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乙两位经济学家在路上散步，突然发现前面有一堆狗屎。经济学家甲突发奇想，指着那堆狗屎对乙说: 你要是能把这堆狗屎吃掉，我口袋里的100万就归你。经济学家乙犹豫了一下，还是鼓起勇气把狗屎吃掉了，得到了甲的100万。
　　他们走了不一会儿，又发现了另一堆狗屎。这时乙对甲说: 你把它吃了，这100万还你。甲毫不犹豫地把那堆狗屎吃了，得到了本属于自己的100万。在回家的路上，乙若有所思地对甲说: 刚才我们一共吃了两堆狗屎，可是我们谁也没得到什么。甲想了一下说: 错了，我们创造了200万的GDP。
　　经济学家在通胀时拼命鼓噪收缩投资，在紧缩之际又声言加大投资，经济景气的不同时节，他们都在比谁更有利于创造GDP。
　　哈佛大学现任校长劳伦斯·萨默斯则比一般的经济学家更聪明。
　　萨默斯出生于一个有名的学术家族，父母都是经济学教授，而且有两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跟他有直系血缘关系，一个是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他的伯父，一个是阿罗（Kenneth Arrow），他的舅舅。
　　萨默斯的高贵出身显然不及1991年他的壮举更为引人注目。
　　1991年，萨默斯在世界银行兼任分管国际政策的副行长，甫上任，他就改变了世界银行原来用货币兑换率来计算世界各国经济总量（GDP）的老方法，而是采用所谓的PPP（Purchasing Power Parities），即购买力平权，这下就把中国的经济总量在计算上增加了数倍，中国立即在国际上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大经济体。“观念改变世界”，仅仅是改变一个计算方法，中国的形象立即被世人刮目相看。
　　经济学家尽管有过人之智，但有时并不比售楼小姐更聪明。
　　6月10日，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龙卡大学生信用卡”发布仪式后，我们一行送主题演讲嘉宾、来自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张军主任返回校区。
　　因十年前参与创办国内较早财经类杂志，与经济学家交往过密，本人在圈子里得了个别号——“经济学家的前台接线员”。先是“京城四老”（厉以宁、吴敬琏、董辅祁、萧灼基），“京城四少”（樊钢、胡鞍钢、刘伟、魏杰），“晋京三杰”，后是港派经济学家张五常、郎咸平诸君，我甚至可以说出一些人的门牌号码。有了十年的练习，所以在张军面前有些“口无遮拦”。
　　张军是个很好交往的学者，不摆架子，最让人难忘的就是与他一起交流上海的楼市。
　　我们很难在看涨、看跌和胶着状态三种结论中得出一致的看法，仿佛上海楼市现阶段处于“不死不活的迭加态”。
　　我回顾了与财富擦肩而过的揪心之痛。那是2003年5月间，谈“非典”而色变，甚至因我持有的深圳身份证，在住酒店时频遭尴尬，毕竟我来自“食果子狸”的省份。对于楼市，从中央到地方调控声起，且“周正毅事件”被如火如荼地曝光，我判断楼市遭遇调整，因此当时的公司及个人的“迁徒”计划搁浅。事实是，此时却成为上海楼市大幅上扬的临界点。
　　张军在这场上海楼市大变盘中成为受益者之一。
　　张军坦承投资房产并不得益他的研究，这与他治学严谨有关，从不贪他人之功为己有。2002年年底，张军和家人去看一个新楼盘（也就是张军现在的新居）时，结识了一位售楼小姐。
　　最终让张军下定决心买房的动因正是这位“平凡而伟大”的售楼小姐，她不断地给张军打电话。张军说，被她反复致电拉不开面子，就买了至今让他“狠赚了一番”的这套房子。张军事后想当面感谢这位售楼小姐，却因该楼盘售罄，那位售楼小姐“转战”别处而“无缘”相见。
　　正如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说的那样，“我们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宰商、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
　　售楼小姐为了自己的业绩抽成，张军为了提高自己的生活品质，双方促进了上海楼市的“繁荣”。
　　我们不会当面哪怕抓起电话致谢证券营业部的分析师们，因为是他们让我们在股市里“买套”，若以同样资金投入上海楼市，那将取得如张军那样“狠赚了一番”的收益。我们在两种投资之间作出决断时，让人致命的机会成本出现了。当然，我们也不会谴责分析师们，因为他们有着售楼小姐同样的抽取佣金的动机来催促我们下单。亚当·斯密的“对自身利益的关切论”如余音绕梁，久远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