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alue》评选年度书籍已是第四个年头了，起先是在2003年评选“十本最有价值的商业财经图书”，到了2005年，开始增加“Value十大好书”的评选。这期我们先介绍“2006年Value十大好书”，下期推出“2006年十本最有价值的商业财经图书”。
　　现今报刊杂志网络中的书评和推荐不少，有些不错，但大多数是由出版商策划的，所以我们很少看到真正的批评。《Value》两年前推出了每月书评，均由我们亲自撰写，而且都须仔细阅读，不能仅从书籍原有的简短介绍中摘抄一段（这是现在许多媒体的书评干的事）。从2006年9月开始，Value每月书评开始为每本书评级，从“无星”到“五星”六个等级，这就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大名鼎鼎的日本管理学家大前研一的《专业主义》与王蒙的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等书，都被我们评为“无星”，也就是不堪卒读。如果我们不认真负责的话，是没必要这样做的。所以，有爱书的朋友看了我们杂志之后，把Value书评中三颗星以上的书都买了，又有想在百忙之中偷闲看书的读者选择四颗星以上的书读，可谓是看到了Value每月书评的品味与价值。
　　有了每月书评和我们经常发表在《Value》上更为详尽的专题书评，要评选年度十大好书，易如反掌。

《兵以诈立：我读<孙子>》
　　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李零著有两类书，一类是很学术化的书籍，如中华书局2006年出版的《中国方术正考》、《中国方术续考》和《<孙子>十三篇综合研究》等，很复杂，不好读；另一类是从前一类演化出来的著作，如《花间一壶酒》和《兵以诈立》，深入浅出，特别吸引人。
　　《孙子》现在很热门，很多人都想从中学到做人、经商、管理的各种门道。李零照理也可吹捧《孙子》如何在当今世界红火，但他却提醒我们，别把《孙子》当成狗皮膏药到处乱贴，而是应该实事求是，逐章讲解《孙子》，不做漫无边际的发挥。
　　李零早在《花间一壶酒》中（同心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曾被评为“2005年Value十大好书”之一），就对“恐怖主义”等非对称战术发表过议论，《兵以诈立》也是这个意思。《孙子》日：“兵者，诡道也”，兵法的产生就和兵不厌诈直接相关。但什么招儿都能使，让一般人觉得有点不讲道德，在中国武侠小说中，就认为这是邪招和邪道，如金庸的小说一直强调这点，直到《鹿鼎记》中的韦小宝喜欢往对手眼中撒石灰，才打破了传统套路，但韦小宝在正统者眼里，仍是个淘气包无赖。
　　而李零认为，《孙子》等中国兵法产生于贵族传统的崩溃时代，贵族战法，宋襄公是个典型，他是商王的后代，老牌贵族，宋楚在泓水打仗，楚军人多，宋军人少，有人劝宋襄公趁楚军渡水之际发动突然袭击，宋却不听，因为传统战法认为只有双方都摆好阵势，这样的战斗才叫“战”。如果敌人没有摆好阵势，只能叫“败某师”，不配叫“战”。结果，楚军上了岸，摆好阵势，宋襄公兵败重伤，不治而死。毛泽东就点评宋襄公是“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有意思的是，当代人中仍有为宋襄公平反的，因为他“诚信”，有贵族气。其实，“诚信”、“规范”是要讲场合的，像战争，《孙子》开篇便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在生死存亡之际做谦谦君子，是送死。李零就说：“道德和兵法，正好相反，道德最差，兵法最好。”
　　“兵以诈立”的另一层次讲的是：“军事，凡是可以讲可以学的东西，都是纸上谈兵，真正管用的东西，又没法讲没法学。一定要放在纸上谈，只能讲原则的东西。即使谈变，也是谈变中之常。”这也许是老生常谈，可它确实是体育、商业和投资等领域的常识。
