼”，而央行行长周小川立时成了媒体的“红人”。

经济形势与预警指标

　　经过多年来的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2001年GDP由平稳转向抬头，毫无疑问，中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的“景气循环”。
　　从2001年开始，国家统计局沿用国际通用做法，导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作为反映经济形势的指标。自此，CPI与GDP一样，成了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和经济理论界最重视的风向标。CPI在连续多年下降后， 2002、2003年基本保持稳定（2003年1.2%，有点翘尾）， 2004年上半年出现陡升，连续突破3%和5%，让经济政策制定者和经济理论界措手不及。
　　从统计社会商品、服务的“综合价格指数”来看，我国现行的CPI还只能算是其中的一个“先行指标”，它既不包括生产资料价格，也不包括房地产价格和有价证券价格。在2002、2003、2004年度，正是房地产、原材料、能源、动力的价格的快速上涨，大大刺激了固定资产投资，而此间CPI被认为 “变化不大”。到2004年7、8月，CPI急速上涨突破5%的警戒线，被解释成是“由于连续4年粮食减产导致粮价攀升造成的”——这似乎有将农业与其他产业隔离、相互不发生成本传递的意味。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在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中也许是适用的，因为它可以反映社会最终实现的有效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关系。而中国是一个被投资增长拉动的“追赶型”市场经济体系，需求对价格的影响被投资的资产化过程所左右，对居民消费价格的影响是间接、滞后和积蓄性的，在反映有效需求与供给的关系中，中国的CPI有以点代面的嫌疑，而投资的资本化过程是中国经济中最活跃的部分。因此，中国现行的CPI的预警功能，相对于整个经济形势，存在着系统性的失真。
　　然而，对于政府而言，现行CPI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稳定，即能反映国民“安居乐业”，因此，这种统计属于“政府用途”的统计——谁能说经济统计不是经济政策的“一部分”呢？这促使我们有必要考量国家统计的服务对象。
　　即便如此，我们目前还只能使用这些数据。

结构性环境

　　虽然中国已经走出了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了公有经济主体与非公经济主体并存的市场化多元格局，但中国经济是“政府主导型”经济却是不争的事实。政府主导型经济的特点，就是社会总需求中包含大量的政府积极“创造的需求”。从中国半个世纪来宏观经济运行的经验来看，几次大规模经济总量的增长，几乎都属投资拉动型，其实质也就是政府财政、货币的扩张。而每次扩张的背后，都逃脱不了连绵几年的吸收、消化的艰难过程，由此看来，中国经济属于“反刍式增长”，张弛往复所得到的就是一种被理论界称为“结构性矛盾”的东西。而这个“结构性矛盾”反过来迫使中国经济必须要维持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以舒缓被累积的、由经济结构错位引起的各种主体利益间的矛盾。虽然，各种经济体系下的政府经济行为都会“创造”需求，但任何需求最终是要被居民的需求转化为“有效需求”的。因此，政府 “创造的需求”是否能转化成为“有效需求”，应该是宏观经济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
　　经济“结构性矛盾”是由经济结构性环境所决定的。
　　从2004年乃至本次经济景气循环的经济政策特点来看，经济结构性环境的构成要素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主导经济走向的三大政策同向，经济政策前瞻性差，行政调节手段生硬
