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以类聚》跋

　　2005年以来，我出了《游走在时空边缘：我的环球文化之旅》、《学习学习再学习：生活中的投资经典》和《长线价值：艺术品市场大势》三本书，文章主要来自《Value》。然而，仍有不少发表在《Value》上的文章未收入书中，而且有些文章写于出书之后，于是有了《天天向上》、《好书烂书》以及这本《物以类聚》。
　　《物以类聚》与此词一般上的意义稍有不同，这本书恰恰不是以“证券投资类”、“旅游类”或“艺术品投资类”编成的，它很杂，如上辑的几篇文章谈房子和旅游，下辑则更杂，七七八八，算什么哩。其实，《物以类聚》是反“物以类聚”的，起这个书名，可能是想“混淆视听”吧。
　　上辑的《买栋沾着地气的房子》发表在2002年6月《Value》的创刊号上，谈的是上海别墅大势。与一般蜻蜓点水式的“房评”不一样，我当时可真是把整个上海的别墅看遍了，每个周日、周六都在外看房，所以文章的“含金量”很高。文章发表后，就有不认识的房地产商请我吃饭，让我参谋他的别墅开发计划，两年后的2004年，专业的权威的《上海楼市》杂志出了一本谈上海别墅的专刊，还原封不动地将这篇文章作为封面故事。事隔5年后，我当然有了新的认识，但主要的观点仍没变，那就是许多别墅的设计不成熟，作为炒作产品不错（如我重点提到的几家别墅后来升值极快），但自住不宜。接着的几年里，包括别墅在内的房子的质量更让人生疑，因为在极度供不应求的情况下，皇帝的女儿不愁嫁，找民间姑娘假冒公主的事一定会层出不穷。
　　《熊市卖房记》也是我的得意之作（这种说法容易让人觉得我很肤浅，不好意思）。多年的股市经验告诉我，要会买，更要会卖。会卖的前提则是在最坏的情况下都能把股票卖出去。房产的流动性明显不如股票，这就让做股票的人有些不爽。我要补充一句的是，也许正是因为房产的流动性不好，才让一些在股市中精于短线投机的人成了房东并赚了大钱。股票和房子，在价格迅速上升炽热化的情况下卖出是最好的事情。我不是不明白，但在房价大涨时，我和妻子不想卖房子，觉得没必要换大房子，只是等到孩子出生后，才发现房子太小了，只得考虑置换。而此时上海房市正值新一轮调整的前夕，我却通过变相拍卖的方式把房子不被杀价地迅速地卖掉了。或者说，我在对卖方不利的情势下取得了主动权。要做到这一点，第一是方法和程序要对，第二是房子还不错。第二点其实更重要，家贫思贤妻，只有在求不应供的熊市下，才知道什么叫价值。
　　《境外旅游黑幕亲历》表面上写的是旅游行业的丑事，实际上有更深的观察在里面。一场多年不见的大雪降临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中国游客被困在城市中。等到我们好不容易杀出重围，来到埃及，当地旅游公司利用日程混乱，谎称无法买到回中国的机票，骗我们逗留多天，在开罗消费，大赚一把。如果说土耳其之困有天灾的因素，埃及就纯粹是人祸了。我们为了不被一家埃及旅游公司垄断去胜地卢克索的路线而对我们乱开价，自己到其他大宾馆找旅行社自助游。原想开罗也是个国际大城市，但最终却发觉你无缝可钻，其他的埃及旅行社绝不参与“竞争”。我们一直生长在“非规范”的环境中，乱中取胜，浑水摸鱼，自有一套，所以我们到欧美发达国家，觉得他们都很“傻”，一点都不灵活，只相信规则。不过，我们身陷埃及，才尝到了外国人在中国可能遇到的遭遇。另外，我也极惊讶埃及人的“团结”，这是像我们过去年代那样同仇敌忾，还是比我们中国人天生就更爱团结？不清楚。反正美国人在伊拉克的惨败是注定的，尽管他们面对的不是越南的森林沼泽，而是一望无际的适于发挥立体战争高科技优势的沙漠。
　　《不确定的印度》也不是一篇单纯的“游记”。2005年，中印两国已成为国际媒体的头号话题，而且不少人认为印度有赶超中国之势。于是，我趁长假去了一次印度，掌握了第一手资料。首先，印度公共设施尤其是道路实在糟糕，至少比中国落后十年，这是个很大的瓶颈。更麻烦的是，印度的民族宗教文化多元得几近一盘散沙，这对一个国家走向全球化实在不利。不管怎么说，近50年乃至100年，中国的激剧动荡和重组，把大多数中国人从传统组织和家族中“解放”出来，成了现代化最适合的“螺丝钉”。这是不是“异化”？好不好？值得讨论，但它确实有用。2007年3月19日的美国《商业周刊》的封面故事终于谈到了“印度麻烦”。印度的“硅谷”班加罗尔电子城与市区相连的是一条蹩脚拥挤的101号公路，而且没有任何大型公共交通设施，大名鼎鼎的Infosys每年必须额外花费500万美元租赁汽车来解决雇员上下班的问题。这不是个别现象，整个印度每年因交通堵塞与事故导致的损失高达60亿美元，著名的工业城市马哈拉特拉竟然每周要停电一天。印度的IT产业确实不错，但这项政府大力倡导20年的龙头产业只让160万印度公民受惠，每年却有1,000万适龄的印度青年从学校走出，寻找工作。《商业周刊》早就应该比我这个游客注意到这个问题，但盲从躁动是媒体的本性。
　　《感动卢浮宫》与《玩赏凡尔赛》写得比较晚，未收入《游走在时空边缘》。常人游记大多都写给别人看的，可这些文章首先是为我自己而作。我出去旅游前，先做好功课，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和著名景点的由来。欧洲当地的导游比亚洲的好，很少强行推销商品，你不买，他们也不会恼羞成怒，不过，也不能指望他们会真真正正做好导游工作。当然，因为平日的积累，我没必要事先了解卢浮宫和凡尔赛，可旅游回来，要写文章，就必须阅读大量的书籍，仿佛让我重游一番，如卢浮宫里的一些荷兰绘画，伦勃朗和维米尔早就知道，但要让我对另一些荷兰画家如数家珍，不查书是不可能的。应该说，《感动卢浮宫》介绍了20世纪之前的西方绘画史，《玩赏凡尔赛》描述了法国的历史，我因此也大大得益。其实，我写每一篇游记，几乎都参阅了几十本书籍，记得为了写印度和尼泊尔，我到上海书城把一大摞有关书籍都买了回来。
　　下辑的一部分文章发表于《Value》创刊后的一年中，当时，我们试图模仿台湾《财讯》月刊的开头部分，用照片和新闻故事的形式演绎当月的新闻事件。我以群涛、张目等化名埋头写了一些故事，今天看来，这也是《Value》寻找自身定位的一些足迹。当然，如《你走哪条林中小道》、《读者周路》、《表戴在哪个人手上》、《中国证监会真的那么腐败吗》等还是有些想法的。
　　2007年3月20日的证券媒体报道，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中国证监会前主席周正庆认为：2001年6月以来，与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相背离，我国资本市场却持续四年低迷，这种不正常局面，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对发展资本市场的认识上出现了问题，社会上流传一种错误的舆论，从根本上否定我国的资本市场，鼓吹要“推倒重来”，这种舆论的误导给资本市场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温故才能知新，2006年中国资本市场出现的重大转折得来不易，这是经过多方面努力，克服重重困难所取得的成果。”
　　政治就是政治，很老到。我也是当年鼓吹“错误的舆论”的一份子，而且死不改悔，于是把《子虚乌有的“推倒重来”论》收入集子中。文章写得火气很大，如果放在今天的话，我就不会这么写了，我也希望自己不再卷入这种莫须有的政治游戏中。我能提醒投资者的是，争论也许并不重要，也许还会争论下去，关键是捂住你的钱袋子。不要以为舆论就能把这个市场搞垮，不要仇恨“错误的舆论”，即使像老庄家德隆的垮台也不是舆论的责任，其实这一点，连德隆自己都很清楚。看着吧，下次没有“错误的舆论”，股市照样出问题。

