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企业所面临的问题，已经不是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谁好谁坏的问题，而是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竞争力同步大幅衰退的问题。以往有些专家学者所倡导的国退民进并没有解决国企问题，而中国的总体竞争力随着市场和私有化的逐步深入却出人意料地恶化。根据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表的中国的总体竞争力（包括经济表现、政府效率、企业效率、基础设施四大指标）报告显示，2000年以后，中国的总体竞争力几乎只跟捷克、匈牙利、波兰、泰国水平相当，远比不上智利、比利时、马来西亚这些小国。上述情况表明，这几年政府所推动的民营经济似乎不能带动总体竞争力的发展。
　　中国企业家所面临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我认为我们这个经济体系本身有几个严重的问题需要解决。
　　
企业家所面临的第一个冲击
　　——自由经济的滥觞“饿狼现象”的冲击，《美丽心灵》结局的启示

　　记得有部电影叫《美丽心灵》吗？这部电影说的是一位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著名经济学家纳什的故事。纳什在电影里讲述了一个非常吸引人的小故事，大家可以将这个小故事作为参考。
　　电影中是这样描述这个小故事的：在一个舞会上，有五位男士和五位女士，五位女士中有一个特别靓丽。按照自由竞争的理论，这五位男士之间应该大打出手，比身高、比身材、比财富、比事业成就等，打到最后，一定有一个最强的男人出现，他要求与最靓丽的女人跳舞，这不就是自由竞争的结果吗？多好啊，一对最靓丽的男女出线了。照此推论，我们国家许多专家学者对自由竞争的理解似乎就到此为止了，单纯地认为只需自由竞争就能产生最好的一对舞伴。
　　但是，纳什接着讲了自由竞争的负面因素，当那四位落败的男士再去找另外四位女士跳舞的时候，这四位女士会因为她们不是这四位男士的首选而拒绝，自由竞争的结果就是成就了一对但毁了四对。因此，我希望大家能体会到这个故事的真正含意。其实，这恰恰解释了自由经济滥觞的第一种现象——低水平重复浪费的恶性竞争，使得资源被大量浪费。反过来再看看我们自己，我们过去总是认为，自由竞争是企业发展的原动力，这么多年的改革开放，一些专家学者们还在不断地提倡这个理念，但从上述故事来看，自由竞争是好的吗？
　　我相信读者对类似现象不会感到陌生。举个例子，某公司开发出一种新产品，如果在美国，大家会以股东身份对这一产品投资，就能越做越大，这就是美国纳斯达克市场的功能。但是中国企业不是这样的，中国企业的现状跟Chinatown（唐人街）一样，为什么纽约、洛杉矶、伦敦到处都有Chinatown呢？当一家餐厅经营好了之后，别人不是一起为其投资、一起做大，而是在其隔壁另开一家。如果这家做得好，又会有人跑到其隔壁再去开一家，结果一定还会有人因做得好而再开一家。于是，短短时间，Chinatown就形成了，一大堆企业互相竞争，一窝蜂地做某个行业，这就是中国的业态，称之为“饿狼现象”。这种竞争的最终结果就是大家都无法生存。我记得一个数据：中国80%的民营企业的“寿命”只有2.9年，其原因就在于资源被大量地浪费。请回忆一下，我们的烂尾楼如此之多，包括能源在内的各方面都有无法想象的浪费，这些都是恶性竞争的必然产物。
　　因为出现了上述的第一种现象，因此这五位男士越想越不放心，谁也没有必胜的把握，一旦竞争失败就会被淘汰，就连和其他四位女士跳舞的机会都没有了。由于大家都怕被淘汰，于是这五位男士开始勾结了，他们会说：“咱们不要互相竞争了，咱们联合在一起，都不跟最漂亮的女士跳舞，而是轮流和剩下的四位女士跳舞。”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中国社会特有的默契，也就是一个潜规则。而这个潜规则使得企业和政府体制的运作以这五位男士所代表的利益团体的自私性为基础，而不是以所有参与者（广大民众）的利益为基础。潜规则破坏了显规则，破坏了法治，因而造成了第二种自由经济滥觞的特殊现象——体制腐败和民间堕落。
