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伦敦刚刚赢得2012年奥运会举办权的第二天，G8峰会还在苏格兰“鹰谷”进行之中，从格林尼治时间7月7日早晨上班高峰开始，伦敦地铁、巴士等公共交通系统连续发生多起大爆炸，导致重大人员伤亡。

　　这一惨剧发生在人口密布的特大城市，很容易让人想起4年前更为惨烈的纽约“9·11”以及其他恐怖袭击。但当7月7日的恐怖阴影还未散去时，7月21日，伦敦再次响起爆炸声；仅两天之后，埃及沙姆沙伊赫又发生多起恶性爆炸，造成至少90人死亡，200多人受伤。

　　这些令无辜者伤亡的惨案，无疑是全球恐怖活动再度猖獗的明证。血淋淋的事实，一再警醒爱好和平与正义的积极力量：必须尽快联合起来，坚决扫除威胁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邪恶势力。

恐怖爆炸因何此起彼伏

　　很多人注意到，爆炸发生后，英国首相布莱尔立即发表了措词强硬的声明，联合国、欧盟和北约也迅速表态，谴责恐怖行为。布莱尔宣读声明时，包括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美国总统布什在内的，所有出席G8峰会的首脑都和布莱尔站在一起，充分表明全球联合反恐的坚决立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表态，明确反对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中国愿加强在反恐领域的国际合作。

　　这应当有助于打压恐怖分子的嚣张气焰，各种恐怖活动并非最近才出现，只要一天不将其彻底扫除，世界各国仍然会处于危险之中。因此，在打击恐怖活动时，各国绝不能只顾自扫门前雪而不管他人瓦上霜，那些以为只要把邪恶势力赶出去或者想方设法把恐怖主义拒于国门之外的简单手段，都不可能真正保得自己的平安。

　　灾难令人痛惜，更催人警醒。全球正义力量要有效打击恐怖主义活动，就必须真正联为一体。因此，各国政府和有关国际组织应当基于明确而共同的立场紧密协作，通过建立有效的沟通调整机制，适时采取有力的联合行动，构筑起打击恐怖主义活动的全球网络，通过强大的镇慑与有效剿灭，不断挤压恐怖分子的生存与活动空间。

　　任何邪恶势力的出现，必然都会有其滋生温床和生存空间。伦敦恐怖袭击应当敲起对全世界的警钟，这也会让人联想起G8峰会期间声势浩大的各种抗议示威活动以及每年与世界经济论坛唱对台戏的世界社会论坛。南北发展不平衡致使一些国家极度贫困以及日益剧烈的文化与宗教冲突，显然才是恐怖主义泛起的重要原因。

　　欧美因此必须正视那些导致国际关系紧张、民族或宗教矛盾激化的关键因素。英伦上下近期都在反思: 恐怖袭击究竟针对什么？尽管布莱尔坚称袭击与英国外交政策无关，但三分之二的英国人认为这与英国出兵伊拉克有关；英国伦敦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报告更明确指出，英国追随美国发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导致了恐怖袭击; 连许多英国政界人士也认为，西方国家仍未找到解决恐怖问题的有效途径，如果英国政府拒绝改弦更张，再遭恐怖袭击的几率极高，果然话音未落，伦敦爆炸袭击再次发生。

　　因此，全球反恐斗争将是长期而残酷的，要对恐怖活动釜底抽薪，尤其需要欧美各国超越经济发展水平和意识形态分歧，基于自身及全球长远利益，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坦诚协调立场和行动，真正构筑起反恐的全球统一阵线。

中国威胁论的变调重奏

　　什么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真正的威胁？这的确事关重大。

　　令人遗憾的是，在深受恐怖袭击之苦的美国，某些政界人士却顽固地戴着变色镜盯住中国。7月19日下午，在各方面议论纷纷中，美国国防部最终抛出了几度难产的《2005年中国军力报告》，这份45页的文件恶意夸大中国军费开支，大肆渲染中国军事力量，咬定中国是美国的最大威胁。《华盛顿邮报》此前更引用五角大楼一份研究报告称，能源短缺可能导致中国动武，夺取蕴藏着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别国领土，真可谓是别有用心到了极点。

