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Value》2002年春创刊以来，我们就一直在做个调查——如何为读者提供杂志以外的服务或产品。举办讲座或会议当然是一种方式，可是我们的读者来自五湖四海，在上海举办是以偏盖全，在全国范围做目前又力不从心。
　　另一种办法是编辑一些有价值的书籍或内部资料，提供给《Value》的读者。这是我们喜欢做的事，早在10年前，我就主编了《上海证券报文丛》和《财经丛书》，前者主要收录已刊发在《上海证券报》上的专题文章，后一套丛书则是原创。其实，《财经丛书》更像是一本月刊，只不过是“以书代刊”而已。
　　人们一定会觉得上海证券报社财大气粗，我们才能在短时间内出这么多书。是的，《上海证券报》过去和现在都很有钱，但不一定用在正道上。传说当年报社用几百万买了福建的一个小岛，说是为报社职工疗养之用，后来竟然发现那小岛消失了。原来这岛是退潮时出现，涨潮时便会淹没，骗子是在退潮时带报社的人去看的。我当时听到这个黑色幽默故事，不敢向人求证，免得被领导盯上，认为我影响他们的威信。不过，我确实知道不少奇怪之事，不提也罢。而我主编这两套丛书的印刷费、给出版社的管理费用和作者的稿费，均是我自己“拉赞助”而来的，编辑稿件也主要是我一个人利用晚上和节假日完成的。
　　一个人没有私心私利去干一件公益的事，在这个私字当头的社会是不可理解的。做了一年多，有次报社的总编辑把我叫到办公室，突然发难：“关于你编书的事儿，我账还没查过呢。”我冷冷地回答道 ：“欢迎你查账，也希望把结果公布于众，也许你一不小心查出个劳模来。”在此之前，我还是比较尊重他的；以后，我鄙视他。一个领导，不能用愿景带领大家往前走，却想通过利用属下的私心杂念来控制他们，心理很阴暗。后来，领导把我的工作成果收归己有，变成《中国证券丛书》，但现在早已没了踪影。有些好东西不是靠权势财力就能够产生的，尤其是精神性的产品，它需要人的奉献和热爱。
　　主编《Value》后，我就想再续前缘，编辑些产品给读者。可是，众所周知，出版图书是垄断的许可证制度的，而中国精神文字图像产品的市场化要落后于其他行业至少10年以上。除了出版所谓的易中天之流的畅销书，经出版社与销售渠道盘剥后，我们出版专业书籍只能苟且活着，而且身不由己。而我们一直忙于《Value》的生存，不可能再雪上加霜了。
　　直至2006年年底的今天，我们尝试采取“私募”而非“公募”的方式解决这个难题。我们以通讯的形式做一些有价值的产品献给《Value》的会员（即至少订阅《Value》杂志一年的读者），作为杂志的一种增值服务。这当然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意味着它不能在外面的书店里销售，而如果以公开出版物的形式出现，会大大增加销量。通讯的好处是我们比较了解《Value》长期订户的口味，为知音服务，得心应手些。
　　这套被称之为“价值文丛”的内部资料或《Value》长期读者的会员通讯的内容主要来自两方面，一个是《Value》过往文章的精选，另一个是提供与《Value》定位类似的原创作品（包括翻译和文摘）。
　　《Value》的新订户有个习惯，那就是喜欢购买我们的过往期刊，比如2006年的订户会把2002年至2005年的杂志全买齐。遗憾的是，我们的库存杂志没有这么多，早已缺刊了，如2006年的杂志已卖得差不多了。而过往的《Value》中确实有些好文章，把它们按主题系统地编辑一下，应该是有价值的。第二类的价值文丛是《Value》杂志的衍生品。举个例子吧，我曾写过一篇推荐投资经典55本书的文章，很多读者打电话问我哪里能买到这些书？其中不少书早已脱销，我没法把自己的藏书借给这么多人啊。我当时就想过能否把那些书的精华以文摘的形式出版，聊胜于无啊。又比如，海外有些投资经典的中译本要比内地译得好多了，能否选择一些给我们《Value》的读者呢？价值投资之父格雷厄姆的《证券分析》可以不读，但《聪明的投资者》可是一般读者读得懂又有教益的书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过中译本，但我们看后会认为格雷厄姆有些不知所云，事实是译文有许多严重错误。台湾版的译文未必很成功，但至少可读，能否把它的精华部分介绍给《Value》的读者呢？因此，我们已在编辑《价值投资读本(一)》，想必两个多月后就可问世了。
　　《价值文丛》的第一本书是《天天向上》，它包括上、下两辑。上辑是我近5年来在《Value》“编辑者言”中的文章，下辑则是我从1999年至2002年在《财经》杂志上的“股海观潮”专栏结集。
　　先说“股海观潮”吧。