　　中国社会当前的一个现象就是体制内的腐败和民间堕落的恶性互动，即民间有话语权的人不负责任地自甘堕落与体制内腐败现象的上下呼应。这种状况使得真正左右民间舆情的重量级人物会炮制这样的观点：腐败是好东西，是次优选择，它能促进经济效率的增长。而民间精英为了这千丝万缕的利益，对腐败坐视放纵，继续为一些人提供一个制造更多腐败的温床。这种体制内的腐败和民间堕落的并存与互动，使得社会生态环境愈发地恶化，企业经营环境也愈发地恶劣。这种并存与互动造成了一种贪官污吏巧取豪夺、社会人群诚信缺失、企业之间盲目竞争的局面。
　　此外，更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个既无效率又不符合规范的潜规则运作下，最漂亮的女士最先被淘汰了，这就是我们要谈及的第三种现象。越想规规矩矩努力做好产品质量控制和研发的公司，它就越有可能最先被淘汰。为了说明中国企业不重视研发的畸形现象，我们以“每万个居民拥有的有效专利数量”为标准进行排名。在排名之后我们发现，中国只有4件，排在第37位，其水平和马来西亚、泰国的水平差不多，排名第一的卢森堡却是7,094件。我们再以专利生产能力指标即本国居民所获专利数量与企业研发人员的比率为标准进行排名，此时，中国位居第36位，其水平和爱沙尼亚相当，位居第一的韩国是中国的57倍多，这充分说明了韩国三星等公司为何能够超日赶美了，而我国企业不论国企还是民企，却都呈逐渐衰退的局势。

企业家所面临的第二个冲击
　　——国际化的冲击，外资洪水猛于兽，游戏规则亟待法治化

　　如果你去问一个农民如何开闸灌溉，农民就会告诉你开闸之前要先挖沟渠，把水引到需要它的地方，缺水的农田不应该随便开闸。而什么是目前的国际化呢？那就是随意开闸让洪水漫流致使大片农田被淹没。难道我国那些大力主张完全国际化的专家学者们不知道要先挖沟渠吗？什么是沟渠呢？法治化的游戏规则就是沟渠。
　　目前国外资本市场对中国十分看好，但是，为什么国际化的程度越彻底，大家的日子反而越难过呢？我还要批评一些专家学者对国际化的误解，大量引进外资与国际接轨就是对的吗？这只是一个表面现象。有些似是而非的言论指出，中国大多数企业目前确实存在资金缺口，需要外资的帮助。
　　但是，我们大量而盲目地引进国际资本，读者认为是对的吗？我们各地方政府也开始招商，举个例子，我从2003年开始关注苏州现象，苏州大概是中国招商引资做得比较好的城市。
　　2005年的数据显示，苏州人均产值4万元人民币，算是不错吧。但是人均可支配所得仅仅是1万元，那么中间3万元的差距去哪里了呢？
　　为什么人均产值增加这么快，却没给老百姓带来实惠呢？这个产值很大一部分是外商投资的，这里就凸显了一个问题，我们对外商投资的认识根本不到位。研究数据显示，苏州外商付给员工的工钱并不比内资企业高，而且技术也不转移。根据数据统计，全中国的外商以合法利润每年流出中国的钱就高达2,000多亿美元。现在问题出来了，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给予外商在土地和税收等方面的优惠，这些优惠最终效果怎么样呢？那就是更多的利润从中国汇到国外。如果将这些优惠给内资企业的话，一来所得利润还有再投资的可能，二来可以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由于不断再投资，还可创造乘数效果。以江浙地区而言，乘数效果可以创造出多倍的产值。但是，优惠一旦给了外资企业，利润就可以汇出中国，而利润汇出就再也无法通过再投资创造乘数效果了。
