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是出于思乡情结,或许是出于好动,或者是出于压抑已久的企业家热情,又或者是受典型的中年危机的影响，当台湾当局的“科技部长”李国鼎来电话时，美国半导体行业的先驱——张忠谋博士感到李国鼎所提供的工作将是一种荣耀。时间是1985年，当时出生于上海的张忠谋博士刚刚54岁。在德州仪器呆了将近25年之后,最近刚刚加入德州仪器的主要竞争对手——通用仪器(General Instrument)。在舍伍德饭店(Sherwood)与我共进早餐时，张忠谋曾向我透露，作为一个在美国受教育并在20世纪最具成长力的行业内已占据高位的中国人，他依然感到在升级时遇到一种无形的障碍：

我在德州仪器负责半导体业务，但我不是首席执行官(CEO)，这样的工作经历让我感到乏味。我制定了半导体策略，但必须接受调查、批评并被我的老板以及老板的老板所修改，我从未感到自己有足够的行动自由。那时我们在半导体上赚了很多钱，但公司把我们的业务作为其他商业活动的资金来源，如教育设备、数码手表等。我对无法保留所赚取的现金用于投资半导体业务深感受挫。

对张忠谋而言，由李国鼎提出的建立台湾工业技术研究所(ITRI)的宏伟前景将是解救中年危机的灵丹妙药。当时之所以组建这样的一个研究所，是希望吸引那些在美国学术界或者硅谷内的中国人从美国回来，进一步发展台湾消费电子行业。为了复制硅谷的雏形，李国鼎率先在台北郊区建立了著名的新竹科学工业园区。

从硅谷开发工程师到台湾企业家

张忠谋的童年一直在躲避战争，20世纪30年代日本入侵中国，至1945年日本战败。之后，共产党和国民党展开了长达4年的战争，共产党于1949年解放全中国，张忠谋和他的父母来到美国，国民党则逃亡台湾。抵达美国马萨诸塞州时，张忠谋18岁，在哈佛大学学习了1年，之后在大学二年级转入麻省理工大学，1952年，张忠谋从麻省理工大学毕业，并获得理学学士学位，1年后获得理学硕士学位。

在重返麻省理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之前，张忠谋在Sylvania Electronics(该公司现在已不存在)找到了一份工作，担任初级开发工程师。而在7年前，即1947年12月23日，William Shockley博士和他的同事宣布发明了电子晶体管。电子晶体管的首次商业运用是缩小那些给听力有障碍人士用的产品的电子电路，1953年摩托罗拉为晶体管收音机申请了专利。而当时仍是新兴市场的日本，富有想象力的索尼公司的创始人盛田昭夫(Akio Morit)对这项来自于贝尔实验室的发明进行商业应用，让口袋大小的晶体管收音机广为流行。

1958年张忠谋成为德州仪器的高级开发工程师(同年德州仪器公司富有传奇色彩的高级工程师Jack Kilby就“固态电路”半导体(solid circuit semiconductor)申请了他的首个专利)。德州仪器成立于1930年，当时是一家为石油行业提供地震探查设备的供应商，收购了二战期间为美国军方生产精密电子设备和测量工具的地球物理学服务公司(GSI)之后，德州仪器在当时仍处于婴儿期的电子行业内站稳了脚跟。

20世纪60年代,德州仪器在利用计算机的基础上开发出了第一块集成电路(IC),开发了晶体管耦合逻辑的集成电路TTL(Transistor—Transistor Logic)，第一个商业化应用于掌上型计算器(hand-hand calculator)，生产了第一台单芯片微型电脑，第一个联合英特尔向市场推广单芯片微处理器。

在这些创新过程中都有张忠谋的身影，然而在美国呆了30年后，张忠谋对在中国的家依然有着难以割舍的依恋，他回台湾没有任何障碍，相比收入上的吸引力，帮助台湾科技实现飞跃被他视作是一个挑战。

在张忠谋无数次因公回到台湾的“家”的同时,他的思乡情结以及对中国文化和传统的热爱一次次加深，他不仅再次融入中国的传统和文化，也再次找到了激情、抱负和冒险的感觉，这种感觉曾充斥着德州仪器和张忠谋在最初20年内的快速成长历程。

他断然向我表示，最吸引他担任台湾工业技术研究所所长的一个因素是当时的一项政策，即他手下4,000多名雇员中，有超过一半的杰出工程师和科学家直接对他负责。“这种情况同我在美国时非常相似”，他称，主要的区别是在台湾可以有更多的预算做这些事情，而不必像在美国那样，你所提出的预算必须受到高级管理层的严格审查。现在，他自己就是高级管理层。

但当张忠谋回到台湾之后，他的支持者认为时机已经合适，应当告诉张忠谋让他回来台湾另有原因。李国鼎私下里一直希望张忠谋以台湾工业技术研究所为基础，组建一家政府参与较少、更像企业的公司。他希望张忠谋能够在台湾建立一个如德州仪器或是摩托罗拉般的企业。

