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

《唯一需要知道的三个问题》的作者肯尼斯·费雪，我们在以前的投资者文摘开场白中已经介绍了。坦率地说，我喜欢小费雪,尽管他有时很罗嗦，有时忍不住自我推销，可他直白，不圆滑。在这点上,小费雪与老费雪是同路人。

这次我们选译的是本书的前言，小费雪的一些观点对价值投资者来说有些感冒，但值得我们思索。如他认为“在伯克夏股票和巴菲特先生周围有一种类似宗教般的信仰”，可能有一定的道理。老费雪与巴菲特关系不错，小费雪也写过有关父辈交情的文章，他没必要讥讽巴菲特。有趣的是，这股宗教热也传到中国，无趣的是，它在中国变成了金庸笔下的“神龙教”，除了高喊“价值投资”这词儿外，大多与投资无关。

小费雪的“投资并不是靠技能”的观点也容易让人尤其是专业人士不满，其实，这很容易理解啦，投资，要赚点小钱，有牙医或记者类似的能力，也就可以了。若要赚大钱，这就与做企业和生意没什么两样，谁能说一个大企业家或大商人靠技能就能成功的？

至于阅读《反思学科间互需之后：学院经济学的优缺点》，我们继续欣赏芒格的智慧火花：

(A)本杰明·富兰克林的《穷理查年鉴》：“要想说服人家，应晓之以利，而非喻之以理。”当他的动机改变时，就改变他愚蠢的看法，看法不是在动机之前改变的。

(B)经济学家如果对爱因斯坦和莎朗·斯通的观点多加关注,就会发展得更好。说到莎朗·斯通对这门学科的贡献,是因为她曾被问及她是否有过“阴茎妒羡”的烦恼,她回答说：“绝对没有，我已经对付不了我现在的烦恼了。”

(C)拉弗和我是一个政党的,但有时候对于经济的研究，他却采用错误的方式。他的麻烦就在于他对于偏颇的精确过于热衷，那不是成人处理自己领域事情的方式。拉弗的情形让我想起了一位乡村的立法者，他在所在的州倡议一条新法律，规定圆周率的平均数是3.2，这样学生们计算起来就简单多了。

(D)一旦我和沃伦购买了一家公司，出售者就会让投资银行家进行大规模的调研，大约有这么厚，我们只是翻阅了一下，好像看一头生病的牲畜。他对我们说：“我们为此花了200万美元呢。”我说：“我们不需要，我们从来不看这些。”

还有E、F、G、H……这儿姑且省略吧。

《书呆子的游戏谬论》选自《黑天鹅》。“黑天鹅”这名字一看便知来自于索罗斯最崇拜的科学哲学大家波普尔。波普尔讲求证伪，他举例，“所有天鹅都是白的”，只要我们发现一只天鹅是黑的，命题便不成立了。黑天鹅是极端事件，却影响了我们对事物的判断(当然，另一位英国艺术理论家贡布里奇却认为：有例外恰恰证明规则的存在。也就是说，发现个别天鹅是黑的，无损于“所有天鹅都是白的”的规律性认识)。

《黑天鹅》与格林斯潘的《我们的新世界》都被英国《金融时报》列入2007年最佳财经书籍的候选书目，说明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作者塔勒波写了《成事在天》，中译本有两种，分别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和中信出版社出版，我在《投资理财经典55本》中介绍过这本书。《黑天鹅》目前没有中译本。巴顿·比格斯在《对冲基金风云录》中也提到过塔勒波的书：“书里有些部分显得有些居高临下，仿佛作者独得了投资圣杯之秘，那种睥睨世界的口气可能会让人不快。但不管怎样，里面的不少观点是出色的。”

《寻访行家》([德]加布里艾勒·格特勒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7月第1版)也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每个行业都有它的个性和秘密，请其中的行家里手聊聊，值得一看。我觉得书中介绍的理论物理学家、实验物理学家、数学家、人类基因遗传学家、计算机学家和文明异化批评家等“精英”没什么读头，倒是对矫形鞋匠、刑侦生物学家、高空女杂技演员、排弹专家和承做名人服装的裁缝等兴味十足，例如，高空杂技演员需要多好的心理素质啊，那可是性命交关的事。书中说到女演员在高空做三角倒立和手倒立时，还能看见“下面有只狗正在把一个小孩手里的香肠叼走，因为这个孩子光顾着向上看我了。”