　　有些对此不理解的读者可能要问我，我是不是反对引进外资？我必须要说，我是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我不可能反对外资注入中国市场。但是，我们对外资要有正确的认识，不要一厢情愿地认为外资就是好的。但是鼓励外资的意义在哪里？对当地经济有什么具有实际意义的好处？优惠政策一旦取消之后，外资就会跑到别的城市去抢优惠了。
　　有的专家学者甚至说现在的趋势是国外的资本确实给中国企业带来了新的转机。我想请读者思考一下，国外资本到底是带来了转机还是带来了危机呢？我以外资为例，美国顾问公司麦肯锡预测5年之后外资零售业将占据中国80%的市场。我想老百姓听到这个消息肯定很高兴，因为大家普遍认为外资零售业服务好、品质高、价格低，那不是很好吗？可是我请读者注意一个现象，我最近看到家乐福的一个广告——5公里之内，如果同样货品的价格比他们还便宜的话，他们将以数倍差额返还消费者。读者认为家乐福在做什么？它在恶性竞争，这个现象值得我们关注。各位读者再想想看，如果恶性竞争成功，而把中国零售业打垮了，5年之后会怎么样？
　　按照我的理解，5年之后，外资绝对不会愚蠢得像国内企业一样相互恶性竞争，我相信他们会联合在一起，垄断中国零售业市场。一方面提高销售价格剥削消费，另一方面压低进货价格剥削生产者。可能读者不相信我讲的话，没关系，我用实际数据让你相信。我于2005年在上海第一财经电视台“财经郎闲评”节目当中采访了深圳供货商协会马秘书长，我请他列出深圳三家最坏的零售商，他马上告诉我他们的一家会员供货商卖了32万元的大米给零售商，结账的时候不但没拿到钱，反而欠对方8,000元。我说好，你把这个名单列一下。他说第一名就是李嘉诚的百佳，第二名是家乐福，第三名是人人乐超市。
　　读者认为这些外资企业差劲吗？现在它们还没有席卷中国，只占1%、2%的份额，就这么嚣张，等到它们席卷中国的时候还得了！读者可能又要问我，他卖了32万元的大米怎么还欠对方8,000元呢？原因是，这些零售商对于供货商有很多收费，包括节庆费、假日费、信道费等等。比如说，法国国庆要扣供货商的钱，万圣节也要扣钱，反正都要扣钱，这就是外资零售商的作为。
　　另外一个问题也值得我国政府关注，根据我在《模式》一书中的研究显示，大部分外资零售业是不赚钱的，而内资零售业也不赚钱，所以就很难开新店。但是，为什么外资零售业不赚钱还可以大规模地开分店呢？我发现一个最可怕的现象，就是零售倾销战略。也就是说，像沃尔玛、家乐福这样的外资零售业，用在国外市场赚的钱补贴中国市场，因此他们在中国不赚钱照样可以开分店。等到这些外资零售业席卷中国之后，分店到达了一定的密度，外资零售业就可以引进国外最先进的物流系统，立刻可以减少10%以上的成本，从而打垮内资零售业。接着就会出现我所预测的情况：上抬消费价格剥削消费者，下压进货价格剥削生产者。
　　读者想想，金融WTO全面开放之后，大家怎么看这个开放中的格局？坦白地讲，我是非常紧张的，读者还记得我前面讲的水闸和沟渠的故事吧。什么叫沟渠？法治化的游戏规则就叫沟渠。
　　中国是不缺法律的，法律很多，但缺乏执行力度。举例而言，我常挖苦中国的公司法，我们有些人抄袭的本领是最好的，不但把欧洲的监事制度抄进来了，也把美国的独立董事制度抄进来了。因此，中国大概是世界上唯一的在公司中既有监事又有独立董事的国家。
　　难道我们不知道国际化之前，需要一个法治化的游戏规则吗？我们相当多的专家学者在这方面没有尽到责任、义务，因为他们所看到的都是表面现象，内涵却不知道，到最后是什么结果？一定是大欺小、强欺弱。
　　零售业的危机就是个最好的例子，中国哪个零售业有沃尔玛的规模？最后的结果就是内地的零售业因为弱肉强食而被淘汰，这就是我最悲观的看法。各位读者想想，内资企业既不比别人大又不比别人强，在无序竞争之下内资企业肯定是失败者。我讲句更难听的话，没有一定的规则，放任外资以资本压人，那么，我们哪一个行业可以抵抗外资？