李零边讲《孙子》边强调“真的不可爱，可爱的并不真”。李零有次在北大给老板们上课，他们老是追着一个问题，《孙子》的管理学是什么？李零认为主要就在书中的《九地》篇。
　　《九地》篇讲什么？主要就是“愚兵投险”，御兵是靠愚兵，不是哄，就是骗。通俗地讲，就是孙子最不喜欢在自己的国家打仗，而是要上别的国家打，而且离家越远越好。因为孙子对士兵心理的基本估计是，在自己国家作战，人心涣散，进入敌国不深，不容易抱成团，只有把他们投入最危险的境地，他们才会因恐惧过度，紧张抱团和勇敢。孙子的名言是：“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
　　李零说，老板们听后都大失所望。

《法律与文学：以中国传统戏剧为材料》
　　《法律与文学》是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和院长苏力的一本学术著作，我们可从中学到不少很有趣味的学问。
　　看过《梁山泊与祝英台》的人也许会有这样的疑问，那就是梁祝相处这么久，梁何以不知祝是女孩。梁祝相识的年龄要比我们所想象的小得多，他们当时最多也就是十一二岁上下，殉情时大约在十四至十五岁上下。梁祝相遇时，祝尚未发育，至少尚未成熟；而梁可能更不成熟，未进入青春期，才没有表现出在青年男子身上通常表现得最为强烈的、对于异性的高度敏感和好奇。所以，哪怕临别时祝英台反复暗示男女之情，梁山伯却是懵里懵懂。
　　古人为何要早婚？这不单是一个习俗问题，也与当时人们的平均预期寿命很低有关（在新中国建立之际，中国人的平均寿命预期只有35岁左右，在1400-1900年间，中国人的平均寿命预期在35-40岁之间波动）。如果当时的人也像今人25岁才结婚，那么，绝大多数人去世时，其头一个子女才十岁出头，尚不足以独自谋生，而他最小的弟妹完全可能还在襁褓之中。很显然，这种婚龄无法保证人类种族的有效延续。据此，早婚几乎是一种必然，是社会得以持续存在的一个最佳选择。
　　而早婚势必促成父母包办婚姻，农业社会人员流动性本来就小，要让十四五岁的青少年自由恋爱组成家庭，难有经验和能力。
　　我们理解了上述相对合理的历史制度，也许就能如古人那般体认当时梁祝们的无可奈何与时常发生的悲剧。
　　从现代法学观点看元剧《窦娥冤》，是一个典型的审判上的悲剧。在没有陪审团与无罪推定等现代法律制度的保护下，即便是在今天，仍然会造成窦娥的冤案。问题主要出在窦娥尽管自己挺住了严酷的刑讯，但为了让蔡婆婆免于刑讯，她突然改变了供词，称：“住住住，休打我婆婆，情愿我招了罢，是我药死公公来。”不仅承认自己下了毒，而且承认凶手张驴儿的父亲是自己的公公。如果蔡婆婆也能挺住刑讯，依据当时的法律，就要对张驴儿用刑了。
　　张驴儿原本想毒死蔡婆婆，最后却害死了父亲，这本来已是违反常理之事，加之窦娥承认自己是凶手，她被处死并不奇怪。
　　唯其如此，窦娥最后之所以能平反，只能是由于她父亲窦天章当了大官，认真倾听了女儿的冤魂起诉，案子才得以昭雪。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父亲，也是在窦娥发下三桩感天动地的超自然誓愿实现后，才有信心重审此案。
　　在苏力看来，元剧大作家关汉卿事实上并未摆脱传统中国戏剧中普遍存在的道德主义倾向，而是升华了对人类悲剧性命运的思考，对于人类探求或重构事实真相的能力之局限以及由此带来的宿命的思考。

《媒介与权势》和《弗洛伊德传》
　　这两本书都有上下卷，可谓“砖头”，这么厚重的书还能吸引我们读完，是因为它们的信息量大，有新意，自始至终保持着高质量的叙述。