《好书烂书》跋

　　本报告中有关500多本书的评点首先是写给自己看的。我早年所记的日记，很大部分是关于书籍的评论，有了《Value》后，一直想重操“旧业”，到了2004年便尝试有系统地评点书籍，后来是越来越多，一发而不可收。
　　把看过的书评点一番，哪怕写几句话，我都很受用，这是总结，也是知新。所以，每次我写“好书烂书”专栏，洋洋洒洒近1万字， 40本书逐一评点，要花上三、五天时间，颇费心血。
　　“好书烂书”，只是我多年读书经验的结晶，也许在有些读者的眼里，这儿的“好书”是“烂书”，“烂书”却是“好书”，也未可知。没问题，我只是给爱书人一种秩序，完全可以打破它。
　　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便你并不想读这500多本书，看完《好书烂书》，也会对中国近几年出版的图书有个大致的了解。
　　“好书烂书”的分类颇费思量。在《Value》上都是每月一评，变成了这本报告，按时间排序明显不行。有同事建议，以财经、人文、科学等分类。我最后觉得，自己心目中只有好书与烂书之别，便还是以“无星”、“一星”、“二星”、“三星”、“四星”和“五星”的标准分类。“四星”和“五星”是好书；“无星”和“一星”自然是烂书；“二星”是客气；“三星”是还可以，读者应知道我的意思。

