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生活智慧》是查理·芒格1996年4月19日在斯坦福大学法学院的演讲，主题是“如何获取生活智慧？启用什么样的系统，才能让你跻身于一小部分富有智慧的精英群体中？”芒格指出了不少思维模型，包括“针对我们天生不善于处理数字的能力，人类发明了一种系统，它叫做图表。奇怪的是，它产生于中世纪，我认为，这是中世纪的僧侣们唯一一项有价值的智力发明。图表把数字用移动的形式表现出来，实际上是利用人类原始的神经中枢系统的作用帮助你更好地理解。所以，价值线图表是非常有用的玩意。”

这种说法挺别致吧,但芒格主要谈的是心理学模型与技巧，以后《投资者文摘》还会有他更为全面也更长的文章，这儿就算是热身吧。一步一步来，否则大多数人都会被芒格的“怪招”弄晕的。

演讲后的一些问答也蛮值得回味。芒格说道：有人曾问通用电器的前CEO杰克·韦尔奇:“杰克，苹果公司过去做错了什么？”韦尔奇说:“对于这个问题，我没有能力回答。”芒格的结论是：“我也想教会你们一件事，如果你不知道，也没有这方面的特殊才能，不要害怕讲出来。”

芒格还举了一个类似生物学的例子。蜜蜂发现蜂源后会转回去，通过舞蹈告诉其他蜜蜂蜂源的具体方位和路程，这是一种基因规划。大约在50多年前，有一些聪明的科学家改变花蜜的位置，蜜蜂在日常生活中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基因规划中没有这样的舞蹈。如果这只蜜蜂像韦尔奇，它回到蜂房后，就可能会趴在那里，但它却跳出了一种杂乱无章的舞蹈，弄得其他蜜蜂玄乎玄乎的。

芒格说道：“有些人没有真才实学，也会头头是道地发表见解，我不喜欢跟这种人在一起。对我而言，他们跟那只乱跳舞的蜜蜂没什么区别，把整个蜂房搞得乌烟瘴气。”

芒格说得太对了。《Value》曾有一个订户，职业是做咨询的，也就是每天写些报告点评给客户的勾当。职业加上性格，让他养成了一种极度自以为是、不懂装懂的习惯。他在网上到处说《Value》及其他产品的不是，这也罢了。当他见我们沉默不语或有时坦承自己的不足时，竟然以为抓住了别人的把柄，嘲弄讽刺，从恶搞到恶毒，我们不得不拒绝他成为《Value》的订户。让我惊讶的是，网上有一个人竟认为“不懂装懂”没什么，这样做就是为了让别人指出他的不足。天真啊，殊不知人家非常讨厌你时还会认真向你指出吗？我观察过，这种人经常被人拒之门外，生活和事业都不会很顺利。

对男怕入错行，芒格也有一番解释。芒格解释了他从律师业转行的原因，好人一般不需要律师，老找律师的一般是问题人物，而芒格不愿与后者打交道。券商的经纪人一般不会是价值投资者，因为只有让客户多做交易，他们才有佣金，等等。我对记者这行也很警惕，记得我刚入行时就组织了一批上海金融记者去沈阳报道上市公司。到了上市公司，走马观花，大家吃喝一顿，回到宾馆，拿着上市公司写好的“新闻稿”往各自的媒体发传真。我与一位白发苍苍的《文汇报》老记者同住一间房，他在新闻稿上写了“本报讯”三个字后感叹道:“我这几十年干的就是这勾当啊。”我可不想这么碌碌无为，于是下决心不再做“本报讯”的弱智行为。1993年左右上海大量的公司上市，酒会天天有，有时一天不止一家，记者有吃有喝还能看“准肚皮舞”的娱乐表演，然后再拿“红包”。有一天，一位朋友在我书桌的抽屉里发现了一大堆请柬，大惊失色道:“你哪怕自费打出租车去拿一下红包，也能发笔小财啊。”我也没法解释自己的“不理性”行为，只是今天看来，我还算有远虑，逃脱了“本报讯”的行业恶习。

在1990年巴菲特致伯克夏股东的信的附录中，有一篇本·格雷厄姆写于1936年却未公开发表的作品《美国钢铁公司宣布彻底现代化的方案》，对当年的美国上市公司的会计把戏极尽讽刺之能事。当然，格雷厄姆的例子是虚拟的，无非是通过漫画来加深投资者的印象而已。70年后，芒格索性虚构一家名为克安特的工程设计公司,“它经历了真实公司共有的许多弊病和重创，特别受挫于对员工股票期权的实际价值不能合理解释的致命缺陷”。文章写得很幽默很黑色，最后把会计师和律师打入了地狱最底层，闻之绝倒。