（十六）

《专访投资先进：罗杰斯》的主角这几年越来越爱中国了，据说他已把家搬到新加坡，方便他到中国。由于罗杰斯来中国太频繁了，人们可能已把他看作是本地的经济学家兼股评家。相比之下，索罗斯尤其是巴菲特就要神秘得多，距十年前与盖茨同游中国后，巴菲特最近才为了旗下的一家企业开业来到大连，稍事停留，就飞往韩国。难怪央视《经济半小时》的记者只不过与巴菲特稍坐片刻，就变成了自吹自擂的独家专访了(《Value》杂志2008年1月刊全文编译了美国福克斯新闻网商业频道专访巴菲特的节目，以正视听)。

罗杰斯喜欢的是高额的出场费，半年前，一位朋友送给我一张罗杰斯在浦东国际会议中心演讲的票子，票面值太昂贵了，我不得不去。开场前半小时，领入场卡片柜台前排出几条长龙，我见势拔腿就走。这年头，除了大卖场付款外，我拒绝大排长队。但从这也可以看出罗杰斯的人气。

有朋友笑道，罗杰斯已变成了金庸小说中的“水上飘”了，也就是江湖骗子。不过，我仔细阅读罗杰斯的各种讲话，他不像中国许多会议专业户，一般不会说昏话出昏招，思路还是很清楚的，虽然不排除他会对我们中国人“擦鞋油”(经济学老顽童张五常形容别人拍马屁的专用语)。

面对美国的业内专家，罗杰斯的回答就比较尖锐，如他论及避险基金的全球泡沫化：“避险基金已经变成某些人增加收入的方法，他们创造的是报酬的泡沫。现在只要说‘我是避险基金’，就可以坐收丰厚的收入。如今大家都想投资避险基金，法人也积极寻找避险基金，真是疯狂。”

罗杰斯坦承即便看到是泡沫，如果你抓住时机做空，经常会无法理解价格飙升得那么高而亏损：“我记得1979年科威特出现泡沫，我很想放空，但是感谢阿拉，我当时无法这么做，因为他们不让外国人做任何事情。不过还好，因为那个泡沫可能让我至少惨赔三次，那是史上最大的泡沫之一。”

有些话，罗杰斯未必会对中国人完完整整地说。如访谈者问：“你说过中国大陆经济‘硬着陆’的消息登上《商业周刊》封面报道时，就是加码大宗物资的时候。”罗杰斯回答：“我是有那样的计划，但事情不见得会那样发展。我预期中国经济会硬着陆，那就是下一个投资大宗物资与中国的大好时机。中间会出现一些重挫，但是目前处于长期的牛市中，可以大举获利，我就是这样获利的。”

有些话，罗杰斯的提醒很好：

“市场知道得比你还多。即使市场是错的，偶而还是会给你迎头痛击，提醒你谁才是老大。”

罗杰斯对俄罗斯的一个见解极富创意，他认为叶利钦是被政变赶下台的：“普丁(京)是从不流血政变中取得政权，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读过叶利钦最后执政有关的报道，他说：‘他们来见我……’然后就提到大家逼他下台，所以不只普丁(京)政变而已，而是集体政变。那是一场宁静的政变，因为他们知道一旦公开，西方会把资金全数撤离，所以做得相当巧妙，但绝对是KGB回头接掌政权。”

罗杰斯2006年对世界未来十年的预测是：“非洲会更加蓬勃。中国经济会硬着陆，不过还会再崛起。石油每桶售价约150美元，他们会到白宫前面的草坪探勘石油。棉花价格是4美元，连中央公园也会开始栽种棉花。”

我已推荐过《越南：一个新的中国？》(选自《亚洲未来的冲击》)的作者迈克尔·贝克曼独特的投资意识，在这篇文章中，他又谈到了“缅甸经济一派混乱不堪的景象，但它将是明天的越南，它有着越南所没有的优势。”

这又是一个让人吃惊的反向投资。近年来，缅甸似乎在国际社会上臭名昭著，到了没人理它的地步。然而，贝克曼却分析道：“缅甸的人民不会背叛国家，他们仅仅离开缅甸。在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永远也不会出现缅甸工人短缺的情况。因此，缅甸成了其他国家的代罪羔羊，它使全球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在同其他侵犯人权的国家进行交易时良心上获得些许安慰。”

