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代是名副其实的香港人，成功所在也是我们现在的问题所在。香港的好与坏，我们都要负绝大部分的责任。我们从小就知道用最小的投资得到最优化的回报，而回报的量化，在学校是分数，在社会是钱。这成了我们的习性。我们自以为擅长随机应变，什么都能学能做，用最有效的方法、在最短的时间内过关交货，以求哪怕不是最大也是最快的回报。

　　我是1952年在上海出生的，4岁到香港，小时候上学祖籍栏中填的是浙江鄞县，即宁波。我在家里跟父母说的上海话其实是宁波话，跟佣人说番禺腔粤语，上幼儿园则学到了香港粤语。我把香港粤语当作母语，因为最流利，而且自信发音是百分百准的，如果不准是别人不准，不是我不准。就这样，身份认同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后来我才知道，我属于香港的“婴儿潮”，指的是1949年后出生的一代。香港人口在二战结束那年是50万，到1953年已达到250万，仅1949年就增加了近80万人。随后十来年，出生人口也达到了高峰，像旧式的可乐瓶一样，开始还是窄窄的，后来就膨胀了。
　　我们这一代的很多人对童年时期的贫穷还有些记忆，家长和家庭的目标印在我们脑子里的似乎就是勤俭，安定下来，改善生活，赚钱、赚钱、赚钱。
　　我们这一代人一个最大的共同平台就是我们的中小学，不管是政府、教会抑或是私人办的。
　　我们的学校当时是怎样的呢？是一条以考试为目标的生产线。我们这代人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考完试后就会把学过的内容给丢了，这对香港整代成功人士有很大的影响：他们可以很快很聪明地学到很多东西，但转变也很快，过后即丢，而且学什么、做什么是无所谓的，只要按照游戏规则来，把分数拿到。
　　1964年，我们这一代人进入青春期，那年，披头士乐队访问香港。
　　比我大一岁的姐姐和同班同学去电影院看了十次披头士的电影《一夜狂欢》。
　　我们跟父母搞了些代沟，稍留长了头发，穿牛仔裤，弹吉他。因为我们曾手拉手唱过英语反战歌，我以为不用问，大家都是接受平等及参与性的民主，到了20世纪80年代，我才觉悟到这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1973年，香港股市在狂升后出现“股灾”。
　　我们这一代的青春期是由英美时髦文化开始的，到全民上了投资一课后毕业。与同期同代的内地人不太一样，我们可以说是“什么都没有发生”的一代。
　　这时候登场的是香港随后三十年的基调：繁荣与安定压倒一切。
　　这时候香港政府调整了管治手法，建公屋，倡廉政。
　　这时候，我们这一代人也陆续进入了人力市场。
　　连人口结构都偏向我们这一代: 我们前面没人。也就是说，婴儿潮一代进入香港社会做事时，在许多膨胀中和冒升中的行业中，我们往往是第一批受过教育的华人员工，直接领导是外国人或资本家。我们不愁找不到工作，我们晋升特别快，许多低下层家庭出身的子女凭教育一下子改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我们之中不乏三十来岁就当外企第二把手的人。
　　似乎不论家庭或学校、文化或社会，都恰好替我们这一代人做了这样的经济导向的准备，去迎接随后四分之一世纪的香港经济高速发展期。
　　我们这批人不知道自己的运气好到什么地步，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多么聪明，而是因为有一个历史的大环境在成就着我们。香港是二战后最早建立世界贸易体系的地区之一，在日本之后便轮到了我们，比台湾更早，台湾还搞了一阵进口替代，我们一进就进去了，转口、贸易、轻工业加工代工，享尽了二战后长繁荣周期的先进者的便宜。另外，内地的锁国（却没有停止以廉价商品如副食品供给香港）也为我们带来了意外的好处，这一切加起来，换来了香港当时的优势。我们这批人开始以为自己有多厉害、多灵活、多有才华，不管哪个行业都是很快就学会了，赚到了，认为自己很了不起，又转去做更赚钱的。