《打败大盘的获利公式》的英文书名是《The Little Book that Beats the Market》，我们选取了台湾商周出版的中文译本的部分章节。作者葛林布雷是戈坦资本公司(Gotham Capital)的创办人兼经营合伙人，他的投资公司从1985年成立以来创造了高达40%的年回报率。台湾译本的推荐广告语出惊人:“五个月改变六十万人的精准选股法”、“五十年来，一本最重要的投资书”,“只要花两个小时，掌握两个财务数字，就能选中好股票”，走远了。不过，葛林布雷围绕着两个财务数字做文章，还是摸到了价值投资的门道。作者的第一个重点是价格，也就是跟买进价格相比可以赚到多少，它的数量化指标便是盈利回报率(earning yield)，即每股盈利除以股价。说来简单，盈利回报率的倒数就是市盈率。但早就有人说过，几十年前人们只知道盈利回报率，后来别有用心之人造出个市盈率，盈利回报率反倒很少有人提及了。市盈率确有障眼法之功，10倍究竟有多低，60倍究竟有多高，模糊得很。然而，市盈率10倍对应的盈利回报率是10%，60倍对应的是1.67%，一目了然。比起银行利息，10%的盈利回报率当然不错，而1.67%就惨了。人们往往引经据典论证60倍的市盈率是高是低，但若谈起1.67%的回报率，恐怕就少有争议了。

葛林布雷的第二个重点是判断企业的好坏，其简单工具是资本回报率(return on capital,ROC)，即利润产出与资本投入之比，如投资一家企业30万元，每年可赚15万元，则年资本回报率为50%。这也简单得不能简单了，但仔细想想，它道出了企业成功与否的本质。比如一家企业的年投资回报率只有2.5%，那我们不如去买国债(相当数量的企业也有这水平)。

相信我们的大多数读者对这两个指数早就耳熟能详，可我仍然把它摘编出来。葛林布雷拿出如此“简单”的公式，几十万读者如获至宝，说明这个市场不简单，至少糊涂的大有人在。

下面一篇文章选自同名著作《投机客养成教育》,原著出版于1997年，我们的中译本来自台湾寰宇出版公司(2005年3月第1版第6次印刷)。作者倪德厚夫曾经大名鼎鼎，在股票、债券、外汇和期货市场大做投机，也是乔治·索罗斯的顾问和操盘手。在这本书中，他牛皮哄哄到了极点，上下卷洋洋洒洒，什么赛马啦、下棋啦、天气啦、性啦，都与投机有关。倪德厚夫毕业于哈佛大学并拿到芝加哥大学的财务学博士学位，五度荣获全美回力球赛冠军，文章确实写得不错，学问也是有的，可就是狂妄。他有一些怪癖，在办公室里不穿鞋子，要求员工一定要看《National Enquirer》杂志，而且从不在大交易日前做爱。明显是神经质嘛。严格地说，《投机客养成教育》是拉进篮里就是菜，什么都与投机有关，好像作者是个投机大禅师哩。《说谎者的扑克牌》的作者刘易斯对此也冷嘲热讽过。

上帝要让谁灭亡，首先让他疯狂。倪德厚夫刚写完这本书后，亚洲金融风暴来了，他持有的最多的股票是一家泰国最大的银行，股价大跌了99%，于是变得一无所有。

为什么我突然想起了《投机客养成教育》呢？只因为他与一位财经女作家在2003年又合作写了一本《倪德厚夫的投机术》，2007年7月有了台湾译本，也是上下卷。我看后觉得倪德厚夫比过去成熟了些，尽管仍是言辞锋利，不免刻薄。我于是在这儿介绍一下倪德厚夫，让大家明白不要把成功仅仅归功于能力，极有可能是运气。尤其把所有的成功都归功于自己的能力时，坏运气就要来了。

《凯恩斯投资片断》选自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的《凯恩斯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4月第1版)。我在2007年3月的《Value》上写过一篇《在股市中遇见凯恩斯》的封面故事，意犹未尽，在这儿再作一些介绍。凯恩斯真是多才多艺，当年诗人徐志摩游学剑桥，竟也对“开痕司”惊叹不已，他说：

开痕司……不仅是统计学与名学的专家；他，我们可以预言，尤其是未来的大政治家……如果英国这几年内工党与自由党的一部分有联合的机会，开痕司一定是首领之一；如果欧洲的改造有端倪可寻，他一定是负责之一人；如果对德有合适的解决，保全各方的安全，他一定是有功之一人。总之，开痕司的前途，我看来在英国比谁都远大些……

