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版序言

当我于2007年6月一个温暖的日子里抵达东京时，阳光从阴霾中射出。此行是来和银行家、保险公司执行长及金融家交换看法的，他们中有许多人和我已经相识多年。在紧接着的会议中，他们对日本人口快速老龄化，以及对20世纪70年代及80年代那段光辉日子比起来迟缓的经济增长而感到忧心忡忡——而东亚其他部分在中国带领之下，已经经历了历史上最非凡的经济荣景，这一点更令他们忧虑不已。

我同意日本所面临的挑战非同小可。然而，我的看法和主人有些许的不同，没有那么悲观。毫无疑问，巨大的变化正在进行。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正处于一个过程中，那就是把长期掌控的经济领导地位明显地让给了高度成长的东亚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大陆、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马来西亚和泰国。在2000年到2006年之间，这些经济体大幅增加其国内生产毛额(GDP)占世界之比重，而世界银行推估，这个比重到2030年还会进一步上升。

就在最近的1997年，这个区域里还有许多经济体卷入严重的金融危机，需要庞大的国际援助。这些经济体如何有办法在不到十年之间，将自己从困顿的借款人转变成名列前茅的一尾活龙？扬弃固定汇率体制是决定性的第一步，这种固定汇率把他们的经济和美元绑在一起，引发几乎令他们疲于奔命的金融操作。这些不当操作就是所谓的利差交易，在盯住汇率制度之下，从发达国家和地区借钱，没有避险，而将这笔钱转贷给当时利率较高的国内。这种操作赚了一阵子，但最后导致整个东亚到俄罗斯都发生连锁违约事件，甚至对美国造成威胁。

我稍后会在本书探讨这个危机，包括为什么尚未充分参与国际金融的中国能够在此次灾难中毫发未损全身而退的问题。今天，中国及东亚新近工业化经济体所展现出来的实质GDP年增长率介于4%到10%之间，远超过日本和西方发达国家。通货膨胀率为个位数，长期利率也一样。

在日本发展出来的外销成长模式，为后来的“亚洲虎”以及更后来的中国所拥抱，这个模式是如何推动亚洲达到彻底超乎预期的繁荣的，是我们要讨论的一个主题。今天，光是日本和中国的储蓄加起来，就占了全世界的四分之一，那是全球投资的资金来源。东亚新近工业化的经济体则再贡献出另外的5%。我把冷战结束看成近代史上最重要的经济事件，因为这个事件把庞大、受过教育而低薪的劳动力释放出来，参与竞争的世界市场，他们不仅来自东欧，还有不少来自当时所谓的第三世界，尤其是中国。中共的微妙变化，在柏林围墙倒塌之后，加速迈向资本主义，显示计划经济是失败而不可行的经济制度。

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受到财产权保护提高的激励，从1991年的40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1,700多亿美元。这些资本输入所带来的先进科技驱动中国成长，再加上出口爆炸性增加的支持，其增长率为两位数。日本和其他东亚国家有许多出口业务因而重新调整——在送到发达国家市场尤其是美国市场之前，先行运到中国做低成本的最后制造。

虽然东亚经济体这种经济增长爆炸乃全球经济活动的一大利多，我们却不能期望这种增长能够无限期地持续下去。首先，借助日本和西方的科技，已经让东亚的生产力上升到远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准，这些发达国家虽拥有先进的科技，却只能靠创新按部就班地增长。当前东亚生产力的增长水准介于3.5%到9%之间，终将滑落到低于3%的水准，我将在后面把这个数字定为人类知识进步所能产生的最大增长率。然而，这或许是好几年以后的事。

值此过渡期，东亚正快速成长。即使是目前占东亚GDP比重最大的日本，也已经开始摆脱自1990年股市房市崩盘以来长达15年的停滞。在人口快速老龄化的冲击下，日本开始走出其几乎与世界隔绝的金融环境，这种金融隔绝于2003年达到高峰，大多数日本人觉得把他们丰沛的储蓄投资在以日元计价的资产上几乎就是一种爱国义务。这种自我要求、不愿投资海外的心理导致大量的储蓄，尤其是来自家庭、保险公司和退休基金的储蓄，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通过日本庞大的邮政储金系统投资于日本政府公债。日元泛滥导致十年期日本政府公债的收益率下降到0.5%，和当时美国十年期国库3.6%的收益率相比，低得令人难以理解。只有3%的日本政府公债为外资所持有(而且大部分是国际债券型基金所作的必要分散)，而美国国库券则有三分之一以上为外资所持有。长期利率让日本央行能够把短期利率维持在接近零的水准上。

以日元计价的利率受到压抑，而和其他国家利率之间的差距则造成了另一种利差交易。日本人并不是把资本投注在收益率较高的海外，而是间接以低利率把日元借给外国人，让他们能够作为周转或是投资到高获利的资产上，通常是信用风险极低的有价证券，其利差大到足以吸收汇率变动的风险。其实，这是日本人在补贴外国投资人。但自2003年以后，这种情况已经改变了，日本投资人显然已经对低报酬感到厌烦，开始向海外寻找投资机会。其效果就是去除了日本许多“本国偏误”。日本投资人所作的净国际收购(net foreign acquisitions)从2003年以来，由于邮政储蓄系统的存款缩减了几乎20%，日本政府公债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发行必须向海外募集。由于国内需求萎缩，加上必须吸引外国需求，十年期日本政府公债的利率被迫升到2%——还很低，但已上升了不少。日本家庭对以海外资产为主的信托基金的购买已经暴增。