　　我并不是说我们不曾用了力气，我想强调的是：这一代是名副其实的香港人，成功所在也是我们现在的问题所在。香港的好与坏，我们要负绝大部分的责任。
　　我们是受过教育的一代，可训练性高，能做点事，讲点工作伦理，掌握了某些专业的局部游戏规则，比周边地区的人先富裕起来，却以为自己特别能干。
　　我们从小就知道用最小的投资得到最优化的回报，而回报的量化，在学校是分数，在社会是钱。这成了我们的习性。
　　在我们出道的20世纪70和80年代，我们在经济上尝到了甜头，这成了路径依赖，导致我们的赚钱本领、知识结构、国际观都是局部的、选择性的，还以为自己见多识广。
　　整个成长期的教育最终让我们记住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教育：没什么原则性的考虑、理想的包袱、历史的压力，不追求完美或眼界很大很宏伟很长远的东西。这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一种思想心态：我们自以为擅长随机应变，什么都能学能做，用最有效的方法、在最短的时间内过关交货，以求哪怕不是最大也是最快的回报。
　　我在香港拍过一部美国电影，美国的设计师要做一个布景台子，叫香港的道具师帮他做，他每天来问做好了没有，香港道具师都回答他，不要紧，到时一定会做好的。等到开拍那天，果然那张台子及时被搬进来了，表面上看起来还不错，但仔细一看，台子的背面没有上油漆，因为背面是拍不到的，而且这台子只能放着，不能碰，一碰就塌。美国的道具师不明白，为什么我早就请你们做个台子，要到最后一刻才交货，并且是只有前没有后的；香港的道具师假装不明白，你要我们做个道具，不是及时交货了吗，几秒钟的镜头一晃就过去的那种，为什么要做得太全呢，在镜头里看效果是不错的，况且不收货的话，也没时间改了。这就是我们的can do精神、港式精明和效率。
　　我们这一代人的这种心理早在成长期就形成了，到我们出道后更是成为主流价值，不是现在年轻人才这样，现在的年轻人都是我们这一代教育出来的。
　　不在公共领域集体争权益，只作私下安排，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特点：20世纪80-90年代中出现往加拿大和澳洲的移民潮。对部分南来的老一代是再出走，对婴儿潮一代是留学以外第一次有规模地离散，大部分人是因为“九七”回归而移民，故不是经济移民，而是替家庭买一份政治风险保险。部分家庭将太太和子女送去外国，丈夫仍在香港工作，几乎成了“航天员”，因为香港的工作更能赚钱，想同时得到两个世界的好处。真正断了香港后路者，他们的位置也很快被留港的原下属补上。许多成年人移民后的香港身份认同并没有动摇，身在彼邦心在港。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在亚洲金融风暴之前，从财富和机会成本方面看，移民加澳应属失利。眼见香港持续发达和内地的变化，“九七”前后回流香港的人也不少。当然也有决心融入外国、选择另一种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总的来说，移民潮势头虽强，最终只是移民个人的新经验，过后竟没有在香港留下什么烙印，没有妨碍过去二十年香港的发展，而“九七”效应更一度加强这主流——赚快钱。
　　一直以来，就香港大学来说，主流所向往的，除了当医生之外，就是在香港政府里当官。文官有两种，政务官和行政官，都要大学资格；而那些所谓最精英的政务官，他们的英语要好得多，大概头脑也要比较灵，这类官员总是处于职位变动中，今年可能管经济，明年说不定又派去搞工务，换来换去，当久了自以为什么都懂，其实都是在按既定规章制度程序办事，换句话说只懂当官僚。说到底，他（她）们只是香港教育出来的精英，我们又如何能对他们有着其认知程度以上的期待？