《互惠原理》选自罗伯特·西奥迪尼的《影响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第1版)。名著《股票作手回忆录》中的第七章说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走进了作手利文斯顿的交易室：

他是一位图书代理商。此时此刻，他的举止并不得体且言语笨拙，外表也不具特别魅力。不过，他确实很有个性。他说他的话，而我觉得我在听，但我不知道他说了什么，我想我永远也不会知道，即使在当时也不会。完成了独白，他先递给我一支水笔，接着递给我一张空白的表格。我在表格上签了字，那是一份合同，购买一套500美元的斯科特的作品。

签字的一刹那我才明白过来，但他已经将合同放在口袋里了。我不想要这些书，我没有地方放这些书，这些书对我也没有任何用处，没有谁需要我把这些书送给他们。

输钱对我来说已经习以为常，所以我从不考虑我犯错误的那一面。首先我想知道自己的局限以及思维习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不想再犯同样的错误。人只有利用错误在今后赚钱，才能原谅他的错误。

唉，犯了500美元的错误，又不能确定错误所在，所以，我先只是瞅着这个家伙想对他有个认识。这家伙确实在对着我微笑——他的微笑虽不明显，但显得通情达理，我绝没瞎扯！他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我似乎觉得没必要对他解释什么，这道理我不说他也明白。

一般读者可能都没仔细注意到利文斯顿的“痛心疾首”，其实利文斯顿不是为损失了区区500美元而懊恼，而是感到“人很容易被说服，进而失去判断力，做有违自己意愿的事”。这可是一个优秀投机者和投资者的大忌。

利文斯顿并没有深究人性中这一面的心理学背景，但《影响力》做了。芒格当然是个识货之人，认为正是《影响力》开启了他对心理实验研究的智慧之门。“西奥迪尼设计、描述以及解释了大量巧妙的实验，在这些实验中，人们操纵别人做出损害自己的事情，而所有这些都是利用了人类本身所固有的思维缺陷。”

芒格立刻把《影响力》送给了他所有的孩子，也送给西奥迪尼一股伯克夏的A股(值几万美元哩)，用以感谢他为自己和大众所作的贡献。

芒格聪明地指出:“在购买西奥迪尼的书的大量读者群中，部分读者是像我一样想学习怎样不那么经常地被商人和环境所欺骗。不过，一个西奥迪尼(一个道德感极强的人)所没有想到的结果是：很大一部分的《影响力》都是被想学习如何更成功地误导顾客的销售人员买去的。”

下面两篇文章出自《自私的基因》(里查德·道金斯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和《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贾雷特·戴蒙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8月第1版)。这两本书也是芒格所推崇的，同时也具有“思维革命”的作用。

《自私的基因》早在1978年就面世了，我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知道这本书的，当时上海交大的几位青年教师兴奋地讨论《自私的基因》，因为它强烈地冲击了我们的主流道德观。现在随着大量类似的书籍出版，在这方面已稀松平常，但《自私的基因》仍是经典，如时下流行的博弈学早在30年前已被道金斯灵活地运用至基因行为分析中。我最近又重读《自私的基因》，仍感到它十分有趣也有用。

在2003年的“非典”危机时，我曾在《Value》的“编辑者言”中引用了《枪炮、病菌与钢铁》中的故事。这本书探讨的主题是我们很熟悉的，那就是同样是人类社会，为什么走的是不同的道路？比如，为什么明朝商业经济如此发达，却没有孵化出资本主义?我过去看过不少这方面的讨论，却是越看越糊涂，还不如去读《金瓶梅》哩(当时的商人精神生活压抑，创造性都宣泄到性生活上去了?),如何是好？我们看了戴蒙德的著作，就有豁然开朗之感。戴蒙德与许多以前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最大不同是他是自然科学家出身，视角、框架和方法论崭新。几十年前，国际学界上就有“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之争，现在看来，“科学”融合“人文”易，反之则困难多多。我们选取的章节不是书中最精彩的，但它们涉及对中国人与中国的阐释，读者容易接受。比如戴蒙德认为正是中国的大一统产生不了哥伦布这样的人物，因为在分裂的欧洲，哥伦布不被祖国葡萄牙所接受，却成功地说服了西班牙的君主。这种说法可以见仁见智，但作者的论证手段与思路与人文学者的“思辨”的区别极大。