“为什么缅甸拥有如此潜力？文化因素起到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一些文化因素在商业方面较之其他的因素更加得心应手。仰光给人一种繁忙的感觉，那里的人行色匆忙，他们自信且忙碌，看起来完全不像是已经被经济制裁所孤立的一群人，他们具有时刻准备进行交易的文化。仰光不像雅加达，那里拥挤不堪，完全称不上忙碌，整个街道笼罩着悲悯的气氛,人们有气无力地行走于大街上。你会感到,当缅甸市场开放,政局出现转变,领导人受到以前从未有过的欢迎的时候，缅甸将是一个特别的市场。”

在《你所认为正确的东西有哪些实际上是错误的》中，小费雪针对所谓的“高市盈率的股票市场较之低市盈率的市场有更高的风险且上涨空间更小”，认为“我已经在10多年前通过统计的方法证明，市盈率本身不会告诉你任何有关市场回报或者风险的事情”。

因为在过去的134年中，大多数出现两位数下跌的年份都出现在市盈率低于20倍的时候，而不是在市盈率很高的时候，其间，有19次市场的年回报率低于-10%，其中的13次出现在市盈率处在底部时的年份——占了68%，只有两次大跌出现在市盈率高于20的时候，它们是2001年和2002年。

小费雪也应用了当今流行的行为心理学来解释人类的自负倾向：“我们石器时代的祖先必须自负，否则他们不会仅仅拿着石块和棍子就去猎杀巨大的野兽，如果他们进行自我反省并最终得出理性的结论：朝野牛投掷绑有坚硬石头的树枝完全是精神失常的行为，如果这样的话，他们和他们的家人乃至整个群落都会被饿死。事实上，自负是一种信念——即你相信自己一定能取得成功，但在理性的情况下得出的结论却正好相反——是人类在多数领域取得成功的根本,也是人类物种成功进化所必需的”。

正因如此，投资者很不喜欢质疑被普遍接受的知识，如果我们开始这么做，可能很快就会意识到，市场的存在仅仅是为了羞辱我们，给我们带来最大程度的损失。小费雪给市场取了一个更为合适的名字——“巨大的羞辱者”。它不分种族、男女、老幼和贫富都要羞辱，而且你越有名，它越想羞辱你。

这一切对戴蒙德来说，可能是小菜一碟。我们在《投资者文摘》(第一卷)中已介绍了他的两本书《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和新著《大崩坏——人类社会的明天？》,反映不错。戴蒙德还有两本书，《性趣何来》(Why is Sex Fun? The Evolution of Human Sexuality)，没有中译本；《第三种猩猩：人类的身世与未来》内地有海南版，采用的也是台湾的译本。在出自《第三种猩猩》的《婚外情的逻辑》中，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些与“婚外情”无关却也有趣的故事。比如，我们结婚的对象并不是与自己相似，而是看来与自己的父母或异性同胞相似的人，但我们又回避生命最初时期(青少年)的朋友，以防“乱伦”，所谓“青梅竹马”是很稀罕的事。以色列的合作农场采取的是“集体制”，农场的孩子从出生到青少年时期都亲密地生活在一起，就好像一个大家庭中的兄弟姐妹。研究人员分析了2,769个在农场长大的孩子的婚姻，发现只有13对新人出身于同一个农场；所有其他的农场孩子，成年后都与“外人”结婚。甚至那13对新人都应该当作例外，这反而证实了“不与自己人结婚”是规则，原因是13对新人中的11人都是6岁以后才迁入集体农场的。

20世纪匈牙利的老投机家科斯托拉尼的书几乎本本妙趣横生，科斯托拉尼除了自己做点投资外，其实是一位证券顾问或者说是经纪人。在内地海南出版社出他的书最多(目前是五本)，这本由重庆出版的《大投机家的证券心理学》也不错。

在2004年，有位德国记者问我为什么中国经济这么好，股市却这么差，我说了很多，却没切中要害。后来想到，如果我用在德国很流行的科斯托拉尼的比喻，就好啦！

“多年前,我便想出一个例子来说明股市行情和经济景气的关系。请想象一个人在街上遛狗，人很平衡地向前迈进——这就是经济，而狗有时向前狂奔，有时东跑西跳，有时跑回到主人身旁，就这样来来回回地跑来跳去，这只狗的行走路线便是证券行情的起伏过程。人和狗同样是往前走，最后他们也会一起到达散步的目的地。假设人走了1公里，狗大概就会走了3倍或4倍的距离。股市行情的起伏就像狗所走的路线一样，向前走了一段之后就会往后退几步，在这个过程中，经济成长也会随之而来。”