　　到20世纪70年代中叶，主流精英除了各种专业如律师、建筑师、工程师、会计师、教师之外，还多了一种选择——进入商界，特别是外企。1973年港大社会科学院应届毕业生就有几十人同时被数家美资银行招揽。我们走进了香港的盛世——婴儿潮一代的镀金年代。
　　我们有着这样的教育和价值观，自然很适合去企业打工，却同时还在想着去创业和投机，我们这代人开始了香港人这种奇妙的弹性组合。我们当管理人，不像想象中的西方和日本上世纪中那些刻板的白领中产组织人，而是十分机动的。我们自以为有专业精神，懂得按游戏规则办事，但如果能过关，也随时可以不守规。我们好学习，甚至加班拼搏，不完全是为了忠诚完美，而是为了表现和加薪，或者说有上进心。我们随时转工易主换业，我们是不错的企业管理人，却同时在外面跟朋友做生意。
　　我们这一代人到底是在相对安稳的社会中长大的，不算很坏，我们有做慈善事业的习俗（当然是在保持安全距离的情况下捐点余钱），在不影响正业的情况下愿意做点公务（尤其当公务直接或间接地有助正业时），我们表现出大致上守信（了解到这种社会资本从长远来说可以减少自己的交易成本），也会照顾家人亲友（扩大版的家庭功利主义），不过，骨子里还是比较自私自利的，如以前在学校考试，最终目的是自己能得分过关。是的，我们爱钱。
　　所以出道十年八年后，我们的想象力就被绑架了，很甘心地受到勾引，从赚辛苦钱进化到想同时赚更多更容易的钱——股票、地产、财技。我们起初是羡慕，后来是不安分，怀疑自己的赚钱能力比同代其他人落后了，最终一起陷入了一个向地产和股票倾斜的格局。而那几个行业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一直节节上升，只有在1973-1974、1982-1984、1987、1989、1993-1994等年份，出现过短暂性股灾或楼价回落什么的，很快又更猛地往上冲。至此，我们这一代有了这样的全民共识: 明天一定会比今天更好，因为今天确实比昨天好; 楼价是不会跌只会升的，打一生工所赚的还不如去买一个单位的楼赚得多。谁能不相信呢？我们的上半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过来的。至此，我们这一代的精英都强化了本来已有的投机习性，一心想发容易财。
　　我的牙医边替我整牙边打电话询问股票价格。多少搞企业的人把企业停掉，用厂地转项去做房产，我们的偶像也改成地产商或做股票玩财技的人，而我们这一代中的很多人搭上了顺风车而确实得利。
　　20世纪80年代也是新古典经济学复兴的里根、撒切尔年代，这学说背后的意识形态很符合我们这一代人的个人发财愿望，我们知道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政府好心做坏事、产权不清出现公地的悲剧、寻租行为增加交易成本等启迪民智的观念。公司化、解规管渐成政策，资本市场进入更多人的意识。我屡次在聚会上听到黑社会大佬在谈PE（市盈率）、IPO（首次公众认股），好像是上天赐给我们这一代香港人一个方便法门，原来自利就是对社会最大的贡献。
　　不过，当学说变成信仰咒语后，就出现了外部效应，不利于社会进步和人心的凝聚。
　　20世纪80年代我们的一些作为决定了今日香港的局面。
　　不用多说的是中英联合声明、一国两制、基本法这些80年代开始订下的规范性的纲领。
　　20世纪80年代内地改革开放，我们的企业就搬到珠三角去了，谁都不能用工业空洞化的理由劝阻别人留港或提出什么工业政策。既然是赚钱机会嘛，那就去吧，本来已经有点到头的轻工业也不用烦神升级再投资，那些陈旧的设备都被运进内地，找到了廉价的劳动力，大大赚了一笔，并实时利及香港。工厂搬走（像当初上海人南来开纺织厂的用地），正好改做房地产，可这样一来，整个香港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等于是自动放弃了制造业。
　　1983年的9月，因为中英谈判前途未卜，港元对美元的汇率变成1∶9.55，人心惶惶，香港政府断然放弃港币自由浮动，改跟美元挂钩，当时这是非常有效的决策: 民心很快就被稳定了下来，外资也安心了，知道他们投进香港的热钱随时可以定价换回美元。