《枪炮、病菌与钢铁》也许不少人读过了，我这儿只是做个引子。在以后的《投资者文摘》上，我要陆续介绍戴蒙德的新著《大崩坏》,它在内地还没有中译本，很精彩。

会计学早已成为一门规范化的学问，除了做假，最好不要有创造性。日本京瓷的老板稻盛和夫却在《稻盛和夫的实学：经营和会计》(译林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中创造性地阐释了会计与经营的真实关系。我们的企业经常会做两本账，一本账是为了“逃税”用的，另一本账是反映企业真实盈利状况的。稻盛和夫也有两本账，一本是完全符合税法的账(不逃税)，另一本却是根据企业经营本质记的账。这两种做法的出发点迥然不同。稻盛和夫不在乎财务数字多么漂亮与合理，而是注重企业究竟赚不赚钱。短期而言，这种经营思维起色不大，乃至会影响企业在资本市场的表现。从长远看，企业的竞争力就不同凡响了，这也就是大量的日本名企落入泡沫圈套之际京瓷却能独善其身的原因所在。稻盛和夫的道理不可能在资本市场上流行，创业者和中小业主却肯定会受益匪浅。

《香港大长今》出自孔少林之手,我们在《Value》上已多次介绍,这儿从略。《收藏家的悲喜》选自《收藏大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4月第1版)，作者郑重长年在《文汇报》工作，不仅见闻广博，且比很多文博专业人士见识高。坊间的艺术品投资书籍不少，可惜能读的寥寥，《收藏大家》算是一本。《收藏家的悲喜》的传主是王己千，那可是不世出的大收藏家，想了解艺术品投资的人可以此入门。

本来《“中国先生”的购并往事》早该结束。但若要戛然而止，估计读者饶不了我，只能继续了。

（五）

不管是从才能还是从品德看，大卫·史云生(David F. Swensen，也译为史文森)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2005年，我为《Value》写了一篇封面故事,即《投资理财经典55本》,其中就有一本史云生2000年写的《机构投资与基金管理的创新》(Pioneering Portfolio Management)，是我2002年无意中得之。在此之前，我不知道史云生是谁，但看了这本学术味较浓的著作后大为佩服。这时史云生已是耶鲁大学捐赠基金的投资主管，在2002年之前的10年中，该基金资产从26亿美元激增至107亿美元，保持了净(除去费用)年均滚动收益率18.3%的业绩。一般金融学教授说起机构投资，太理论与公式化，经常让人一头雾水，从事投资实践的人要么不愿写，要么信口开河，两者兼而有之者是极少数，史云生算一位。

最近这两年，不管是在大众媒体还是专业圈，史云生声誉日隆，《机构投资与基金管理的创新》已被喻为“投资业界的圣经”。现在耶鲁基金规模为140亿美元，在过去的20年中，平均年回报率为16.1%，远远超过哈佛大学等名校。2005年史云生又出了一本写给个人投资者的书籍《Unconventional Success——A fundamental Approach to Personal Investment》，台湾的梅霖文化的中译本书名是《史云生的逆向操作法则：投资大师史云生教你逆向操作；布局长期投资的股市策略》。

投资才能已是稀缺之物，如果再加上德行，简直让人惊艳。我们选择的第一篇文章《不被高获利基金假象迷惑》就是史云生对基金投资者的警告，其实，它也非常适合2007年的中国基民，他们被这两年基金的高回报所迷惑，必将损失惨重。其中的奥妙，史云生说得很清楚。难道中国投资业内没有明白人？有，而且大多就在基金公司里，可又有谁把这层利害关系说透？可叹的是，我们的基民或急功近利，或确实不懂投资，一般都不会看《投资者文摘》，没办法。时过境迁后再补课吧。

有没有真正为投资者利益着想的基金公司？这在美国也不多，史云生举了长叶伙伴基金的例子，该公司的投资策略在《Value》上曾发表过，但它的客户至上的公司理念我还是第一次听说。看完后，我真的很信服，希望中国也能出现这样的基金公司。

第二篇文章《投资大盘股，百年一遇》,超长，分三部分，总共6万字，完全可以印一本小册子。这篇文章来自于美国的《杰出投资者文摘》,主角是美国世纪资产管理公司的阿诺德·范登博格，他领导的公司在过去三十年里的年复合回报率是15.6%(扣除费用前是17.1%)，与此同时，标准普尔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的年复合回报率分别为13.5%和12.4%。范登博格的身世也极富传奇性，他童年在荷兰逃脱了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成为他们家族四十三名成员中幸存的四人之一。