　　管理中国宏观经济的有三个部门，即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于是，中国经济体系中出现了产业、财政和货币三大经济政策,统称“宏观调控”。由于“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三家的政策往往是“同生死、共进退”，相互配套，彼此放大效力，却没有出现三者之间“同目标的制衡” 关系——因为它们都是政府实现其经济目标的工具，是“一家人”。
　　所谓“同目标的制衡”关系，是由于产业政策的职责是优化资源配置，财政政策的职责是保障充分就业，货币政策的职责是保障币值的相对稳定，三者目标并非完全一致。虽然三者都必须促进经济增长，但它们在决策、执行时机、操作手段、传递渠道和执行效力等方面都有着巨大的差异，在问责上也不尽相同。因此，在一个经济景气循环中，它们会相对独立地运行，并形成因目标、职责差异而制衡的关系，制约其中任何一方政策性的冒进，对经济成长形成连贯、绵密调控。如果把三大政策“拧成一股绳”，那中国的经济就要走在这一根“钢丝绳”上。
　　2004年二季度，当CPI突破3%、固定资产投资增幅突破40%时，很多领域已经由“过热”变成了“烫手”，当CPI突破5%时，“软着陆”成了热烈的期盼。于是，宏观调控出台,紧缩政策迭出，经济整治的方面也是“捷报频传”。到8月，发改委公告说它砍了7万多个项目，取消了上千个各色“园区”，成绩当然是突出的。
　　经济界、媒体更关注的是央行的货币政策，因为历次景气循环，都是财政政策欢天喜地地打头阵，货币政策冷若冰霜地收尾（这就是周小川目前 “走红”的原因）。从2004年3月开始，央行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主要有再次提高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发行央行票据、通过行政手段约束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提高商业银行的贷款风险控制力度、实行行业差异性发放贷款等等，到8月，央行公布的货币供应增长量由年初的 19%迅速下降，M2降到了13%，M1降到了15%，以期实现“年度货币供应增长控制在17%的目标水平”。成绩也是突出的。
　　以上成绩的取得，除去财政减少国债发行、央行提高银行准备金率、发行央行票据外，其他产业、货币政策都属于行政手段，而且行政手段的实际力度是其中最大的。期间，税收工具、基准利率都没有适时、相应地调整。到2004年三季度，当CPI继续高企不下时，实际存贷利率与CPI倒挂9个月，而利率调整的最佳时机已经错过。到9月，为了“软着陆”，提高利率就必须放松银根，央行在短期政策与中长期政策之间面临“两难”的选择——在CPI节节攀升的催促下，央行习惯性地、也是别无选择地下出了先行政、后货币的“行棋次序”。
　　但是，调整经济活动中的“交易成本”才是调节经济的核心措施，也是终极手段。行政手段调节宏观经济属于“隔山打牛”式的“武林绝学”，也许由于CPI的失真而错失时机，也许这次调整税率、利率牵涉面甚宽而难度非常大，但政策制定者的考虑是：调整交易成本不如行政手段那样立竿见影，“不那么痛快”。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行政手段调控经济方向的突兀、非连续，经济政策制定、执行没有“提前量”。矫枉过正总会让不少项目就像“不赶季”的果子一样挂在枝头，比外露的螺纹钢还要坚硬,比如贷款300亿、“项目经营良好”的德隆集团。
　　二是政府创造的需求向有效需求转化率过低
　　有效需求是由国内、外市场对一个经济体系产生的需求。由于中国进出口贸易日渐平衡，本次经济景气循环从“扩大内需”开始。
　　为了扭转多年的通货紧缩局面，推动经济重新进入景气循环，扩张的财政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再次推动投资快速增长。从最近5年的统计来看，我国的GDP增长速度都维持在7.1—9.3%之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1999年的5.2%上升到2003年的26.7%（在2004年全面突破30%）。但这一时期居民收入和消费总量的增长却没能与投资增长同步攀升。同期，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幅维持在6.8—12.9%，远远低于同期投资增长速度。也就是说，即使有消费增长滞后于投资增长的现象，仍可以认为相当一部分投资增长所带来的新增产出是没有社会有效需求相支撑的，或者是相当一部分投资是无效投资，最终都将形成新的供给过剩、需求不足。