当日本投资人对全球化变得更为积极时，日本的银行业重振其国际声威。由于房地产价格于2006年稳定了下来，日本银行在多年的禁止和压抑后，恢复了正常的放款业务。简而言之，当通货紧缩退却，增长率回升时，日本渐渐地回到了“正常”经济俱乐部。

毫无疑问，正如我后面的探讨，在人口和劳动力衰退之下，日本要面对令人沮丧的未来。除非出生率意外上升或是一场文化冲突，引进大量的移民，导致大势逆转，否则该国的国际威望很可能会随着其GDP占全球和东亚的比重不断下滑而渐渐褪去。然而，日本还是会和以前一样，在科技和金融上继续作为一股富有而令人敬畏的世界力量。而21世纪应该对所有的东亚经济体都很有利，因为中国大陆、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其他的新星，都将追求自己应有的繁荣和成长。

引言

2001年9月11日下午，我从瑞士开完一场国际银行家的例行会议，搭乘瑞士航空128次航班飞回华盛顿。我在机舱里走动时，海外行程安全特遣队的警卫长巴伯·艾格纽(Bob Agnew)在走道上把我拦住。巴伯是一名退役的安全人员，友善但话不多。当时他看起来很严肃。“主席先生”，他悄悄说道,“机长要当面向您报告。有两架飞机撞进了世贸中心(World Trade Center)。”我当时的表情看起来一定很滑稽，因为他又补充了一句:“我不是在开玩笑。”

到了驾驶舱，机长显得相当紧张，他说我们国家已经遭到恐怖攻击——有几架飞机被挟持了，其中两架飞进了世贸中心，一架飞进了五角大厦。另一架则失踪了。那就是他所有的情报，他用淡淡的英国腔说道，我们要飞回苏黎世，而且，他不会向其他乘客说明理由。

“我们一定要回头吗？”我问道:“可不可以在加拿大降落？”他说不行，他下令飞回苏黎世。

我走回座位时，机长宣布，航管已经指示我们飞回苏黎世。座位上的电话立即变成忙线中，无法和地面联络。那个周末，和我一起到瑞士出差的美联储同事都已经在其他飞机上了。因此无法了解事件的发展状况，既然无事可做，只好想想如何打发接下来的三个半小时。我看着窗外，也看看带来的文件，几叠放在公事包里已经忘了的公文和经济报告。这次攻击是否只是开始，背后还有更大的阴谋？

当下我最关心的是我太太——安蕊亚(Andrea)，她是NBC国外事务部驻华府主管。她不在纽约，这让我松了一口气，而且她那天的行程也不是拜访五角大厦，我想她应该在市中心的NBC办公室里，忙着处理这则新闻。因此，我告诉自己，不要担心……但如果她在最后一分钟去五角大厦拜访某位将军怎么办？

我担心美联储的同事。他们安全吗？还有，他们的家人呢？员工应该会仓皇地应付这个危机。这次攻击——珍珠港事件以来首次对美国本土的攻击——会让整个国家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我必须关注的问题是经济会不会受创。

显然，有可能会发生经济危机。我认为最坏的状况也就是金融体系瓦解不可能发生。美联储所负责的电子支付系统每天要处理全国各地以及世界许多国家银行间高达4兆美元的货币和证券汇拨作业。

我们总是认为，如果你想让美国经济跛脚，你就把支付系统搞掉。银行将被迫退回到没有效率的实体货币汇款方式，企业界也只好仰赖以物易物和借条；全国的经济活动水准可能会像石头般一落千丈。

冷战期间，为了预防核攻击，美联储就已经为货币系统所依赖的通讯和资讯设备增设了大量备份。我们拥有所有的安全措施，因此，比如说，一家联邦准备银行的资料，在几百英里之外的另一家联邦准备银行或是在某个遥远的地方存有备份。遇到核攻击时，我们就可以非常迅速地在所有非核污染区启动备份，继续作业。美联储副主席罗杰·弗格森(Roger Ferguson)在今天这种状况下应该会动员这个系统。我相信他和我们的同事会采取必要措施以维护全球美元系统继续运营。

但是我再想深一点，我怀疑劫机者所要的并不只是金融系统的实体破坏而已。很可能，其目的是对美国资本主义采取暴力上的象征性行动——就像八年前世贸中心停车场里的炸弹一样。我所担心的是这种攻击所引发的恐惧——特别是后续还有更多的攻击发生。像我们这么复杂的经济，人们必须经常保持互动并交换物资和劳务，而且分工非常细腻，以至于家庭必须靠商业才能生存。如果人们退出日常经济生活——如果投资人抛股票、或是商人从交易中退却下来、或是市民因为害怕到大卖场会碰到自杀炸弹客而不敢出门——就会形成雪球效应，这种心理会导致恐慌和衰退。我们目前所遭遇到的这种震撼会造成大众从经济活动中退却，而导致经济活动大幅凋零，惨况可能倍增。

飞机着陆还早，但我已得出结论，世界已经变得让我难以定义了，我们美国人在冷战之后数十年间所追求的自满就这么粉碎了。

……

（全文约15,000字，请参见《Value》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