第一部分“美国将长期保持低通胀”的结论正确与否并不重要，关键是作者对通胀的分析，即“除非同时出现密切配合的货币供应，否则走高的商品价格不会引起通胀”,也就是说，不多印钞票的话，上涨的商品价格不会导致通胀。联系到中国，人们说是由于猪肉价格上涨才引起通胀，这是不全面的，没找到根本的原因(多印人民币)。在第二部分，范登博格谈到即便是好股票好公司也会受到泡沫的伤害。1973年-1974年美国股市崩溃后，市场横盘了8年，这是它发泄高估的时期，也是伤痛的恢复期。“漂亮50”之一的可口可乐1973年从75美元跌到了22美元，8年后仍是30美元，跌幅约为60%。问题是,可口可乐公司本身在8年内仍在快速发展,销售额从每股17.94美元增加至每股47.64美元(增加了166%),每股收益从1.8美元上升到3.62美元(增幅超过了100%),每股红利从90美分增加到2.32美元(增加了158%),市盈率从42倍降到了8倍(降低了80%)。

我们经常说不必注意“市场先生”的骚动，只关注企业本身的发展就可以了。这在一般的情况下是对的，然而，如果“市场先生”发飙到疯狂，你对它不闻不问乃至还买入股票，这就说不过去了。

在1972年至1982年期间，可口可乐的平均价格是81美分(按除权价计算)，接下来的20年内，可口可乐的股价上涨了约66倍，只取那后10年的平均价即出售价位为53.51美元，而不是其最高价77.73美元。保守地算，这20年的年复合回报率超过19%。

长期投资者往往提到了后20年，却不知那前8年给投资人的财富尤其是心理上造成的伤害。

当然，范登博格说的是大盘股又遇到了2000年泡沫后的大机遇，因为可口可乐、迪斯尼和柯达等好公司从高位跌至低点，平均跌幅为49%，从2006年算起，这些大盘股经历了为期6年的巩固期，机会似乎又来了。

最后，范登博格分析了不少美国大盘股公司的案例，有些读者可能对此有兴趣，有些没兴趣，这不要紧，一篇报告一本书不必全部“看懂”，只要有一两个会心处，即是大收获。

《中国撼动世界：饥饿之国崛起》出自前《金融时报》亚洲部主任詹姆士·肯吉的手笔，曾获得金融时报与高盛集团2006年商业者大奖。作者从1982年便在山东济南读书，后又在北京工作，比过去那些仅凭道听途说编写中国问题的外国记者要高明得多了。但要说有什么很有价值的见识，也未必。我们选取了几章由台湾高宝国际出版的中译文章，了解这本很有国际影响力的书是如何看中国的(个别处我们自己做了“编译”)。

安德烈·科斯托拉尼的书都好看好读，选自《大投机家的证券心理学》(重庆出版社，2007年7月第1版)中的一章《我的客户们》也不例外，文章浅显易懂，不用我解读。我在这里只说几句题外话，那就是在欣赏科斯托拉尼戏剧性人生与独到见识的同时，也要对他有所“保留”。投资是很朴素的事，背后的投资人更为平淡无奇，巴菲特、林奇与芒格等人，他们的日常生活平凡得不能再平凡了，因为一个人精力有限，注意力更有限，有得必有失。进一步而言，所谓的浪漫小说固然很吸引人，但它们只反映了人的梦想，与现实世界相差太远。对一个太有故事的投资者，我们应该保持警惕，更不必刻意模仿，即便他们真有其事。

《创业》(壹出版，2006年11月第8版)名列2007年由《香港经济日报》与贸易发展局合办的“十大经管好书”之一，获选理由是“作者将多年的创业经验，以浅显的文字和读者分享，他的小故事以及简单的理论，令读者可以轻易地应用在自己的事业上”。在2007年香港书展的特刊上则介绍道：

谈起黎智英，你可能会想起《壹周刊》、《苹果日报》，不论你是否认同黎智英的作风，或者是否认同他旗下刊物的经营方针，不能否认的是，黎智英的确很有做生意的天分。

13岁那年，黎智英带着几块钱从内地来香港，到今时今日坐拥身家数十亿，他懂得“种金术”。在书中，黎智英与你分享创业途上遇到的挫折、曾经经历的迷茫时刻、奋斗过程中的甘与苦、获得胜利的那份兴奋等等。或许，阅读完这本书，你会看到黎智英的另一面。

《创业》中有个故事充分反映了黎智英的诡诈及企业家的天赋。早年黎智英与一位马先生暗暗争夺一家毛衫厂，他自知实力信用都不如马先生，便心生一计，请马先生吃饭，建议马向黄大仙的有名道士求签再作决定。黎接着找到一道士，谎称是受马先生家人所托，怕他身体不好，收购厂子就不必了，最后又给了道士1,000港元。黎的老千术最终得逞。