　　但也正因为如此，香港政府放弃了自主的货币政策，从此跟着和香港经济体系差异很大的美国走，这个20世纪80年代的决定一直绑住了香港调控通胀通缩的一只手，几任政府都不敢轻易解套。
　　举一个著名的案例，在“九七”回归前，那时美国因墨西哥危机在减利息，减得非常低，香港只能跟着把利息降得非常低，但香港当时的房地产是过热的（投机者期待回归效应、内地很多单位都希望在香港开个“窗口公司”等等原因），应提高利率才是，却变了降息，火上加油。
　　后果是把已经是泡沫的房价再往高吹，毁掉了香港的价格竞争力，诱导我们这一代中产阶层高价入市后，成为负资产一族。
　　香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重心都在房地产，中英协议规定每年限量批地50顷，在这方面，政府是在赤裸裸地干预市场而不是放任，托高了地价，成就了财富集中在大地产商的“不完全竞争”布局。1984年至1996年6月，楼价升了14倍，并被推到了一个和港人收入远不相称的地步，把全民财富集中在不神圣的三位一体（房产、地产股和按贷银行）上，进一步鼓动了港人赚快钱，增加了政府收入，扭曲了政府的决策。
　　世界上比较上路的政府很少故意搞地产过热，玄妙的是，香港历届政府却甘于与发展商和银行一起扮演地产热钱化的主谋共犯，而沾沾自喜的我们这一代有不动产者岂能不成为从犯？
　　香港用于城市建设的土地少于20%，英国殖民者留了超过80%的土地给山和树，香港的土地真的不足吗？还是利用这个迷思来政策性地逐步把地价推高？（答案：后者。）
　　1997年，香港卖地收入占政府收入的23%，还未算上印花税。
　　反讽的是，一半人口住的公屋，加上公共设施、公立医院，公费教育和公务员，不靠卖地和房税征来的钱，我们又怎能享有这么低的税基，缴那么少的所得税和利得税？
　　这就是香港经济的移形换影大法: 香港政府既是积极不干预的放任小政府，又是对社会强势投入的大政府，像是有两个迥异的经济学家——弗利民和阿玛塔耶森——同时在指导香港经济。从制度政策看，看到的却是一只依重地产并以干预来偏护地产金融财团的有形的手。一切美好全靠地产，直到它变了怪兽。
　　这个举世无双的香港特色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不知道是天才的剧本，还是自然浑成——土地是皇家的，政府做庄家，以限量供地造成稀有令房价长期上扬，吸引香港人纷纷向银行贷款买房，地产必升的神话世代相传，港人有余钱就继续买房，或投入当时七大地产公司主导的股市中，让有不动产者和地产商、股市、银行利益与共，至于买不起不动产的人，政府建公屋低价让大家住，同时靠卖地增加政府收入，保持低平窄税，法治开放，联系汇率，繁荣安定，进一步吸引全世界包括中国内地的直接投资、避难逃资、投机热钱涌入香港，房价股市越发猛升，大家发财，顺便造就了香港几十年的富贵浮华和我们这一代人的灿烂与飞扬，思之令人感伤，然后不禁哑然失笑，简直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天仙局，谁还理会制造业空洞化、资源投在非生产性的建设、竞争力消失、房价比新加坡高三倍、内地在改变、地缘优势在消失、热钱靠不住？突然日转星移，好日子不再。
　　场面撑久了，我们这一代人没见过别的世面，还以为这就是本该如此的永恒。一个亚洲金融风暴，问题都出来了，可是已积重难返。
　　今天香港的问题都和1997年前我们自己设的套有关。
　　譬如，我们的基本法里规定公务员的薪水不能低于“九七”前，就算经济不景气，他们的薪水也不能大调，以此来保护当时公务员的信心。
　　又譬如，我们自以为平衡的预算很重要，故在基本法里对此有期待。这点让董建华很是担心，从1998年到现在，香港每年都出现赤字。
　　有些人说董建华上台后改掉了许多东西，其实现在香港更多是对“九七”前的继承，而不是与“九七”的决裂：并不是说英国人走了，我们不用他们的政策，不受他们的影响了。重大的格局都是“九七”之前已经布好的，而不是“九七”之后才开始的。