　　《媒介与权势》主要讲的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时代周刊》、《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和《纽约时报》五家媒体与历届总统之间的关系。首先，它适合媒体中人与喜欢研究媒体的人阅读，这五大媒体家家都有其精彩的历史，又涉及报纸、杂志和电视三大媒体种类，当然有读头。其次，那些关注国际政治和美国历史的人也应该读读《媒介与权势》，因为它涉及到20世纪70年代之前近百年的美国国内外大事，林林总总，煞是好看。最后，作者哈伯斯塔姆本身就是《纽约时报》的老记者，他几乎以内幕报道的方式刻画了五大媒体老板与罗斯福以来的历届美国总统的个性与行为方式，尤为成功，也是《媒介与权势》最值得一读的地方。
　　比如，肯尼迪的性格与后来的克林顿有不少相似之处，风度翩翩，有女人缘，但也是绯闻多多。如果肯尼迪不是在20世纪60年代当总统，换到今天，人们一定会弹劾他，命运可能会比克林顿还要惨。可在当时，肯尼迪就是能和媒体搞好关系。肯尼迪遇刺后，约翰逊当了总统，他是个行政官僚，体制操纵的老手，对公众媒体的运作及影响却一窍不通，又碰上越战，所以他和媒体的关系极僵。接下来的尼克松与约翰逊有些相似，但他不是不了解媒体（他在20世纪50年代通过媒体利用自己的一只名叫小花的小狗赚得了公众的同情），而是总想在幕后操控不法的交易，最后被《华盛顿邮报》等媒体赶下台去。
　　份量来自于比较。中信出版社2006年7月推出了《最“危险”的总编辑：美国<华盛顿邮报>前总编辑本·布莱德利自传》，布莱德利是当时揭露尼克松水门事件的直接指挥者，他的回忆文笔和内容都不错，如他对其与肯尼迪之间关系的交待，皆可圈可点。问题是，当你读完《媒介与权势》后再读《最“危险”的总编辑》，会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且十分单薄（其实它也是一本长达47万字的“大书”）。最有意味的是，《最“危险”的总编辑》写于1995年，要比《媒介与权势》晚十几年出版，可仍没有后者那般雄浑与壮阔。
　　《弗洛伊德传》则是目前大陆出版的最好的有关传主的传记，尽管它的几位译者都是台湾人，本书也应该引自台湾版。
　　提起弗洛伊德，大多数人都知道，可仔细阅读他的书的人就少了，若要全面了解这么一位复杂人物的生平事迹，恐怕就没几个人了。作者彼得·盖伊是耶鲁大学史学教授，其著作多次获美国国家图书奖，有学问，又能用极深极优美的文笔表达重大的题材。
　　读着传记，我们会发现盖伊也在用精神分析方法来解剖这位精神分析大师，由于作者占有大量的私人与公共材料，所以写来得心应手。总之，我们读完本书，对弗洛伊德，对他的书，对精神分析方法，对他的老师、朋友和敌人都会有极细微的了解。要做到这点，真是非常不容易。
　　我们在这儿不详细举例了，因为《弗洛伊德传》中的案例描写得非常具体好读，关键是你有没有耐心阅读这一百多万文字。

《物语日本》、《卢比孔河：罗马共和国的胜利与悲剧》和《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
　　沉重过后，来点轻松的。茂吕美耶是个日本人，出生于台湾，初中毕业后返回日本，20世纪80年代后期又到郑州大学留学，所以她写的《物语日本》和《江户日本》既得日本的真味，又能用纯正的中文尤其是中国人能接受的角度去写，与坊间的一些中国人或日本人写的有关日本风物的书大异其趣。
　　茂吕美耶的另一个特色是很会讲故事，《物语日本》与《江户日本》中的许多掌故并不是闻所未闻，但经她讲来却别有洞天。例如“忍者物语”系列，把从事谍报工作的忍者刻画得惟妙惟肖，还举出日本俳圣松尾芭蕉可能是忍者的传说（芭蕉五次长途徒步旅游，荒郊野岭，健步如飞，听觉特别敏锐，使用幕府内的图书馆和公用邮差等等，这些都是忍者本色)。“怪谈物语”收录的两篇译文也有日本特有的鬼魅离奇，作家菊池宽《自杀抢救业》说的是住在京都河边的一位老媪，她经常用竹竿将投河自杀的人救上岸来，纳闷的是，罕有被救的人向她道谢。老媪心中暗忖：“真是枉费我救了他们一条命，这些人也实在太无情了。”在救了五十多条性命后，老媪的女儿却与一个流浪艺人将家中的存款全卷走了（这些钱来自于政府给她的奖金），她万念惧灰，自己也跳入河中。老媪被一个男人救上岸来，羞愧气愤莫名的她真想上去揪打救命者，而男人却丝毫未察觉老媪的心情，一味地向警员说道：“若再晚一步，恐怕就来不及了。”这是老媪往常经年累月向警员说的话语，口气中明显流露出救助了人命的自豪。老媪以后不再自杀，却过着沉重如灰泥般的日子，人们也再没听闻投河自杀被抢救过来的消息。