在张忠谋返回台湾之前,已经有一群一流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针对半导体试产线(pilot line)没日没夜地工作了多年。这一切张忠谋当时并不知道，起初张忠谋坚决反对这个想法，因为“他们缺乏成功商业的第一个要求：没有一个具体的产品概念。”然而他知道，如果他和他的台湾同事要想在欧洲、日本和美国半导体企业的激烈竞争中取得成功，成功的关键就是必须采用激进的方法，知难而上。

张忠谋这样描述他当时所面临的两难困境:“我不想使这位竭力召集我回来的部长失望，即使他当初召集我时的理由是让我担任台湾工业技术研究所主席，但事实上他希望通过另立门户，让我将半导体试产线转变成真正的商业化运作。我越是犹豫，他越是热情，他让我了解了他的梦想。因这一点，我对他总有一股钦佩之情。”

在新兴市场中,李国鼎希望张忠谋设立一家私营企业的想法并不是最疯狂的，对张忠谋而言，他从未想过在缺乏坚持公共部门支持的基础上进行这样大胆的计划。坦率讲这是一个荒谬的计划，如果失败，这次冒险可能使张忠谋和台湾成为整个亚洲的笑柄。

革命性的新创意

在台湾，没有一个人能如张忠谋那样了解李国鼎的想法，这让人发狂。回想起当时的困难，20世纪80年代中期，几乎所有的集成电路(IC)或者芯片制造商都是那些“羽翼丰满”的企业生产的，如英特尔、康柏、DEC、IBM、德州仪器、摩托罗拉和西门子等，这些公司以及其他芯片生产企业主要从事设计、制作、销售等，但张忠谋根据自己在IT行业25年的经验，知道芯片制造的五个过程中，晶圆制作最为复杂，难度也最大。这五个基本的过程是规划和设计、晶圆制作、测试、组装、封装。

制作晶圆必须在一个非常干净的环境下进行，毫无疑问，建造这样的厂房所需要的资本与厂房面积的成本高于其他任何一个行业。相对于所需的资金，建造厂房只是廉价的体力劳动。

但张忠谋想到，如果有这样一家制造商，它有技术、有能力，可以解救那些独立的芯片设计企业免受复杂难做的晶圆制作工作的困扰呢？

当张忠谋在台北邀请我共进早餐时,我想到了一位美国教授在他写的书中所提到的一个想法,这位美国教授名叫Carver Mead，是美国加州理工学院(Caltech)的教授。Mead在书中指出，当所有的集成电路都是由其他企业专业设计时，将会有更多的普通芯片(generic chip)，他将这种芯片称之为“特定用途的集成电路”(ASICs)。Mead教授所预见的半导体业改革在某些方面已经开始，但进展很缓慢，直至张忠谋建立了这家由台湾官方所支持的企业。

芯片设计是珍贵的财富,一些优秀的设计商担心，它们这种不可替代的知识产权可能会被一些无耻的盗用者所窃取。但台湾半导体制造公司对顾客和潜在的客户保证：“我们不设计或生产自有品牌的集成电路(IC)产品。因此，TSMC是合作者，而不是竞争者。”

(TSMC是首个发现专门生产集成电路(IC)与放弃设计和生产自有品牌产品之间巨大机会的企业——编者注)

经验也告诉张忠谋,一旦使用半导体的最终成品过时，半导体行业将由于缺乏迫切需要的资金而陷入困境。他判断，在新产品不断开发的年代，一家独立的晶圆制作厂能够灵活地将所生产的晶圆由一个衰退的行业转向繁荣的行业，避免产能受到冲击。另外他相信，如果自己的计划能成功执行,将出现新的芯片设计企业，它们不会拥有晶圆制作工厂。事实证明，在最后一点上，张忠谋是正确的。今天，全球将近有1,000家没有晶圆制作厂的芯片设计商，其中400家为TSMC的客户，占总收入的60%。

“我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才偶然想到建立一家代工厂的。”张忠谋在与我共进早餐的时候透露，“我不清楚，如果没有我的加入，是否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或者取得这样的成功，因为在开始的几年，我们从大公司获得的大订单帮我们度过了难关。如果我不在TSMC，我们或许接不到这么大的订单，因为这些大公司信任我在德州仪器的经历。最初几年作为我们大客户的那些大公司，它们只把我们当作后备来源，因为我们的产品价格便宜，它们只是在用完自己的产能时才会使用我们的产品。但从1991年至1992年开始，那些没有晶圆制作厂的企业开始纷纷涌向我们。突然之间，我们的技术拥有了真正的竞争力。”

TSMC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开发了一个新的工业模式——解放了芯片设计企业，让这些企业免于承担晶圆制作的沉重负担；

·规模效应；

·持续关注科技创新；

·得益于高营运效率，盈亏平衡点为行业中最低；

·对优越质量的追求；

·出色的资产负债表；

·关注客户服务——帮助客户创新。

一个投资者的看法

积极因素

●无晶圆半导体公司模式是可行的

●科技领导者

●需求持续强劲增长

●强劲但波动的盈利增长趋势

●坚实的人力资本；对未来的投资

不利因素

●来自大陆的竞争正增强

●难以保持现有的地位，因电子行业移往大陆且资金并不是目标

●行业内情况瞬息万变

●市场评估已经充分考虑到了台积电的质量

●新一代的驱动力是否依然强劲？

……

（全文约6,800字，请参见《Value》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