　　不用多举例，大家其实都明白这是“中国威胁论”的最新翻版。但这的确容易让人联想起伊拉克战前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那份先下结论、再找证据的报告，正是那份极不客观的报告，最终将美军引入战争泥潭。而纵观亚太和全球形势，求和平、求发展、求合作是各国普遍愿望；“睦邻、安邻、富邻”早就成为中国国策。当前中美关系的主流和发展趋势尚好，继续保持这一发展势头不仅符合两国利益，也有利于亚太及全球的和平与稳定。美国政界决策者应看清时代潮流，不要固守偏见或为了军火商利益而唯恐天下不乱。

　　对此我们必须警觉，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及不断崛起，正在引发各种国际势力的无端联想。无论是中国极具竞争力的服装、打火机等商品出口，还是联想、海尔、中海油等中国企业开始的跨国收购尝试，更容易触动一些政治保守势力的敏感神经，使正常的贸易摩擦或商业行动不知不觉就与政治或外交分歧混杂在一起，将原本清晰而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比如，由于在美国遇到的阻力太大，青岛海尔退出了对美国家电企业美泰的竞购，中海油也未能赢得优尼科的“芳心”。美国参议院刚刚批准的一项修正案，还将对外资收购美国企业设立新的障碍。一位美国经济界权威人士因此感叹: “仅仅因为中国企业收购一家美国企业就感到忧心忡忡，似乎是在小题大做”。当前最应该讨论的是“美国在中国面前的巨额债务人角色，而不是对一家二流能源公司可能进行的收购”。

　　连德国《商报》等欧洲主流媒体都注意到，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越来越成为美国战略考量的支点和核心，似乎中国的崛起将伴随着美国的不断衰退。虽然布什政府仍表示，不会考虑对北京实施“遏制政策”，但一些欧洲人感叹，将主要精力过多地集中到“期待中的美中决斗”，很可能使美国政界和知识界“无法公正地看待中国的发展”。

　　这提醒我们，必须根据形势变化采取有效的应对策略。既要通过各种渠道和恰当的方式，向世界充分展示中国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诚意，更要善于按国际经贸规则，有效化解商业纠纷、积极促进互利合作，以赢得更多有远见的全球工商和政界人士的支持。

寻找中国崛起的“软肋”

　　似乎很少有人怀疑中国经济将保持快速增长，不过面对这个正在全面崛起的东方大国，海外媒体的心态非常复杂，特别是涉及中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时。

　　法国《费加罗报》在关注，中国“正在发生表面上不那么引人注目、但可能对我们不久的将来更具决定性影响的事件”：中国也许会很快成为“一个新的超级大国”，但人口增长会否突然下降、环境恶化、城市发展过快、基础设施落后、农村教育和卫生等结构性困难不容忽视，新的贸易壁垒或美元突然贬值都有可能诱发多重危机，最终令中国“功败垂成”。

　　几家美国主流媒体也开始谈论中国的“三农”问题。《纽约时报》认为，中国“贫困农民无法分享改革的成果”。特别是在加入世贸组织后，“咄咄逼人的工业化进程和狂热的消费，导致从化肥到交通在内的一切价格上涨”，自由贸易也许可以更高效地创造财富，但却无法均分成果，反而可能扩大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

　　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干脆以“中国的软肋”为题，分析中国在崛起的同时还“伴随着巨大的弱点”：多达8亿的农村人口“与中国日益增长的财富无缘，缺乏权益保障、受到腐败的地方官员盘剥、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土地侵占和污染问题、常常缺乏手段维持生存”。不过，该报并不主张拿中国这些弱点大做文章，而更担忧: 随着中国与美国经济越来越相互依赖，“对中国的一潭死水搅出的小小漩涡都有可能失去控制，并最终对世界市场产生破坏性的影响”。

　　中国经济增长的确非常依赖投资，看看当前中国情况，似乎一个“真正的消费社会”正在出现。但《日本经济新闻》认为，那些今天有钱今天花的“月光族”以及大肆挥霍的“公款消费族”都属于“不正当行为支撑中国消费的异常结构”，实际上可能显示出中国经济的危险性。目前中国的“小康族”还是少数，他们将来会否发展为多数，也许是“一个关键问题”。

　　而在美国人眼里，“整个中国社会到处都存在紧张与焦躁的迹象”。他们注意到《中国青年报》最近的一份调查结果：许多年轻人因压力太大而未老先衰，只有不到1%的人觉得没什么压力；孩子们整天忙着上课、做作业，因焦躁情绪日益加重，“青少年自杀率不断上升”。是啊，这个时代在为中国青年提供着成功的机遇的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巨大压力，很容易让人浮躁。