《中东现场》(台湾马可索罗文化，2006年12月第1版第4次印刷)获得“台湾中国时报2006年开卷好书奖”和“香港亚洲周刊2006年中文十大好书（非小说类)”，评价不俗。作者张翠容亲赴埃及、以色列、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和巴勒斯坦等中东地区采访，有了第一手的资料和体验,《中东现场》不是人云亦云的产物。我们这辑及今后两辑分别介绍埃及、黎巴嫩与叙利亚，其观点和内容对内地读者应该是很新鲜的。我曾去过埃及，觉得张翠容对当地暧昧的社会情绪与事态描述得很到位。

《李光耀的另一面》来自《亚洲的病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5月第1版)，曾发表在《读书》上。李光耀治理新加坡有一套，连芒格在2007年威斯科股东大会上也赞道:“在一个民主社会里，可以轮流掌舵。但如果你想要许多智慧，最好的办法是把决定权和处理权交到一个人的手里。新加坡发展得如此之好，甚至比美国还要好，不是偶然的，在那里，权力被集中于一个名叫李光耀的人的手里，他非常有天才，是新加坡的沃伦·巴菲特。”

但《李光耀的另一面》的新加坡作者马毅仁一定不同意芒格的观点。我们不满巴菲特，可以卖掉伯克夏股票走人，但不满李光耀，恐怕你得吃不了兜着走。从马毅仁的描写看，李光耀是个有极强权力欲的人，但由于地缘政治等关系，李并没有演变成极权暴君吧。

《中学与西学》的作者何兆武也许同意马毅仁的观点。何兆武老而弥坚，他的回忆录《上学记》对我们穿透历史的迷雾大有俾益。这篇文章则来自《人文通识讲演录文化卷》(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7月第1版)。“中学”包括国学似乎在现代中国又热了，何先生的意思是,“中学”和“西学”之争是在特定的条件下才出现的，今天再强调“中学”与“西学”之分别，没什么意义。比起国情，符合现代化的潮流才是正道和大道。

香港的文化人陈冠中写了篇《我这一代香港人》,让我们大惊失色，因为他所写的似乎又发生在内地的我们这代人的身上。“到20世纪70年代中，主流精英除了各种专业如律师、建筑师、工程师、会计师、教师外，还多了一种选择:进入商界，特别是外企。1973年港大社会科学院应届毕业生就有几十人同被数家美资银行招揽。我们走进了香港的盛世——婴儿潮的镀金年代”,“出道十年八年后，我们的想象力就被绑架了，很甘心地受勾引，从赚辛苦钱进化到想同时赚更多更容易的钱——股票、地产、财技。我们起初是羡慕，后是不安分，怀疑自己的赚钱能力比同代其他人落后了，最终一起陷入了一个向地产股票倾斜的局。而那几个行业，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一直节节上升，只有在1973年-1974年、1982年-1984年、1987年、1989年、1993年-1994年等年份，有个短暂股灾或楼价回落什么的，很快又更猛地往上冲。至此，我们这代人有了这样的全民共识：明天一定会比今天更好，打一生工赚的还不如买一个单位的楼。谁能不相信呢？我们的上半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过来的。至此我们整代的精英都强化了本来已有的投机习性，一心想发容易财。”

“我的牙医边替我整牙边打电话问股价，多少做工业的人把工业停掉，用厂地转项去做房产，我们的偶像改为地产商或做股票玩财技的人，而我们这代人很多人搭上了顺风车而确实得利。”

“这个举世无双的香港本色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不知道是天才的剧本，还是自然浑成：土地是皇家的，政府做庄家，以限量供地造成稀有令房价长期上扬，吸引香港人纷纷向银行贷款买房，世代相传的地产必升的神话，港人有余钱就继续买房，或投在当时七大地产公司主导的股市，让有恒产者——地产商、股市、银行利益与共，至于在私人住宅市场买不起恒产的人，政府建公屋或租或卖的低价房让大家住，同时靠卖地增加政府收入，保持低平窄税，法治开放，联系汇率，繁荣安定，进一步吸引全世界包括中国内地的直接投资、避难逃资、投机热钱涌入香港，房价股市越发猛升，大家发财，顺便造就了香港几十年的富贵与浮华、我们这代人的灿烂与飞扬，思之令人感伤，然后不禁哑然失笑，简直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天仙局，谁还理会制造业空洞化、资源投在非生产性的建设、竞争力消失、房价比新加坡高三倍、内地在改变、地缘优势在磨灭、热钱靠不住，突然日换星移，好日子不再。”

“场面撑久了，我们这代人没见过别的世面，还以为这就是本该如此永恒。一个亚洲金融风暴，问题都出来了，可是已积重难返。”