　　进一步而论，中国扩张的财政政策主要用于“做大做强”政府管理的国有资产的投资、补足社会/经济基础环境。且不讨论这两者的投资效益，由于就业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相关弹性系数下降（从20世纪80年代的0.32下降到现在的0.10），居民不能（或者较少）直接参与其间的投资、管理和利益分配，也就是说，居民从政府扩张的财政政策中不能获得直接利益（个人收入的增长），怎能催生出其扩大的需求呢？由于居民中远期就业和收入安全感差，居民生活社会保障力低，迫使居民倾向于高储蓄。又由于消费信贷的支撑环境差，且占整个信贷总量的比重小，即使银行把存款利率降到零，居民通过消费信贷所能享受到的利益仍非常有限。当“攒钱买大件”依然是现阶段中国居民的主流消费方式时，“扩大内需”就难以落实。
　　另一方面与吏治有关。官员的政绩与“经济成就”是挂钩的，而利益取向的差异、行政责任与经济责任的分治，煽动了地方官员主导经济的热情，使其成为投资拉动GDP增长的有力拥趸。“形象工程”、“世纪工程”、各种 “园区”成为吏治体系的产物。由于产业许可、地方税费、公用事业、土地、国有企业都操纵在政府手中，甚至不少非公经济都为政府所左右，官员可以透过种种“渠道”放大经济政策操作的效果，快速形成“政绩”。即便“越轨”，项目也已成既定事实，只有事后追认。项目做死了，那也属于“宏观调控的后果”。至于能否转化为有效需求、产生中长期经济效益，则不是任内所能度量的，与其仕途无关。这种只得利、没有责任的美差，地方经济主管怎么会不“身先士卒，放手一搏”？
　　三是经济成长的综合成本高
　　在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中，经济体系会自动调节生产要素、经济资源的匹配。而作为“追赶型”经济体系，中国长期以来依靠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依靠行政手段来调节生产要素、经济资源的分配，高投入、高材耗、高能耗导致经济成长综合成本高昂。
　　中国经济结构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企业的高负债率，国内企业经营规模扩张，不是依赖自有资本而是“分享”扩张的货币政策，也就是说充分利用了银行贷款。在短期负债面前，企业只能恶性追求数量上的膨胀，商业风险自然转嫁到银行身上。而中国现行的企业会计制度，由于对固定资产、库存、投资、应收帐减值准备不充分，虚增了资产和账面利润，降低了实际资产负债率，纵容了企业进行高负债运行，使得整个经济体系处于高风险状态之下。
　　在非连续性经济政策体系下，在行政调控经济面前，通过往来负债关系，企业——包括非公企业——呈现出俱荣共损的局面。荣的时候大干快上抢项目，损的时候死拖硬扛赖银行。“做大了死不了”成为企业界的共识，不少企业摆出了一副“你不出政策救我，我就死给你看”的泼皮架势，而经济资源的中心体——银行又不能代整个社会来承受这样的风险，反过来迫使经济政策调整，迫使经济重新走上“快速增长”的道路，用经济总量膨胀来反刍消化太多的“投资递延”、“库存递延”、“应收帐递延”和“供给递延”，而当期已发生的投入、材耗、能耗和自然资源损失，都成为“投资拉动”的牺牲品，计入经济成长的综合“沉默成本”。
　　——每次经济政策的“救死扶伤”都纵容了经济成长依赖的习性。
　　四是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的环境下，经济体制深入改造的社会成本过高
　　从就业看，年均增长8%的速度带来的是年均新增就业岗位800万个左右，相对与7.51亿总劳动力人口和1.77亿待就业人口，只是杯水车薪，而统计的城镇失业率却在增长（由1999年的3.1%上升到2003年的4.3%），它降低了居民对长期就业的信心，抑制了居民中远期收入预期。就业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相关弹性系数下降，反映出经济成长已经不再是实现充分就业的必然基础。而没有充分就业，有效需求的增长就难以实现。