《玩弄风险还是被风险玩弄》选自广东经济出版社的《魔鬼投资学》。该出版社出过一本畅销书《魔鬼经济学》，于是把比尔·米勒的同事迈克尔·莫布森的《More Than You Know》也译成了“魔鬼”。这本书我们在《Value》杂志上介绍过，莫布森仍在开同样的主题专栏，我们觉得好的话，会继续编译过来。这儿再选一点。《魔鬼投资学》的中文封面上宣扬“比肩《聪明的投资者》和《股票作手回忆录》”，过誉了。莫布森更多的是对投资新科学新问题的普及介绍，自己的观点并不多。

财富与生命哪个更重要？从理性尤其是经济学角度看，生命是有价的，但我们的情感一般接受不了定价。我30岁左右一点都不怕死，在20多岁时想过活到40岁也就可以了。可真活过40岁之后，却越活越想活了。我曾每天抽4至5包烟，但在2001年年底戒了。哪来这么大的毅力？因为我怕死啊，那时连体检都不敢去做，想到被烟薰得墨墨黑的肺，恐惧。

我认为，医生与财富管理人员有其相似之处，外表显得很专业客观，其实是天晓得。公允地说，是科学成份少，艺术成份多。比如医生，小毛小病用不着，大病又靠不上。真的患了大病，医生的会诊固然重要，自己的判断也少不了。我当年看过英特尔前CEO格罗夫的自传，对他自我学习医疗“绝症”的能力印象至深。

因此，我郑重向《Value》的读者推荐古柏曼医师的《医生，你确定是这样吗？》。据说这是“第一本详细分析医师思考过程的书，教你如何避免被误诊，该书荣获6,000位美国书商及图书馆的共同肯定，是2007年美国鹅毛笔奖健康类最佳书籍”。

除了有助于自保之外，我对这本书描述的医师的思考方式也饶有兴趣，这涉及到如何决策。

《医生，你确定是这样吗》的译文亦佳，廖月娟还是《大崩坏》与德鲁克自传《旁观者》的译者，这都是我激赏的著作。通过译者去找寻好书，不失为一种办法。

我早就说过,这几年有关印度与中国比较的书大热，像《中国龙与印度象》和《龙与象》竟然是两本不同的书。我们稍稍选一点《龙与象》中的一章《从纺车到光纤线缆》，尝尝滋味而已。

（十七）

在前两辑的《投资者文摘》中，我们介绍了《亚洲未来的冲击》，涉及的国家有越南、缅甸、印度尼西亚等，这回选择的是《即将繁荣的中国医疗业》。

文中一个和投资无关却有趣的历史观点是：除了接受宫刑(阉割)外，中国传统外科依然欠开发。

文中一个让人吃惊却令人怀疑的现实观点是：中国目前是全球最大的烟草市场，吸烟人口超过3.5亿，但未必是大型烟草公司的金矿。因为中国政府很可能突然对吸烟政策作出震撼世界的调整，特别是在人口老龄化让中国的医疗成本高涨时。

文中一个已然实现的观点是：对亚洲国家的许多人而言，进入养老院就像是一种侮辱。然而，随着孤寡老人数量的增加，未来几十年内留给这些人的选择可能只剩下进入养老院或者类似于退休村的地方，这可能是中国未来几年内一个新的投资领域。

《你能洞悉别人眼中深奥难懂的现象么》仍出自肯尼·费雪的《唯一需要知道的三个问题》，这是问题之二。文章中，他描述了如何避免受到从众心理的骚扰的四个步骤：

第一，如果你所认识的多数人同意你对价格走势或者某一事件的看法，不要将此视作是对你的观点的认可，而应当将此视作是一个警告——你错了。正确意味着孤独，要愿意让别人把你看作是疯子。

第二，如果你从媒体中比以往看到或者听到更多的投资想法，或者重要的事件，这些都没有用，即使是新出来的新闻，当几个评论员已经想到并写它的时候，它就成了旧闻。

第三，观点越老，影响市场的能力越弱。举个例子，通胀担忧可能导致1994年的市场出现了波动，但在1995年年初,通胀担忧对市场的影响力消失了。

第四，任何一种在过去5年内炙手可热的证券不会在未来5年内继续保持这种热度，反之亦然。

关于第三点，小费雪举了千年虫病毒的例子。1999年秋季，因害怕所有的电脑在2000年1月1日瘫痪，许多人撤出了股市。小费雪却在1999年10月18日的专栏上写道：千年虫病毒是现代史上炒作最严重的“灾难”，有充分的证据能证明这一点：只有那些身处亚马逊盆地最深处的人才不知道它。“千年虫病毒不会伤害股市”，因为这是一个存在已久的争论并已经得到了市场充分的反映，尽管处在危险中，1999年的标准普尔500指数在年底出现了上涨，全年涨幅为21%。