　　茂吕美耶很有见识，如她着意于第十五代日本幕府将军德川庆喜，将权力拱手让给明治新政府，才避免了一场内战，退位时他年仅三十二岁，在外地隐居、摄影、狩猎和绘画，沉默了四十年后去世，既不像中国的“末代皇帝”一心复辟，也不留下后半生记，倒也自在安心，避免了祖上经常被毒杀的命运。
　　《卢比孔河》的作者霍兰也是个叙事高手，他将古罗马共和国这段历史写得如泣如诉，生动之至，恺撒、渥大维、苏拉、庞培、安东尼、拉图和西塞罗等人在书中皆栩栩如生，如雕刻般凸现。恺撒是个大英雄，但“宁愿死去，也不愿生活在恐惧中”的豪气让他死于暗杀；恺撒的甥孙渥大维却在权术与荣誉等方面有着良好的平衡，赢家通吃，终于一统江山。在年轻的渥大维面前，饱经政坛沧桑的雄辩家西塞罗也输个精光。渥大维为了战胜对手安东尼，曾不断地讨好西塞罗，称他为父亲。西塞罗私下里并不看好渥大维，却劝说元老院相信这个年轻人。西塞罗自认为有办法对付渥大维，“应该吹捧这个年轻人，荣耀他，把他吹到天上去”。结果呢？西塞罗最后被渥大维逼得到处流亡，被砍下头和手，送到了罗马。
　　《卢比孔河》的叙事风格追求崇高雄辩，掷地有声，读来琅琅上口。如老加图自杀后，在海边举行葬礼，他的敌人恺撒致悼词：“我嫉妒你已死去，正如你嫉妒我有饶恕你的机会一样。”“恺撒的确不喜欢加图设计的壮烈结局。作为罗马人炽烈自由信念的代表，没有谁比加图更有资格。如果恺撒有机会饶恕他，那将毁掉他对共和国理想绝不妥协的坚定立场。然而，血淋淋的英雄主义最终成全了他的一以贯之。死后的加图依然是恺撒最顽强的敌人。”
　　顾名思义，《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也涉及一位大豪杰。作者威泽弗德叙述的角度是把成吉思汗及帝国看成缔造全球化世界的前驱，这就开了一个境界。《世界是平的》在海内外都炒得很热（参见《Value》2006年7月的《香港买书记》），坦率地说，它所描写的全球化只是迎合了欧美人的印象，对中国读者并没有什么突出的启发。而《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修正了中国历史中描述的蒙古人入侵的野蛮性不文明的片面认识，告诉我们成吉思汗所促成的欧亚商贸的大流通，不仅是商业的，也是思想、技术和生活方式的交流。在此之前，坊间也出版了很不错的由法国人勒内·格鲁塞所著的《草原帝国》（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3年），威泽弗德似乎更擅长叙事，也就是说，可读性很强。为了写作本书，威泽弗德亲自抵达气温变化幅度超过80℃的霍洪纳格草原，亲历成吉思汗在草原上的场景。其实，我们认为作者在讲述从成吉思汗出生到统一所有部落建立蒙古部落联盟的第一部分最为感人，似乎让人感受到草原民族特有的气息，读来如小说或看电影大片般享受。

《乔治·施蒂格勒回忆录》、《扫起落叶好过冬》和《标竿人生》
　　不久前，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以94岁的高龄去世，可惜他的自传写得拖沓冗长，让人读来昏昏欲睡。相比之下，他的芝加哥大学同事、同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施蒂格勒的自传读来却如沐春风，很受用。《乔治·施蒂格勒回忆录》要比弗里德曼夫妇俩的自传轻薄多了，但施蒂格勒很聪明，只抓住自己和其他人的学术成就，显得条理分明，充满智慧。本来嘛，一般学者的最精彩处在于他的思想，而不是生平活动，而像凯恩斯和熊彼得之流能在生活和其他领域多姿多彩的经济学家毕竟是少数。