人民币升值带活亚洲货币

　　“固定汇率有点像打仗时拿的盾牌，不管你怎么打我都拿它顶住; 浮动汇率有点像海绵垫子，好比游击战中的‘敌进我退’……”在中国人民银行7月21日宣布完善汇率机制改革后两天，央行行长周小川23日出现在北京“2005中国银行家论坛”上。他以轻松语调和形象的比喻，主动谈论全球关注的人民币汇率改革，当天他还接受央视“焦点访谈”的采访，详述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的方针、原则、核心内容及其影响，提醒公众应积极转变思维方式，顺应汇率改革，看清并抓住长远利好。

　　根据他的解释，此次汇率机制改革的核心内容有三条：人民币不再盯住单一美元，而是参考“一篮子货币”，同时根据市场供求关系进行浮动；汇率将是浮动的且区间是合理的；作了一个初始汇率调整，即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交易价格调整为１美元兑换8.11元人民币。

　　人民币汇率调整无疑是7月底世界各大媒体的关注焦点。路透社和道琼斯通讯社均在当晚第一时间予以突出报道，并暗示这是美国方面坚持的结果，因为“人民币走强将会减少中国不断扩大的贸易顺差”。道琼斯通讯社还特别提醒道: 仅今年上半年，中国贸易顺差就接近400亿美元，超过2004年创纪录的逾3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

　　作为世界经济增长新的发动机，中国近10年来首次直接调整人民币汇率，当然会对全球经济带来深远的影响。7月21日晚，美、英、日、德及韩国、马来西亚等国均在第一时间表态，欢迎中国完善人民币汇率机制，认为更加灵活的汇率机制将有助于世界经济的增长和稳定。有经济学家还认为，这也许是亚洲货币汇率增强灵活性的第一步。就在中国宣布人民币汇率调整后一小时内，马来西亚中央银行即宣布，对其货币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

　　很多人注意到，迄今国内外各方面看法非常一致，即此次人民币汇率改革时机恰当，“水到渠成”，有助于中国积极调整经济结构。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比预期的要好，GDP增速9.5%;近期美元开始升值，外界压力和预期相对减小; 此时人民币升值，不仅意味着中国购买力提高，从长远来看，更坚挺的人民币对中国经济的正面影响将远多于负面影响。

　　这也印证了中国反复强调的汇率改革总方针：一是要在市场供求关系的基础上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二是要完善汇率形成机制，使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1994年前，中国先后经历了固定汇率制和汇率双轨制; 1994年汇率并轨后，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不过在汇率形成上主要盯住美元。如今人民币汇率形成“参考一篮子货币”，而非“盯住一篮子货币”，个中差别无疑巨大，即中国将基于自身经济发展需要，并根据货币市场供求关系，尽可能主动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

　　汇率改革非常敏感，实际操作因此甚至“很有艺术性”。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方案选择、影响分析和时机选择，均本着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等原则而斟酌再三。决策层考虑了国内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并吸取了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确保国内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处于比较健康状态，为此先抓大型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以便为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打下坚实基础。

　　而人民币汇率改革的目标，就是要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本次汇率改革前，中国逐步放宽了外汇使用、需求、兑换及携带进出境等方面的限制；外汇市场也尽可能提供更多的风险管理工具，比如远期结售汇等，这样在人民币汇率有所浮动后，企业和金融机构就可以利用这些金融工具保护自己的利益。这些必要的前期配套安排，极大地缓解了汇率浮动可能造成的短期冲击，更使人民币汇率市场化进程稳步加速。

　　当前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接近70%，人民币汇率调整必然会直接影响中国进出口。从总体来看，汇率改革对进口企业比较有利，对出口企业可能会产生一些压力。从结构上看，人民币升值将主要影响钢铁、有色金属、塑料等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出口，有利于改善贸易结构；至于有较强竞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只要调整及时，应当可以找到发展新契机。

　　汇率机制改革既已启动，发展趋势必然牵动人心。影响和决定经济的变量很多，也不必过高估计汇率调整对贸易和就业的影响。如果说汇率改革表明中国开放程度的提高，那么，公众显然希望这能有助于给中国创造更好的发展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