不过，依据小费雪的看法，如果像阿凡提的驴子，你说东来我说西，做一个典型的逆向投资者未必是件好事。成为一位典型的逆向投资者比随大流进行投资要好，但好不了多少，你依然要在三种或三种以上的可能性中作出准确的判断。比如，由于大多数人都认为市场将上涨，因此你押注市场将下跌，结果市场大涨，涨幅远高于所有人的预期，而你最终成了最大的输家，犯下了最严重的错误。

这有点像360度旋转的罗盘，普遍观点认为市场将朝北走，逆向投资者因而认为市场将朝南走，但市场最终可能朝东走或朝西走，让多数人和逆向投资者都出错。因为逆向投资者较少考虑另外两种结果，实际上这两种结果出现的概率更大。

小费雪要让我们记住——会发生普遍观点预期之外的事情，但这些事件并不一定会同预期截然相反，意外可能来自于各方面。

《大宗物资专家》仍是由卓布尼主持的访谈。给我印象比较深的不是这位纽约市欧斯佩管理公司的受访者安德森,而是他对曾工作过的老虎基金的回忆。

老虎基金虽然在2000年科网股泡沫崩溃前夕“壮烈牺牲”，但掌门人罗伯森毕竟是与索罗斯齐名的人物。看安德森是怎么评论罗伯森的：

罗伯森是很棒的教练，他只锁定基本面，从来不管技术面，他只会问：“这里的经济状况如何？”他认为价格终究会反映到经济面上。

罗伯森总是问：“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是对的吗？如果是对的，我们应该加码，价格变动对我们不利也没关系。”他只锁定结果，相信哪些结果是对的，他总是想要很简洁的结论，要证明与支持结论可能需要好几个月的研究与资料，但结论一定要简洁。

老虎基金中除了罗伯森以外，大家其实都是分析师而已，罗伯森是唯一的投资经理人。每位分析师的名目损益都挂在他的名下，表示那些都是罗伯森认可的操盘点子。

罗伯森会在分析师的操作策略上加上自己的宏观看法。例如，他可能会说：“如果你觉得即使经济成长不错，还是应该放空铜价，而我认为经济会变得更糟，而且亚洲即将爆发危机，我们放空的额度应该是你说的五倍。”分析师操作时，他会观察，然后在他们的微观观点上加上自己的宏观见解。

罗伯森有个地方是许多人望尘莫及的，当基本面开始如预期发展时，他便加码。他以前喜欢提到的例子是1990年与1991年的花旗银行股票。他以每股10元买进，结果涨到20元。他旗下的分析师想出售，他却加倍买进，他认为20元时的价位比10元时还划算。他最初买进时，花旗银行还面临房地产问题，等股价涨到20元时，房地产问题解决了，花旗已无破产之虞，结果股票分割调整后，股价飙涨到100元。

人受别人的影响真是无时不在，安德森最后讲了一个很好玩的故事：一天夜晚，他在伦敦路遇一位穿着桔衫的醉酒者，便去帮助他。

安德森:“先生，需要我帮忙吗？”

桔衫人：“喔，你是美国人？我在找旅馆的入口。”

安德森：“就在附近。”

桔衫人：“喔，谢谢，你是做什么的？”

安德森：“我刚成立避险基金。”

桔衫人:“你刚刚帮了我，所以现在轮到我来帮你。我在索罗斯旗下工作，我告诉你，下星期别买进黄金；我们会进行一些操作，我只能建议你不要买黄金。”

安德森刚推出新基金两周，还很紧张。此时，黄金从250美元飙到325美元，安德森持有一些黄金多头部位。安德森见是索罗斯要做空，赶紧也为他的多头部位避险。

结果市场一点动静也没有，最后，金价还是不断飙涨。

我们反复强调“影响力”的负面作用，可有几人能彻底回避？

《子力，时间，质量》选自加里·卡斯帕罗夫的自传《棋与人生》。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罗夫近来参与俄罗斯的政治斗争，成为普京的眼中钉，虽然目前告败，但还是挺有风格的，读他的这本自传也是如此。我不懂国际象棋，也从不看棋书，读《棋与人生》却发现卡斯帕罗夫对诸如战略与战术等研究比90%的管理学家要说得明白。我是一口气读完的，很爽。