　　从性格上来说，弗里德曼像基督教中的保罗，滔滔雄辩，很适合推广真理或主义。而施蒂格勒较为温和，经常旁敲侧击，从点滴中见人性，有幽默感，所以他的自传谈的是学术圈中的人事与思想，却一点都不枯燥。书中有许多好玩的故事，如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菲利普·威克斯蒂德，他在1910年时住在伦敦市中心。他说，由于他喜欢吃新鲜的鸡蛋，因此如果他搬得离当时的住所远一些，就更方便养鸡，容易吃到新鲜的鸡蛋。但另一方面，他搬得越远，朋友们来访的次数就越少，而朋友的来访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如果他搬到一个再远一点的地方，朋友来访减少所带来的损失会超过新鲜鸡蛋给他带来的收益。威克斯蒂德把这一决策用于传统的经济学原理：配置资源(空间)时，应确保在两种用途上的边际收益相等。
　　将新鲜鸡蛋和友谊放在一块儿比较，的确有点别扭，但经济学家的思考有时对各种“奇怪”的现象很有解释力。例如，二百年前的经济学家帕特里克·科洪发现，伦敦附近的农用地比远郊的农用地便宜得多，这一现象与人们惯常的想法恰好相反，因为远郊的农场在将产品运送到城市中时，往往要承担更多的运输费用，理应更贵才是。但科洪的解释却是，农场离伦敦越近，农产品被偷的概率也越大。如今，人们在分析某个地区的资产价值时，自然而然会考虑到犯罪所造成的影响。
　　当今世界有众多财经专家进入国家政府机构，人们往往以为他们仍能本着专家的学术原则。施蒂格勒却一语道破：“一旦经济学家进入华盛顿，那么，他的可信度就与其他政客没什么两样了。如果仍将他作为博士或者教授看待，那就是自欺欺人。”因为对一名经济学家而言，政治生涯最终会将他推上一个既受约束又做作的职位。在这个职位上，他必须对自己所痛恨的政策，比如最低工资法或保护主义行为保持沉默，或者谨言慎行。即使政策错得近乎荒唐，他也必须表示支持。施蒂格勒提到曾是美联储主席的阿瑟·伯恩斯和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赫伯特·斯坦联合倡议，美国人要多吃奶酪少吃肉（当时肉类供应不足），以此来遏制通货膨胀。“总而言之，经济学家们必须学会政治家们的基本信条：要想做些好事，你首先必须先接受这些坏事。”
　　中国也有不少经济专家进入政界，亦应如是观吧。
　　我们在《Value》2006年第9期的《Value 2006年假期阅读书目》中已重点介绍过林达的《如彗星划过夜空》等书，《扫起落叶好过冬》也是他们夫妇俩的一本合集。林达作品的风格与质量都很稳定，犹如看一季季的连续剧。这儿只举书中一个有关中国的故事，有一个被称为特拉普派的苦修派，从17世纪该教派建立直至20世纪60年代，修士除了与上帝对话之外，是终生不说话的。即使在今天，他们还是基本静默。该教派还有严格的约束，修士们没有私人财产，每天凌晨三点左右起床，去院内的教堂早祷。除了祷告之外，他们都在干活，周末没有休息，永远没有退休，生活自给自足。死后简单地安葬在墓地里，没有棺材，一袭白布裹身，默默归于尘土。
　　特拉普派原来在法国安身，但法国大革命兴起，修道院被毁，修士被追杀，该派几乎灭绝。侥幸有一支在1790年出逃瑞士，才让教派传了下来。基于惨痛的教训，他们开始在各地发展。不过由于生存方式的特殊性，到19世纪末，全世界也只有53座特拉普派修道院，其中一座1883年建在中国太行山深处的石堆上。这座杨家坪修道院由5名欧洲修士初创，20世纪20年代发展到拥有120名成员，大多数为中国修士，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一座特拉普派修道院。在经历了义和团运动与抗战后，1947年仍聚集着近80名修士的修道院被洗劫一空，付之一炬，修士们大部分死亡，其余的都失踪了。1970年，一个中法混血儿在美国《读者文摘》上回忆，他在中国劳改农场遇到过一个来自杨家坪修道院的老人，他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坚持自己的信仰和祈祷。林达如今又去了杨家坪，看到“教堂的屋顶被焚毁，可是，教堂内花岗岩的柱子犹存，柱子下面是一排排后人砌的空猪圈。五十年了，阳光依旧，苦修院的废墟依旧，只是修士们早已渺无踪迹。北楼失去屋顶的墙还挺拔地竖在那里，透着一个个尖券的空洞，映衬着中国北方的蓝天”。