　　现在看来，从外部来说，内地的改革开放，初则对香港有利，再下来一定会出现既互补互利的双赢(甚至是内地领着香港飞的共荣)，但也会让香港体验到“让你的邻居做乞丐”这句话，地区与地区间的激烈竞争是必然的，毕竟香港以前独占性的地缘优势没有了，所以说外部的情况是喜忧参半的。
　　从内部来说，香港很特殊，税赋低，效率高，法治尚存，廉政未泯，言论也自由。我去了内地和台湾后也有这个感觉，在香港办事多方便！我们没有城乡、族群、宗教等重大矛盾。当然，这些内部的优势也是“九七”之前就已经有的，甚至可以说是我们这一代人出道之前就已铺垫的——廉政是成就在我们这一代的。我们这一代人的问题是太自满于自己的优点却看不到内部的盲点，更落后于急剧变化的外部形势。
　　我相信香港不会像扬州、威尼斯那样，从区域枢纽都会的地位一落千丈，只剩下了旅游。不过看到英美一些工业城市一衰落就是几十年，香港转型也可能需要一段时间。
　　还有人认为，政府少说话少计划，香港经济就自然会好，这是我们这一代既得利益者的一厢情愿。2004年市道转旺，大家憋了很久，期待重温旧梦。可惜时代不一样了，一个更严峻的变局已经形成，我们不可能再回到往日——何况以前香港政府也从来不是我们认为的那种不干预的政府。
　　往前走，我们要解除一些20世纪80年代以来自己设下的套，我们要来一个“边缘向主流的反扑”。
　　香港20世纪80年代开始过分重视地产和金融，连政府的思维都像地产发展商，而冷落了原有的贸易、工业。现在，我们不应该只膜拜对香港生产力和竞争力最没贡献的地产商和被过誉的资本市场财技人，应重新推崇有国际或地区视野的贸易商、工业家、物流业、基建发展业和创意业以及实干赚辛苦钱的其他产业，如零售和部分不受利润保护的公共设施业。我们需要更多样化的产业类型。
　　政府现在说香港以金融、物流、旅游、工商业为主，仍未凸显工业的地位。
　　我们这一代人从未遇到过的结构性失业终于出现了，失业打击了我们这一代中的部分人，而且将持续困扰下一代。这是外部环境转变和产业偏食的后果，只鼓吹金融和服务业，很明显不能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
　　高失业是很伤害社会凝聚力的，有的经济学家提出“二元经济”，一方面，我们还要继续鼓励金融这类“高价值、低就业”行业，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也要开发那些“低价值、高就业”的产业，包括所谓的本地经济，不然的话，我们的社会就会缺少就业机会。
　　“二元经济”原指某些大面积地区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并存或城乡分列的经济，在全球化趋势影响下的全球城市则倾向出现收入二元分化的趋势，一元是高收入职业，一元是低价值服务业，像快餐店职员、清洁工、小贩、迪斯尼乐园的服务员等。
　　二元经济的说法很正确地指出，维持就业不能只靠金融服务和大企业，我们要注意“低价值、高就业”这样的思维中的“认命”倾向，小心反过来合理化已经很严重的两极化趋势，并衍生出二元分割的路径依赖。
　　我们这一代人很多人是穷出身，然后翻身，成为富裕一族。现在若把就业者分别锁闭在两个世界里，无疑扼杀了往上流通的机会，等于正式宣告下一代人的香港梦(水涨船高、大家明天都更好)的幻灭。这将是香港的倒退。
　　我觉得，香港必须也有条件去倡导二元经济的一个更进取的规范性目标，就是“中价值、中就业”，这样，大多数下一代才会有希望。
　　我们要鼓励制造业、贸易和与制造业配套的服务业，找回20世纪80年代被我们这一代人抛弃了的出口导向制造业创业观，如果不那样，以后香港凭什么成为珠三角的前店呢？人家为什么要把物流给我们呢？香港完全不参与某些工序的研发生产升级，不深入珠三角生产链，最后我们会连物流也沾不到。我们不能总是厚着脸，求中央政府扭住广东省的脖子让利给其实更富裕的香港。
　　香港并非一无所有之地，我们有多年积累下来的底蕴，重新开拓制造业、贸易和配套服务的产业并不是不可行的，有很多榜样可以学，意大利北部的工业就是由无数工作坊式的小工厂组成的，绝对是中值、中就业（但意大利的重家族不重法的作风则不值得恭维）。