（十八）

关于《投资创富》(The Dhandho Investor)，我们曾在2007年12月的《Value》杂志上以《巴菲特的门徒》为标题介绍过作者莫尼斯·帕波莱。《Value》杂志的主笔胡海曾为《投资创富》做过一段读书笔记：

作者为印度裔，早年创业IT服务公司，卖出公司后，学习巴菲特成立合伙基金，1999年至2006年投资者实际取得的年化收益率是28%。自称是巴菲特的追随者，价值投资。该书写得很不错，简洁、明确、有启发性。

Dhandho是印度一个地区Gujarati(相当于中国的温州)的一句话，意译即是创造财富的行为，其核心就是该书的副标题——低风险，高收益，就是要下“赢，赚很多；输，亏很少”的赌注。Gujarati商人做生意的理念是要在3年里赚回本，投入的本金至少不贬值。

来自印度Gujarati地区的姓Patel的成员拥有全美国一半以上的汽车旅馆(motel)，而35年前一家都没有。1973年时，油价大涨，汽车旅馆的生意大受影响。以难民身份刚到美国的Patel看到这些汽车旅馆以低价出售，低风险在于：(1)为了使作为银行抵押品的这些旅馆不致贬值，银行愿意提供大部分贷款；(2)经营汽车旅馆可以省下住旅馆的钱，省下房费；(3)自己投入的钱很少，即使全亏了，也只相当于自己3-4年打工所赚的钱；(4)生活/经营很简朴，成本比所有的竞争对手都低，如果连他们都赚不到钱的话，整个行业都赚不到钱。高收益在于：一旦行业复苏，他们就能赚很多。

基本的法则是:(1)注重买入现成的公司；(2)在变化很少的行业里买简单的公司；(3)在遭受困难的行业里买遭受困难的公司；(4)购买具有持续竞争优势的公司——护城河；(5)在赔率对你非常有利时下大注；(6)关注套利；(7)购买相对其内在价值大打折扣的公司；(8)关注“低风险，高不确定性”的公司；(9)做复制者比创新者更好。

从长期说，所有的“护城河”都会没用，关键是要了解它能维持多久。长期投资的意义在于要有充分的时间，让市场价格向其价值回归，而不是“长期持有”本身就能创造价值(当然能降低交易费用)。从长期说，公司都会变得平庸，是不是要继续持有的唯一依据是“机会成本”——是不是还有风险/收益更好的选择？

对于投资指数基金来说是“被动投资”，但指数本身构成不是“被动”的，是被人“主动”选出来的。只是选择的标准不是成本很大的“调研”和分析，而是简单的市值/利润等量化标准。而我们大多数主动管理基金却无法战胜这样简单的选股，是不是值得我们思考呢？但我想，如果我们在选择时采用一些与估值相关的量化指标，换股更主动一些的话，应该是能战胜指数的。因为选指数样本股时通常没考虑估值因素，而且换样本股比较滞后——一些股票已经明显开始走下坡路后才被换出去，被换进来的股票也往往是已经过了其表现最好的时期。

概括得很好，不再补充了。

《沃特和埃德温·斯科劳斯：维持简单，寻找便宜货》中的主人公，我们应该非常熟悉，因为在《投资者文摘》(13、14)中，就以《崔蒂·布朗公司访谈录》(上、下)为名介绍过他们，他们可谓是巴菲特的同辈甚至比他更老的价值投资者。

与前两篇卓布尼访谈类似，《股市交易员》吸引人之处是主人公曾与罗杰斯和索罗斯等大师共事过，可以观察到他们的不少投资心得。

“罗杰斯是分析师，索罗斯是操盘手，这是他们合作无间的原因。罗杰斯思考缜密，擅长分析，但不善于操盘；索罗斯只要掌握资讯便能马上行动。”

“索罗斯曾经把很多资金拿给别人管理，即使别人亏损，他也毫不在意，但他总是担心别人会因为钱不是自己的而不当一回事。如果他看到别人管理他的资金，到11月或12月仍亏损，但交易却越做越大，他会立刻收回资金。另外，如果经理人的投资亏损，交易量却大增时，他也会抽走资金。操作绩效不好时，最糟糕的就是加码。操盘时，如果毫无标的，最好是什么都别做。”