《声东击西》跋

　　本报告的前五篇文章编译自《杰出投资者文摘》。《杰出投资者文摘》被巴菲特等投资大师推崇备至，是一份主要介绍优秀价值投资者的“杂志”，但不定期，有时一年只出一本。
　　中国内地投资者大多知道巴菲特、索罗斯、罗杰斯等大师，对其他杰出的投资者知之甚少，所以，《Value》有意识地推荐了不少“新秀”，如《逆向投资》中的比尔·米勒和《丑闻的启示》中的克里斯·戴维斯等。而在另一本价值报告《头头是道》中，我们仍能看到比尔·米勒的精彩议论。
　　顾名思义，价值投资者最喜欢买价值低估的股票，而最好的机会是市场低迷或某个行业或公司出现危机，本报告中的大部分文章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即使两篇有关中国投资策略的文章，也是在2006年大牛市前夕发表的。如今已时过境迁，可思考的方法没变，它们要比那些“马后炮”的文章更有价值。尤其是我们遭遇难得的机会时，重读这些文章，也许会让你灵感闪现，勇气大增。顺便一提，《大股东时代》中的景林资产管理公司的真正发言者是该公司负责人，但他不愿“露面”，便用了同时参加会议景林公司的研究人员“张亚北”的名字。
　　约翰·聂夫的近三十年的投资日记已在价值报告《脚踏实地》上发表，这儿是他的另一段自传，同样精彩，值得细读。

《基金评级》跋

　　我对中国基金业关注得较早。记得我看到的第一篇有关基金的文章是在1991年的《上海证券交易专刊》上，是当时的万国证券公司总经理管金生写的，虽然我刚入行，还看不太明白。后来我对基金的兴趣越来越大，终于在2000年写了一篇《基金黑幕》，算是有了个“阶段性”的成果。
　　这真是始料未及，因为我从没想过大家企盼多年的“理性”、“健康”、“代表未来”的基金公司很快就沦落了。不过，关注还是要继续下去的。所以，《Value》2002年5月创刊后，我就很注意对基金的报道、研究和分析。
　　在2006年9月的《Value》封面故事之后，我们就开始了中国基金的“评级”，虽然那时还不成熟，但毕竟开了个头，并在2003年1月正式推出了Value中国基金评级，每月一次，坚持到现在，已经是第五个年头了。这应该是中国内地第一家吧。
　　我们现在做这事已中规中矩，没有什么风波了。但在当时，可不是这样的，2002年9月的《Value》封面故事《谁是基金领袖》这篇文章中，提到大成基金公司曾涉嫌银广夏案，也并未做什么引申。然而，大成基金公司的一位副总是我在上交所的同事，大怒，叫手下的一位市场部人员打电话骂了我5分钟。我耐心地听完后，没搭理，跟一个小年轻计较什么哩。后来又有一次，天同基金（现在的万家基金）总经理马志刚请我参加他们的一个基金座谈会。在会上，碰到了一位过去华夏证券研究所的同事、现在是天相公司的高管（他也曾在中国证监会干过），轮到他发言时，竟毫不含蓄地指着我说，由于《基金黑幕》，让中国基金业受到极大的伤害。我过去也算是他的“领导”，但相互之间一直很客气，没料到他会突然在会上发难，让我好不尴尬。还好与会上的其他人要比他明白事理，至少表面上的客气还是要有的，谁也不接碴，反而对我态度不错。此人是个聪明人，为何当面向我发难呢？我只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他这样做，可能是想表现出业内的“正义”感，借此做他的金融服务生意吧。果然，会后吃饭的时候，看见他在向马志刚拉生意。不过，他想没想过，如果也是基金业内资深人士的马总很讨厌我的话，何必要请我到他的公司去呢？
　　但这事让我觉得人心险恶，以后就很少参加这类基金业的聚会了。但每个月基金评级的结果出来，仍免不了会遭到诘难。我们在《Value》上屡次公布评级的标准乃至计算公式，就是为了“应付”这些问题。记得几年前曾有位银行系的基金经理，海归吧，见有一次他的基金排名比较靠后，大不以为然，让市场部人员转告，说自己在海外见识过大牌国际基金评级机构，言下之意是《Value》的基金评级是多么的没水平，让我们不仅告诉他计算公式，而且演示出具体的推算步骤。我的回答也很简单，没这个必要。你不是很有水平嘛，自己算吧，若算好了，与我们的结果不一样，拿过来瞧瞧，看看错在哪儿。后来那“海归”也就没有声音了。
　　我想，假如我是个涉世未深或刚从业几年的人，一定会被这类“海归”给吓住。但我也有近二十年的从业经验了，见识这种人多了去了，你敢在外国基金评级机构面前摆谱吗？自己水平不行，好好学习去吧。
　　我这种态度，深知会大大影响基金评级的“商机”的。可我早就想过，不赚钱就不赚钱吧。因为我们抱着这种态度，2006年就推出了系列最差基金评选，2007年继续评选。坦率地说，《Value》现在还有很多的事要做，我们还来不及对基金业的各种问题细琢磨，等到这轮牛市结束后，也许有很多东西值得发掘哩。
　　当然，我们也确实向海外的基金评级同行学到了不少东西，这儿要表示感谢。但Value基金评级也有自己的特色，如哪怕在货币基金大热的时候，我们坚持要兼顾收益与风险，综合评级。
　　如果翻阅一下2006年前的《Value》，会发现有关基金的内容占了很大的篇幅，其中不少是应景的和动态的，故不收入本报告中。这本《基金评级》比较注重专业思考方式，如蒋涛尤其是蓝虎对基金的价值分析研究还是很有见地的。至于像冯庆汇等财经媒体同行的文章何以发表在《Value》上，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上述的那样，《Value》很少有“顾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