　　《标竿人生》的书名容易让人认为这只不过是本励志类书籍，事实上，它是正经八百的基督教的灵修著作，作者华理克也是位牧师。据说这本书自2002年面世后，全球至少销售了2,500万册，超级畅销。《标竿人生》的英文原文是《The Purpose-Driven Life》，直译为“目的导向的人生”，这正是本书的宗旨：“只有活出目的导向的人生，才是真正的生活，否则就只是生存。”
　　从20世纪以来，人们变得深刻而聪明，却难以找到人生的意义和目的。其实，只要你认为自我是最重要的，就不会找到人生的目标。人生最终是虚无的，因为人生短暂，及时行乐应该是最佳选择。一般人的生命是由五种力量驱使，即罪咎感、怨忿、恐惧、物质追求和别人的期望。但在华理克看来，这都会走向死胡同。只有为了神的喜乐而活，生命才有意义，只有从永生的角度看，短暂的尘世一生才会变得积极乐观，今生是为将来做准备。
　　上述一番道理，对没有信仰的人而言是说教。从理性考虑，信仰让人放弃自我的要求确实“过分”。从孩童开始，我们就拼命扩张自我寻找自我确立自我保护自我，但有一天，却要无我和舍弃自我，而且信仰所承诺的又不能通过“常识”所验证。说白了，要让自我放弃“自我”，太难。
　　不过，我们不妨看看《标竿人生》的四十课，看看有信仰的人是如何看待这种大困惑的，应该是有收获的。

2006年Value十大好书备选书目

1、《我在伊朗长大》
【伊朗】玛赞·莎塔碧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年4月第1版
2、《伶人往事：写给不看戏的人看》
章诒和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6年10月第1版
3、《梅丘生死摩耶梦》
高阳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年9月第1版
4、《凯恩斯传》
【英】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年4月第1版
5、《意见与异见：半岛电视台的崛起》
【英】休·迈尔斯 著 学林出版社 2006年8月第1版
6、《最后的武士：荣耀与毁灭》
【英】特恩布尔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年9月第1版
7、《雷蒙·阿隆回忆录：五十年的政治反思》
【法】雷蒙·阿隆 著 新星出版社 2006年9月第1版
8、《麦肯锡传奇》
【美】伊丽莎白·埃德莎姆 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6年1月第1版

　　备选书与十大好书的差别并不大，以《伶人往事》为例，章诒和仍保持那本《往事并不如烟》的格调，篇篇可读可颂。该书的副标题是“写给不看戏的人看”，点得好，程砚秋、尚小云、马连良和言慧珠等人的演艺风格，已有不少书和文章谈到，但像章诒和如此着重于他们个人性格与命运的，我还是头一回看到。我不是戏迷，根本没弄明白杨宝忠、叶盛兰、叶盛长和奚啸伯是何许人也，通过章诒和，却颇能领会他们的人生轨迹。《可萌绿，亦可枯黄——言慧珠往事》，我先在《老照片》上看到过，原来只知道她是个大美人，境遇颇为曲折，是非也多而已。看完章文，言慧珠的形象怎么也忘不了(我从没看过她演的戏)。章诒和写道：“我们常说，一个人喜怒形于色或不形于色。而言慧珠是大形于色，且一切都大形于色。说话行事，从来不分什么时间、地点、场合及对象，呼啸来去，旁若无人。”言慧珠的身材曲线分明、高头大马且都来自天然。有次，几位太太争议言慧珠外国人似的胸部是装假的，言慧珠当着满屋子的人，“甩掉短大衣，把套头的毛衣往上一捋，露出雪白的肌肤和米黄的胸罩，昂着头说：‘你们来检查，看究竟是真是假!’”