索罗斯和巴菲特相反，巴菲特的命中率很高，索罗斯的命中率很低，不到五成，可能连三成都不到，但命中时都是大满贯，就好像全垒打王贝比鲁一样。索罗斯曾说:“抓住投资部位，获利无上限。”

卓肯米勒是索罗斯旗下最著名的投资经理，20世纪90年代初那场放空英磅大战就是他的点子，索罗斯的贡献是他鼓励卓肯米勒做庞大的部位。

“卓肯米勒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会赚钱的机器，他有罗杰斯的分析能力、索罗斯的操盘技巧，还有豪赌的气魄，他的稳健获利绩效令人咋舌。我想他25年的操盘生涯中，只有五季亏损，没有一年亏损的记录。1989年到2000年，量子基金创下的纪录其实是他的功劳，那段期间，资产从10亿变成200亿，绩效却丝毫不减。索罗斯的纪录是在资产较小、避险基金竞争不多的时期所创下的。”

真正的价值投资者未必赫赫有名。1985年，这位股票交易员曾协助某个中东家庭公司管过6亿美元。这些人喜欢认识他们所投资的管理阶层，只投资他们懂的事业。1975年，他们的第一笔投资是帝杰公司，该公司的股价已经从30元跌到2元，美国运通也卖出25%的股权，但那家人的父亲因为和帝杰投资公司的某位创始人是朋友，把整个公司给买了下来。七年后，这家人以每股30元的价格卖给另一家银行。

这种价值投资术，小额投资人是没办法干的。我总觉得，真正的价值投资者，若又能成为控制型股东，他们会做得很好。

中东人家的投资一方面大多基于对管理阶层的信赖，一方面总是相当谨慎，以防万一。1987年美国股市崩溃，他们虽然也使用杠杆操作，却早已挪出一笔资金以备不时之需，所以当时不必卖出股票，反而买了更多的股票。

在《投资者文摘》(4)中，我们选摘了一小部分的《打败大盘的获利公式》,反应不错，我们这儿再多选一些。

《财富的诞生》也是本蛮有意思的书，作者威廉·伯恩斯坦是一位神经病专家,却对投资学很有研究,他认为现代世界繁荣的起源来自四大要素——财产权、科学理性、资本市场和交通与通信技术的进步。由于伯恩斯坦不是历史专业出身,反倒写得自由自在，不拘一格。

不管是国家与个人,为何穷富有别，永远是个话题。李光耀在其回忆录中对江泽民很有好感,他谈到江泽民1980年曾在新加坡待了两个星期,当时经济发展局派了一名署长吴博韬担任他的联络员：

江泽民当上总书记之后，吴博韬为我写了一份简略的江泽民印象记。他对江泽民受委坐上第一把交椅感到意外。在他的印象中，江泽民是个认真勤奋、明察秋毫的官员，会仔细研究每个问题，做笔记，凡事追根究底。吴博韬很欣赏他，因为他不像其他中国官员那样住在五星级酒店，而是选择了繁华的乌节路以外的一家三星级酒店。他乘坐吴博韬的普通车子，甚至搭的士或者步行。江泽民是个节俭清廉的官员，但是看起来不像是个擅长搞政治的人物。

两个星期快结束时，江泽民坦然地直视着吴博韬说：“你对我还没说尽，你一定还有秘密。中国的土地、水源、能源、劳工，都便宜得多，但你们吸引了这么多投资，我们却做不到。这到底有什么秘诀？”吴博韬很为难地说明，关键在于政治信心和经济生产力。他抽出商业环境风险指数的报告指出，新加坡在一甲至三丙的评级中排在一甲，中国则连评都没有被评到。新加坡之所以安全而有利于投资，全赖于政治、经济和其他因素，这里没有被充公的危险。我们的工人勤劳，生产力高，而且极少有工潮，我们的货币可以自由兑换。他详细地介绍了商业环境风险指数的衡量标准。江泽民并不完全信服，因此，吴博韬让江泽民把商业环境风险指数的报告带回去研究。在江泽民前往机场之前，两人在他窄小的酒店房间里进行了总结讨论，江泽民终于说，他明白其中的奥秘，经济发展局有的是“怎么促销信心的独特本领”。

《财富的诞生》恐怕也提供了类似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