　　1999年5月，《财经》杂志邀我开设一个谈论股市的专栏，我犹豫再三，还是答应了。之所以犹豫，是因为我深知“股评”之难。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作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一员，就在《上海证券报》上写过周评。当时上海证券交易所对股市的调控力量要比今天的中国证监会还大，前者可以随时改变交易规则。于是，投资和投机者都得像读圣经那般研究代表上交所的“股评”，领会其中的微言大义。平心而论，我们当时的许多周评都要比现在的所谓新华社记者的文章写得好，但这玩意儿多写也会把人给折腾坏的。人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你每个月对市场的判断不可能全对，更何况每周哩。
　　这里说个有趣的事儿。股评家们充满自信，每天要对市场发表些言论和预测，但经常成为市场的反向指标。过去，一般股评家说错七成说对三成，已是贻笑大方了。2006年我注意到一家上海的经济日报上有个记者每天写股评，由于其口吻很有个性，我便好奇地读了他的观点。他从上证指数1,700点左右起便建议投资者逢高减磅或出货，一直到2,000点，天天喊，我纳闷听他话的人还有什么股票可卖啊。这样天天错判后，终于有一天他忍不住，号召大家买入，但当天股指大幅回调;第二天，他就要求人们以观望为主，第三天又要求大家出货，但当天股指又上去了。有一段时间，他拼命打压地产股，而地产股狂升，他便大骂万科大涨是“失心疯”，后来，他突然又要大家看好地产股，这时地产股又突然回调。这可把我乐得惊呆了，他在近半年的时间里可以达到95%以上的错误率。真的，我被他迷住了，这是怎样的人啊，他可以每天颠三倒四，却大言不惭，而且越说越自信，丝毫不脸红。有一天，他的专栏突然停了，我猜想这位股评记者可能被领导叫停了，感到有些惋惜，毕竟我是他的忠实读者啊。没曾想第二天他又出现了，照样生龙活虎地大谈股市应该如何如何走，当然又错了。结果，我每天早上读他的股评，只要见他说空，我就高兴，因为预示今天股市一定会涨 ；他一说今天股市要好，我就不爽，因为下午收盘时一定会收绿。我这时还真希望他对一次，毕竟股市好，大家高兴嘛，可他就是不争气。
　　读者见到上面一段文字，也许会说我夸张。其实，我一开始也不信，怎么有人的判断可以几乎完全与市场相反呢？这也是小概率事件啊。但它就是出现了。我本来还想跟踪下去的，但这份日报太滥了，2006年是随其他报纸一起送的，2007年我不再订它了，我每天早晨也就无法再见到这位仁兄的高论了，写到这儿，不免有些怅然。
　　所以，我深知股评之难，在《财经》杂志开设“股海观潮”时，便不把笔墨放在对行情走势的判断上，而是写市场出现的各种现象尤其是投资者的心理。这种写法看来很受欢迎，不管是杂志的编辑还是读者都觉得不错，至今还有人提起这个专栏，并希望能够恢复。
　　写这些文章，我确实花了不少心思，腹稿要打一个多星期，才把它们写下来。刚开始写专栏的时候，我还在上海有线电视台，台里不允许在办公室里抽烟，我那时没戒烟，烟瘾很大，一天要抽4包，只得倚在走廊的窗台上站着写，如《故事背后的故事》等都是这样写出来的。
　　“股海观潮”从1999年的“5·19”大牛市开始，一直写到2002年3月中国股市彻底进入大熊市，期间的趋势我把握得还是很准的。能做到这点，是我对国家政策和市场力量都有比较细微的体察，其中的道理在《中国股市17年》中写得比较充分，读者可以参阅。
　　如果说这些文章还有什么教益的话，那就是今天（2006年年末）的股市情绪与当年的《乐翻天》有相似之处，它们未来也可能会不谋而合。毕竟市场的环境会变，人性却不变。尽管这是老生常谈，但很少人能把该认识正确地运用到市场上，包括我自己。
　　另外，“股海观潮”还讲了市场当时流行的许多小故事，今天看来还是很好玩的，算是掌故吧。
　　2002年4月，我到《Value》创刊，就把“股海观潮”移到了“编辑者言”，不过，不是每月都谈股市，还夹杂了一些办刊的体会。
　　现在回过头看，这几年的东西比过去五、六年前的文章大有进步，毕竟人在变，思想在变，市道也在变。当然，这种包括心态、文风和见识的进步亦是潜移默化的，最明显的是越来越有诚意了，少了玩世不恭的习气，读者应该能看出这点。
　　所有的文章都是原文照录，里面也有自己的失误，我不想抹去，没必要。我对2004年下半年A股市场看好，这是我的一个大失误。十几年来，我向来是能够以超然的态度看待股市，那次却有些私心。那时杂志的财政情况很困难，几乎难以为继，我希望行情好些，能多一些订户，或者通过投资赚点钱，补贴杂志的亏损。这犯了大忌，谁想马上通过股市赚到一套房子、一辆汽车哪怕是一张出国机票，得当心点，投机心太强要出问题的。这个不从容的教训很深刻。
　　我这几年对房市也有评论，但主要是学习，正在体会该投资（投机）产品的特点，心得不多，也不够沉着，请读者见谅。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是我们这辈人儿时最琅琅上口的话语。我这个人资质很平凡，但还认真地把这句口号当回事，一直很用功很勤奋，气质和见识也就有所变化。用“天天向上”作这本集子的名字，是想和那些与我一样不聪明却对自己有所要求、对别人有诚意的人共同进步，共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