　　章诒和在分析马连良无法适应新社会的彻底改造时，说了一段代表艺人这一特殊群体的话，很精彩：“把全副心力毫无顾忌地托在一样东西上。这东西可以是物质的，可以是精神的，可以是感情的，也可以是艺术的。那种‘托’是托以终身之托。而艺人就是把一生一世都托在‘戏’里。突然有人宣布：你不在戏里了——这无异于宣布你不再属于你自己了。舞台上挥洒自如的马连良立刻变得六神无主。那种上也不是、下也不是、浮也不是、沉也不是的感觉，是致命的。不难想象他那一代艺人，要从“以艺术为人生”转向，是多么艰难。他们可以像做戏一样摆出革命的面容给领导看，却不可能把骨子里的东西抠出来扔掉。那种对一餐饭、一杯茶的美感陶醉，对一炉香、一块玉的摩挲把玩，对俗常享受几近挑剔的精致，对内心欲念不屑于节制的逸乐，以及对人性弱点与人类缺陷的宽容等等，既成为渗透于衣食住行的文化优越感，又是一个人的具体生存形态。它习焉不察，却无所不在。艺人就是这样于不经意间把生活的艺术积淀为文化的蕴涵，并联系着自己的生命热情、情感体验和心理支撑。这时，人的生活琐屑就不再属于吃喝玩乐，而是有了特殊价值的审美的、精神的内容。艺人们平素是细细地咂摸品味这些东西的，一旦踏上红氍毹，走到聚光灯下，锣鼓的敲击、丝弦的牵动，则很快转化为艺术激情、即兴灵感和表演渴欲。恐怕连艺人自己也不清楚，生活情趣怎么能成为艺术力量。其实，生活的文化姿态是不能直接搬上舞台的，但它是舞台文化表达的巨大创作心理背景。因此，艺人是保留习惯、习俗、习性、习气以及陋习最多的一个群体。他们对生命快乐(或叫乐子)的沉酣和痴人性的深，生命的深。有成就的艺人是一个脆弱的群体，舞台适应性强而生活适应性差。他们没有哲人式的高远，既难以像文人那样做到对现实人生的精神超越，也无法像农民那样守着一份审慎安分的卑微心态。一旦觉得生活里没了乐趣，舞台上没了位置，啥念头都能生出来。所以，他们中的许多人私下里都羡慕梅兰芳——羡慕他能迅速地离开人世。梅兰芳的死，是那么的安静、清扬、潇邈。如果从前还是在悲悼一个艺术生命的过早结束，那么现在则是赞赏，甚至是庆幸一个生命艺术的提前完成。”
　　高阳很有名，张大千更有名。但看这本早在海外出版的高阳写的《张大千：梅丘生死摩耶梦》，仍觉得将传主写得很有新意。高阳的文字经常会岔开去谈若即若离的东西，俗称“跑野马”。别人这么写，也许会让读者有点厌烦，可高阳有本事说出细微的世故人情与生活情趣，让你觉得长知识有认同。《张大千：梅丘生死摩耶梦》中提到张大千的老师、清末民初书法家李瑞清(清道人)的掌故就很有意味。清道人年轻时娶了一位玉仙姑娘，新婚数日，即赋悼亡，续娶了玉仙的妹妹梅仙，亦是早逝。清道人从此不再续弦，为了纪念两位妻子，自题别署为“玉梅花庵”。清道人有个庶母，年轻时是个绝色美人，年纪比他还小一两岁，清道人对她视如生母，颇为孝顺。清道人书法虽写得好，但销路并不足以维持他的名士排场。而别人以为清道人颇有家财，便上门勒索或强借，不成后就造谣他与庶母有染，最后竟致使他的一班好友都难得登门。清道人知道这回事后，竟欲寻短见。后来他到上海的德国医院作体检，证明自己是根本不能人道的天阉，才消除了误会。清道人身材魁伟，食量惊人，旁人过去很难相信他竟是天阉。高阳叹道：“恍然于他的两个太太何以早死？那时的闺秀，嫁了这样的夫婿，无复生趣，而又有苦难言，安得不抑郁以终！清道人自署‘玉梅花庵’，正就是暗示玉仙、梅仙‘盖棺犹是女儿身’，到死都是玉洁冰清、不可亵玩的两朵清冷梅花。”