　　由于近10年来农民从农业中不能获得收入增长，农村对人口和劳动力的吸蓄作用日益下降。虽然城镇化进程有利于提高全民生活质量、推动农业集约化经营、提高土地利用率等诸多优势，但城镇是否具备承纳大量农业人口和劳动力的能力将成为这项政策成败的关键，城镇失业率的攀升使原本分散的各种社会、经济矛盾逐渐集中，其爆发的力度大大强化了。
　　中国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时间比较短，社会保障环节薄弱已经成为社会、经济安全的重大隐患。社保基金的总资产即使仅服务于城镇人口，也只能用“稀薄”来描述。其他在公共教育、医疗保障、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巨大缺口，导致居民对于自身利益无保障的“经济成长”只能袖手旁观，像安徽小岗村民那样自发改革经济体制的现象，在当下已经不可能重现。
　　据统计，从1999年到2003年，中国的基尼系数逐步加大，反映出在本次经济景气循环中少数人获得了经济成长的大部分成果。基尼系数加大，是调整个人收入税赋的时机，但我国的个人所得税率在过去10年中，只在 2004年调整了的起征点，在对个人资产获利方面，开征了针对低收入阶层的利息税，却没有适时调整个人经营性资产获利的税赋，鼓励个人投资和慈善捐赠的税收政策也迟迟没有出台。
　　社会、经济矛盾的加剧，将使经济体制深入的改造成本大幅度提高。
　　综上所述，“投资拉动型的经济成长”模式发挥了“政府主导经济”的优势，也培育了“经济结构性矛盾”的生存环境。

相关的思考

　　现在还不能说本次经济景气循环已经结束，至少我们对“软着陆”还有着殷切的期盼。到公布9月的统计数据，CPI增长为5.2%，环比下降0.1% （据称是因为秋粮上市），而生产资料的价格依然保持刚性，甚至又重新抬头的迹象，包括钢材、铝材等重新攀上价格高点，而下游的消费品价格，尤其是前几年大打“价格战”耐用消费品在成本传递下已经不堪等待，选择了集体提价。显然，生产资料价格、商品出厂价格与居民消费品价格之间的走势，出现了背离。
　　——扳倒了葫芦瓢又起。那么，宏观调控应该调控哪一个呢？到2004年 10月29日，央行终于选择了加息，而主流媒体的评述是“经济调节手段是宏观调控的重要补充”——本末倒置。
　　看来，中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已经习惯了包含行政色彩的“宏观调控”。 20多年的改革开放，尽管经济起起伏伏，但中国还是有幸避免了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宏观调控是起到了重要作用的，至少宏观调控消除了恐慌心理（恐慌心理是重大经济危机的根源）。正如“投资拉动型的经济成长”模式，既发挥了“政府主导经济”的优势，也培育了“经济结构性矛盾”的生存环境。但这并不意味着宏观调控和投资拉动能消除潜在的危机和形成危机的要素，相反，行政性经济管理政策是导致危机要素形成的重要起因，并且导致了经济成长对“宏观调控”形成了严重的依赖、对投资拉动永远的吮吸。当危机的要素积攒到一定的量值，终将发生“质变”而触发经济结构性矛盾的全面爆发。
　　回到经济政策的制定上来。
　　宏观经济研究的和政策制定的前提是真实、完整、连续的经济统计。目前中国只有一家机构发布全国性统计数据，而当基层、民间甚至理论界对 “统计”莫衷一是的时候，不能产生“伟大的”宏观经济学家也就不足为怪了。经过四分之一世纪的改革，中国经济迫切需要符合现阶段中国特点的中长期宏观经济理论，依据国际成熟市场经济的理论在指导现阶段中国经济的发展，总会在中国特定的经济环境下失效。但需要指出的是，微观经济理论可以试点，宏观经济理论不可能试点，因为宏观经济试点失败的成本，是国民“不能承受之重”。
　　对于宏观经济管理，我国需要政府和“非政府官方机构”参与其中，这些“非政府官方机构”可能包括统计、审计与中央银行等，以实现经济政策的连续、平稳和制衡关系。我国在宪政上已经平稳实现了分权制衡的结构，预计在国民经济管理上，也会形成“有效的突破”。（作者系曼图鸿业有限公司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