《爱富族社交语文——英文关键词》也出自陈冠中的著作《我这一代香港人》(增订版，OXFORD)。喜欢价值投资的人都是俭朴一族，对这种消费社会的时尚文化未必感兴趣，但看看增加见识也好。如“Trustfund Baby——信托基金婴儿，一出生就不愁没生活费的人，因为有钱的家族设了基金来关照子女。往往指本身缺乏才能和事业的富家子女。”“Finishing School——年轻女子修习礼仪和家政的专门学校，现在严格来说全世界只有一家，在瑞士。”“Femme Fatale——有要命的诱惑力，是令男人不顾后果去追求的女人。外貌和风格诱人、擅用性手段来套男人的女人叫Vamp。”

（六）

2000年的伯克夏股东大会热闹异常，事后看却意味深长。

2000年春，美国历史上最长的牛市(之一)正在破灭，巴菲特则在泡沫中无能为力(业绩平平)，1999年竟然只有0.5%的回报。他的一些股东却在博傻游戏中屡战屡胜，此时此刻，伯克夏股东大会召开了。

在这样的大型会议上，总会有人喜欢表现自己的，不过这次他们更有炫耀的资本。

股东：我算了一下，巴菲特先生您在1999年损失了100亿美元。所以我想我们对你不必过分推崇……

科技、计算机、电子以及软件正在改变着这个世界，我个人投资了4个积极成长型的科技股基金，从而弥补了我1999年在伯克夏公司的投资损失。

作为股东，我们要求你们努力工作，可能只是做点投机——比如只是拿出10%投资于科技股，这是否就太过分了吗？预测哪些企业会破产、哪些会胜出确实很困难，对此我表示理解。但难道你们不能选出一些科技公司吗？今年我又在成长类科技股上挣了100%以上的利润……

(巴菲特和芒格却很耐心)

芒格：通常来说，如果你已拥有了一大笔财富，而别人找到了另一种你不理解的方式能更快地挣钱，对此你不应感到痛苦。人的一生中比被甩在后面但仍拥有巨额财富更坏的事多的是。

巴菲特：我同意你的看法。上世纪70年代末，尽管每英亩土地的产值没有任何变化，但内布拉斯加州的农场价格涨了三倍多。难道我们现在应该为没有一开始就投资农场而感到郁闷吗？还有上世纪50年代大幅上涨的铀类股票。回顾过去，你会找到很多这类事件，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我们不参与这类游戏。

请相信我——我们也知道如何创造连锁信投机，这类事情我们已见过很多次了，我们了解这类游戏，只是这不是我们参与的游戏。

股东仍是不依不饶：你说你们不理解那些科技股，但我不能想象你们会不了解它们。

巴菲特：我们了解科技产品，也了解它们对人类的益处，只是不理解科技企业未来10年会如何发展……你可以了解钢铁、房屋建造，但让你分析一家房屋建造商未来5年或10年的发展前景则是另一回事。理解企业生产的产品不会有什么问题，但预测企业未来10年的发展前景是个很大的问题。

股东：这么说，你们也不会尝试去理解科技企业了，是因为你们认为科技企业不容易理解吗？

巴菲特：是的。我们分析每个企业时会去思考它背后的商业逻辑，这是我也是查理的习惯……所以，如果我与安迪·格罗夫(英特尔创始人)在一起——实际上当格罗夫和鲍勃·诺伊斯(英特尔创始人)在1968年、1969年创立英特尔时，我就认识诺伊斯了——任何人向我谈起一个企业——我都会思考它的商业逻辑。所以，并非我们不去尝试理解科技股，只是我们无法理解科技企业，我们看不清它们的未来。对我们来说，有许多事情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范围。

股东：你是认为没人可以真正理解未来10年科技企业的发展前景……

巴菲特仍是很耐心：是的。巧合的是，我的朋友比尔·盖茨也是这么说的，鲍勃·诺伊斯或者安迪·格罗夫也会这么认为的。我与安迪·格罗夫曾做过长时间的交谈，他们不会愿意就你选出的10个科技企业未来10年的发展前景写下书面的预测，他们会认为这种工作难度太大了……

太精彩了。七年过去了，我们很想了解这(几)位股东的投资业绩，他们还是伯克夏的股东吗？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但我们心中自有答案。

这仅仅是《伯克夏·哈撒韦公司2000年股东大会现场问答实录》中的精彩片断之一。

《阿瓦里德传奇》(中译本，台湾时周文化，2007年3月第1版)的作者是前CNN国际新闻网主播康立兹，见识与商业常识都不错，他透露了中东王子阿瓦里德的许多投资事迹。我们也是通过阿瓦里德在花旗银行危难时收购公司股份才了解这位神秘的沙特阿拉伯王子的，但在那时只不过觉得他财大气粗罢了。后来逐渐发现阿瓦里德的手法确有模仿巴菲特之处，且有自己的心得。