　　这种写法，是当今媒体狗仔队们怎么也做不到的。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能在不民主传统的中东地区出现，真是个另类。准确地说，半岛电视台可能是唯一一家能和西方主流电视台相抗衡的非西方媒体。香港凤凰卫视的自我包装和自我表扬也很厉害，但在独立性与新闻理念等方面根本不是半岛电视台的对手。半岛电视台是如何崛起的？《意见与异见》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作者休·迈尔斯曾是英国天空新闻频道的自由撰稿人，是行家，也很客观。看完全书后，我们愈发觉得半岛电视台的不容易，为了追求真相，他们得罪了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沙特阿拉伯人、美国人和英国人等等。更令人感慨的是，当半岛电视台真正实现了西方的媒体新闻自由的理念时，反对最为激烈之一的是美国政府及电视机构。也正因如此，我们发现这些西方新闻大机构在美国人民真正需要了解真相时，反而躲躲藏藏，甚至故意帮助本国政府“遮羞”。感谢半岛电视台。另外，中东局势对很多人而言都是个谜，《意见与异见》也是本能让人了解中东政经形势的好书。
　　《雷蒙·阿隆回忆录——50年的政治反思》和《凯恩斯传》都是沉甸甸的砖头书。阿隆是法国知识分子的“右派”代表，与曾是他的同学的“左派”的萨特是死对头，但没有萨特的名气大。对于我们那些曾在20世纪80年代深受萨特存在主义影响的人来说，今天实有反思的必要。大体而言，“左翼”领袖或知识分子有激情，煽动性很强，年轻人很喜欢，可是等年轻人成熟后，会发现当年的许多行为实在幼稚无知，而那些“左翼”老师大多是行动的侏儒，他们对自己的热爱要超过对真理的追求。我们看看阿隆的书则有“解毒”作用。
　　当然，我们建议读阿隆回忆录时，不必细读他在《费加罗报》或其与法国政坛的纠葛。作为一个杰出的知识分子，阿隆最擅长的是写作，书中最有意思的也是那些对自己著作作回顾总结的部分。《凯恩斯传》也可以一样的读法，那些英国政坛往事对中国读者兴趣不大，读者应注重凯恩斯的生活和学术。我们曾在《香港买书记》中介绍过台湾出版的《不朽的天才凯因斯传》，都是斯基德尔斯基的作品，只不过那是三卷本传记之一部，而《凯恩斯传》则是三部曲的综合之作，其风格和特点与《不朽的天才凯因斯传》是一样的，不再展开了。
　　《最后的武士：荣耀与毁灭》本来是进入十大好书的，后权衡再三，让《日本物语》给替代了。《最后的武士》的特点是不再强调日本武士浪漫的个性和故事，而是结合历史的基本面，对他们作一客观的评价。英国作者特恩布尔遍访有关日本武士的历史遗迹，对留存下来的各类城堡细细描绘解说，让读者如临其境。笔者曾到过日本九州，对熊本城作过一些考察，但看完《最后的武士》后，才真正体会到当年的壮烈与凄美，《最后的武士》完全可以作为一本日本的导游书来读。
　　《我在伊朗长大》和《麦肯锡传奇》分别在《Value 2006年假期阅读书日》与《王石与马文》中介绍过，后者登载在《Value》2006年第6期上，读者可以参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