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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市正在离我们而去
专栏--袁剑
戈多迟迟不来,却来了一个男孩,他送来口信说:“戈多今晚不来,明晚准来!”
第二天,小孩又来传话:他说“戈多今晚不来,明晚准来!”
然而,戈多始终没有出现。
这是荒诞剧“等待戈多”中的一个镜头,用来描述今天证券市场中投资者苦苦等待利好的情形,可能再恰当不过了。这种等待,在上周五也就是4月1日那天大盘拉出大阳线之后,达到了一种酷似的地步。
大盘拉出大阳线之后,互联网上即传出了一份有鼻子有眼的所谓“会议精神”,说是温家宝总理召开六部委会议,并专门为股市作出了重大的决定云云。结果,人们开始等待所谓的重大利好。
星期六,人们屏息以待,但利好没有来。于是有人传说:利好周六不来,周日一定来。
星期天,人们继续等待,但利好还是没有来。又有人传说,利好今天不来,明天一定来。周一,人们等来的不是利好,而是一根让人失望的大阴线。但人们依然在等待。
证券市场一直就是一个充满等待和期望的地方。当人们对自己的理性能力终于绝望之后,政府以及政府的政策就成为个人之外人类理性能力惟一可能的来源,或者干脆说,是一种人们可以寄托、可以依靠的理性力量的替代品。这大致是人们总是翘首等待政策利好之后的心理机制。在有着悠久政府崇拜传统的中国,这个心理机制格外强大。在其他资本市场,投资者等待的可能是利率、就业数据之类的东西,但在中国,人们总是一如既往、不辞疲惫地等待着政策利好。在这背后隐藏着这样一个普遍的假设:即存在一张可以让证券市场一夜之间振兴一新的神秘处方,而政府就是掌握这剂灵丹妙药的人。然而,这可能只是“等待戈多”在证券市场中的一种荒诞翻版。
事实上,对于历经了四年熊市、灾难深重的中国证券市场来说,这剂可以望梅止渴的灵丹妙药,可能只是想象中的“戈多”。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恐怕都拿不出这样一套包治百病的方案来。有趣的是,这种思维在学者尤其是经济学家那里,比在普通人群当中还要根深蒂固。他们普遍相信,存在着这样一套屠龙之技,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于是,股市越是下跌,类似献宝活动的向政府的荐言就越是热闹。这也难怪,学智和经济学家都是靠“见解”和“理性思维能力”吃饭的。当然,对于这种对理性能力毫无警惕的信任,称之为理性的愚顽可能更为合适。
张志雄先生在给我的《中国证券市场批判》做书评的时候,曾经恭维我“批判”得非常深刻,但也含蓄地批评我没有给出医治中国证券市场的药方。但“非不为也,是不能也”,不是我不愿意提出一些治病救人的药方,而是我实在看不到这样的药方。
所谓的“股权分置”问题现在是被炒得最为热闹得一个话题,因此,这方面的荐言也就特别多。据说,各方面提出的解决股权分置问题的方案已经有800个之多,许多人还为谁的方案最优而争吵得面红耳赤。似乎谁的方案被采纳,谁就成就了中国证券市场的下一个牛市,谁就是中国证券市场新时代的“救世主”。股权分置固然是中国证券市场一个痼疾,但若是将它与牛市联系起来,就非常荒谬了。早在四年之前,我就曾经撰写过长文,为解决股权分置问题大声疾呼,但我当时就认为,而且现在越来越认为,解决股权分置并不是点石成金的“魔法”。它可以为未来可能的牛市打下重要的基础,但决不等同于牛市。解决股权分置很重要,但如果将其与牛市等同起来,我们注定会失望的。
同样的谬误也出现在关于平准基金的问题上。关于平准基金的问题,并没有所谓绝对正确的标准。美国没有平准基金,但中国台湾地区有,美国政府不干预证券市场,但同是英式资本主义的中国香港就干预。所以,关键的问题可能不在于这里面有没有惟一正确的所谓国际惯例,而在于,平准基金的设立究竟能够为我们这个市场带来什么?关于平准基金,大家都比较认可的一个原则可能是,政府应该在市场出现非理性波动的时候入市干预。但市场怎样算是处于“非理性波动”,恐怕就是一个众说纷纭的事情了。你说1200点已经是非理性超跌状态,其他人可能认为1000点才算正常。当然,我们大致可以为市场决定一个非理性区间。但你无论如何不能指望平准基金在2000点的时候也进场扫货吧。实际上,这种心态才是隐藏在平准基金背后的真实想法。希望以政府的强大的实力参与市场,从而营造一个人造牛市,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想法。“5·19”到今天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已经见证了这种悲剧。我们可以指望平准基金熨平市场的非理性波动,但你绝不能指望它一蹴而就,为市场营造一个牛市。坦率地说,以政府的现有的财力和智慧,都不会允许出现一个散财童子式的平准基金。平准基金可以救市,但却不可能造市。
在某些人眼里,提高上司公司质量也具有股权分置同样的神奇作用。很多人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搞好中国证券市场的关键在于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上市公司质量当然重要,当然是一个健康的证券市场的基础,但上市公司的质量是说提高就能提高的吗?虽然不是中国所有的好公司都已经上市,但中国现有的上市公司代表了中国公司的最高水平,应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就是中国现有公司的客观基础。你总不能指望在中国突然就长出众多微软、IBM这样的公司吧。从本质上说,一个国家公司的整体水平反映的是一个国家整体文明的进化程度。中国整个社会文明就是这个水平,你怎么能指望公司水平脱离于社会文明的整体水平而获得单独的进步呢?而如果像某些人那样将“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希望寄托于政府的某项政策,那就更是荒谬透顶了。在中国,经济学家众口一词、言之凿凿的所谓“公司治理结构”,也被赋予了同样的想象。有什么样的基础,盖什么样的房子,脱离基础去盖一幢哪怕再漂亮的房子,终究只能是幻觉。
讲了这么多,实际上只有一个意思,那就是,不要相信有什么灵丹妙药可以让中国证券市场一夜之间旧貌换新颜。证券市场是一个嵌入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中的市场,它的变化与演进与这些外部环境的演进及变化密不可分。可幸的是,证券市场是目前中国舆论环境最好的领域,也是被批判得最透彻因而也是问题被看得最清楚的领域。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认为证券市场是中国最为健康的领域。这绝非出自某种庸俗辩证法的自我安慰,而是我们的确已经看到的清晰迹象。最重要的一个迹象是,政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看到了中国资本市场在整个金融体系中的作用,由于中国经济对银行体系高度依赖所形成的巨大金融风险,迫切需要一个健康并不断壮大的资本市场。这正是中国证券市场的最大利好。
经历了多年的熊市磨练,中国证券市场的参与各方都开始彻悟,这种彻悟实际上是中国证券市场走向健康的征兆。尤其是上市公司、券商、庄家风险的不断暴露,已经大幅度地降低了中国证券市场的整体风险,这是中国证券市场大病初愈的又一个明显迹象。就我个人的感觉而言,熊市可能正在离我们而去。
今年证券市场中最令人印象深刻也最令人琢磨不透的一句话是证监会主席尚福林说的。他说,只要各方面达成共识,今年就是证券市场的转折之年。我是相信这个结论的,虽然我的理由可能与尚主席的理由并不相同。
4月初的中国证券市场依然在历史底部气若游丝地徘徊,几乎再也没有人相信这个市场会有什么根本的转折。然而,转折可能真的在悄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