　　我们这一代人的国际观其实是有局限性的，其中的一种局限性是参照对象太过狭窄。美国固然不能忽略，但更适合为香港整体所参照的有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韩国，还有社会福利较高的丹麦、比利时、荷兰等欧洲小国。荷兰环水，地少人多（为香港人口两倍多一点），是全球第六大对外投资国和出口国（跟香港相似），产业结构比香港多元，以贸易和物流著称，强盛的制造业则传统和高科技俱重，大公司和工作坊并列，既有国际名牌，同时发展金融旅游原料通讯，连渔农业（含花业）也很发达，城市化程度很高，失业率在西欧是偏低的，财富分布相对均衡，它的政府、资本与劳工的协商民主政治也值得参考。
　　当然，香港最重要是认识自己，弄清楚自己的各种能力，新的发展是要“附加”在现有资源和经验上的，要“趁势”，要“扎堆”，要“透孔”给多点人参与，我称之为“香港作为方式”。
　　这里，政府除了改善基建、教育和促进交流之外，没有太大的参与空间，首先应做的一件事是减税，给愿意从事制造业者一点税务优惠，以吸引创业者回到香港，并给大家一个明确的象征信息: 香港政府的优先次序和作风已经调整了，在减税这一点上，我相信连香港的弗利民追随者也不会反对。
　　现在空置的厂房和写字楼，让其价格跌到最低，并继续提供工业用地，以引诱中小企业和工作坊进场，因为当初就是政府促成的高房价把它们给扼杀的。厂房和写字楼不同于住宅，不会伤及中产阶级，政府不应去救市，这才是积极不干预。
　　当然，政府应该用公权反垄断，为中小企业排除障碍，甚至引导本地企业为内部市场生产中价值的进口替代，让本土经济不但开动，且能走向中价值、中就业。
　　城市本身就是品牌，要有良好的商业、旅游和居住的软硬条件，要人家赞赏自己满意。在全球化状态下，城市品牌的经营可以创汇，可以提升城市的综合竞争力，其中少不了世界性品味文化和精致生活带来的中价值内需。
　　我们不要那么失败主义地说要保障就业，只能一元是高价值低就业的，一元是低价值高就业的。在两极之外，有更多层次，而作为政府的政策，更应该奋力造就中价值中就业，或用我们同代的经济学家曾澍基、陈文鸿的说法: 是“优化的低价值高就业”。
　　如果香港没有新的就业机会，有的也只是些很低价值的工作，这样把部分人排除在外的社会将是令人沮丧的。我们这一代中的很多人已上岸，可是在我们退场前是不是也应替下一代人铺好路，不该留下一个大多数人是低价值就业的“鸡肋”城市给下一代。
　　要做出中价值，很关键的一点，也是我们这一代主流所忽略的，就是文化和价值观，我们要从边缘反扑主流。
　　以后人家需要的不是那些价低的产品，而是要创意、要想法、要服务、要弹性、要科技和文化内涵、要满足利基需求。
　　香港本身并不是没有这类文化、学术、技术和社会资源，无论是精雅、通俗的、科技的、工艺的还是另类的，香港都有，但现在都出现了边缘化。人才如果不够的话，作为开放社会，我们知道如何引进更多外面的人才。现在要做的是让这样的文化技艺和价值观走回到我们社会的中心来，不能单靠我们这一代人过去那种考试过关、做个不能近观的道具、赚快钱的心态了。意大利工作坊里做个家具也要有资产性投资、技艺、审美品味，也愿意花时间，有所追求。
　　我前阵子看过一篇内地杂志的人物访谈，那个内地人说，他最近去过一次香港后，对香港的印象完全改变了，他去了一家小小的冷门唱片店，在那里，他把他一生所有想找的唱片都找到了。原来香港什么都有，如果你真的去找的话，是什么东西都能找得到的。但它们又都是小小的，处于社会的边缘。而主流对文化学术一直很少理会，从20世纪90年代起都在忙地产。
　　如果中价值中就业的产业是香港的出路，最终还得回到香港人的教育上，建构较为丰满的文化价值——但不要以我们这一代的主流为榜样。

（原载2006年4月《万象》，原标题为《我这一代香港人》，本刊有部分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