　　我们不但在规模上不如外资，而且我们对外资收购内资企业的思维更让我感到匪夷所思。举例而言，我在《整合》一书中提到，青岛啤酒由于过去做大做强的战略失误，使其2001年的经营几乎陷入困境。然而经过调整，使得青岛啤酒做强再做大的新型战略实施得当，于是经营绩效大幅回升，但是后来却由于针对安海斯布什公司发行了可换股债券，使得该公司成了青岛啤酒第二大股东。于是我想问一句，青岛啤酒有必要投靠外资企业吗？难道内资企业就不能当战略投资人吗？
　　此外，美国一家基金公司收购徐工机械的过程更是莫名其妙。他们的收购战略，简单地讲，就是将徐工机械分拆卖掉，我们有必要依靠外国人做这种内资企业也能做的分拆游戏吗？因此所谓的大欺小、强欺弱不仅仅表现在企业规模上，我们的企业家对外资那种卑躬屈膝的心态也让我感到不解。在没有法治化游戏规则的前提下，你让外资随便进来、随便收购内资企业，那么零售业也好、金融业也好，或者其他行业也好，内资企业都会因为大欺小、强欺弱的缘故被淘汰。读者是不是认为我说的话有点危言耸听？那么，我反问读者——你有没有想到如果我是对的又该如何呢？我此刻多么希望我是错的！
　　我想以德勤的案子为例，德勤在国外是多么的遵规守法，但到了中国就变成这个样子，其原因依然是缺少一个法治化的游戏规则。因此，大家千万不要认为把外资引进来，他们就会像在其他国家那般一样好，绝对不是的。这些外资企业在外国之所以好，是因为有严格的法治化游戏规则（这也就是沟渠的作用）。
　　我们不少肤浅的学者对这个问题看到的都是表面现象，认为国际化就是与国际接轨，他们完全不知道国际化的基础就是法治化的游戏规则。如果我们不懂这个道理，没有把游戏规则引进来，而仅仅是把这些表面现象引进来，包括产业、零售业、银行、服务业的开放等，无异于是引狼入室，纵容外资席卷中国。目前内资零售业、金融业、服务业和其他产业在国际化浪潮之下陷入困境都是一样的根源，那就是没有提前挖好沟渠就开闸放水。
　　我再举一个例子，我在《误区》一书中指出，目前进行的银行改革本身就是不理解西方金融的本质，而是学习西方表面现象的改革。世界银行发表了一篇研究报告，指出全世界250次银行危机中有92次是没有资料记录发生原因的，141次是各国政府束手无策，3次是加强监管，14次是放松监管。由此请记住，有141次是各国政府束手无策。
　　该报告的结论更是骇人，即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专家学者没有一方知道如何改革银行的管理体制，他们除了在增大银行透明度以及引进战略投资人方面有点共识之外，其他方面一无所知。
　　那么我想请问一下，如果全世界都没有人知道如何改革银行，我们怎么敢改革银行，怎么敢迈出这一步？我想我可以用五个字来解释原因——“无知者无畏”。
　　然而，又有专家学者说我们的金融改革是不得不做的。做当然是应该做，但是我们的专家学者看到的基本上都是事物的表面。比如说，人民银行曾经宣布人民币汇率要更加浮动，要跟国际接轨，而且人民银行要把汇率波动的风险转给企业承担。我想请问大家，我们知不知道美国、日本为什么可以实施浮动汇率制度？我想告诉大家，因为这些国家的公司大部分都知道如何对付外汇风险。中航油已经算是不错了吧，但是一出手就惨败而归，其他的公司就更不用说了。
　　中国是加工型的制造业大国，平均利润可能还不到5%。汇率的小小波幅就会把利润全部掏空，所以这么重大的汇率改革，我们怎么敢随意推行，难道这是与国际接轨吗？错了，这又是只看到了事物的表面，却完全不知道浮动汇率的背后是要有配套措施的。
　　此外，我们难道没有汲取亚洲金融危机的发源地——泰国的教训吗？泰铢一改成浮动汇率，立刻就遭到索罗斯的狙击，这段历史我们不该忘记吧！索罗斯击溃英格兰中央银行的例子，我们也不该忘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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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约17,000字，请参见《Value》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