《暮色中的复活节岛》出自《大崩坏：人类社会的明天？》(台湾时报文化，2006年4月第1版第14次印刷)。贾德·戴蒙也是《枪炮、病菌与钢铁》的作者，后者我们已在《投资者文摘》中介绍过。我专程去2007年7月的香港书展就是为了买到《大崩坏》，在时报出版社的摊位上竟然未见到，不由得焦虑起来。在香港上书局的摊位上见到读书人梁文道，便向他打听，他也不清楚。最后离开书展时，我才发现了《大崩坏》,高兴啊。《大崩坏》极厚，又是直排，这种书年轻时一口气看完没问题，若不是它实在精彩，我现在是没法读完的。《大崩坏》讲什么？讲的是各种文明崩溃的原因及今天明天仍有可能发生的问题，类似的题材不易把握，但戴蒙却写得很自如。如这里选摘的复活节岛崩溃的原因就格外吸引人。巨石人像在光秃秃的岛上，又神秘又有些可怕，让人怀疑是外星人的手笔。事实上，复活节岛曾经森林密布，只不过岛上的人为了“竞争”，砍伐树木制造和运输石像，最后森林彻底消失，引发灾难。

故事已够生动了，戴蒙还利用了各种科技与考古成果来解释曾发生的事情，让我们长学问了。如通过花粉分析法，了解到复活节岛地底下的沉积物中的许多花粉来自于棕榈树和其他21种树木，而这些物种已不是今天复活节岛的本土植物。

戴蒙的文笔也好:“为何复活节岛社会的覆亡比起任何一个史前社会更叫人怵目惊心？也许是由于他们的孤立。然而，今天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无疑是另一个复活节岛，由于全球化、国际贸易、喷射客机、网际网络，地球上所有国家共同享用资源，也很容易影响到彼此，每一个国家就像过去复活节岛上那十来个氏族。复活节岛是太平洋上的孤岛，今天的地球何尝不是宇宙中的孤岛？过去的复活节岛民插翅难飞，也不知上哪儿求援。今天的地球人在这个星球遭遇浩劫时，一样无路可逃。这也就是为何有人把崩坏的复活节岛当做世界末日的隐喻。”

《张宗宪，一世风流》选自《张家:中国“第一古玩家族”秘史》(环球实业(香港)公司，2007年2月第1版)。这本书也是我在香港天地书店觅到的。香港古董商张宗宪在中国的艺术品市场上几乎是无人不晓，是个精明透顶的商人。文物圈中最麻烦的问题之一是真假不分，即便是鉴赏大家，也经常自说自话，各不相让。张宗宪会把一件“可疑”的艺术品照片寄给众多专家，民主投票评定真假，够绝的。但我看了这本书才知道张宗宪出身于古玩世家，他父亲和几位兄弟也都吃这碗饭。更让我惊讶的是家族之间的恩怨情仇，作者张永芳已是80多岁，是张家长兄，张宗宪是他大弟，还有个妹妹叫张永珍，也是名人。

张永珍在2006年佳士得拍卖会上以1.5亿港元的创纪录天价买下“清乾隆御制珐琅彩杏林春燕图”轰动一时。早在2002年5月,她就以4,000多万港元拍进清雍正年间粉彩蝠桃纹瓶，一年之后，又把它捐献给上海博物馆。张永珍20世纪70年代在香港经销中国石油，是个成功商人，且乐善好施，1978年她在上海的淮海中路附近建造了25层的雁荡大厦，今天看来已不起眼，在当初可是赫赫有名的楼盘哩。这幢大厦造价花了多少钱，5,000万元。唉，5,000万元，现在也就买一套豪宅的价钱，而且未必是顶级的。

然而，张永芳对妹妹的评价不佳。原因是张永芳定居内地，文革时他收藏的一件价值连城的“大明宣德年制款官窑青花仙女骑凤纹大碗”抄家被抄走,后来却被人归还给了他母亲，母亲又把它转给了张永珍(母亲恨张永芳,是因为他早年拆穿了她的情人梦)。张永珍拒不归还,被大哥告上了法庭,等等。

我翻了这本书后，想到郑重写的《收藏大家》中也有张永珍的介绍，便摘了两篇文章一并放着，相互参透其中的情绪吧。

其他文章的背景，我已在前几辑《投资者文摘》中介绍过，不再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