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佐丹奴的刘国权是最容易被炒的CEO？

各行各业的职位保障各有高低，例如警察是公务员，职位保障较高，而清洁工人多是外判性质，保障较低。至于上市公司CEO，由于属于专业水平，一直被视为薪高粮准的职业，再者，一般家族式经营的上市公司，CEO不是大股东本人便是大股东的子女、家属或亲信，所以，CEO的饭碗稳如泰山，即使业绩表现不济，大股东都会多多包容。小股东若有不满，要罢免CEO殊不容易，要集合超过半数投票权，一致通过才行。如果大股东的持股量超过五成，小股东提出不利于大股东的任何动议，一定会被否决。所以，对于大部分家族式经营的上市公司的管理高层包括CEO，只要有大股东做“靠山”，或自己就是大股东，他们的职位如“铁饭碗”，职位保障比公务员更高。

如果跟佐丹奴的刘国权说CEO拥有“铁饭碗”，他的反应应该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自己知。刘国权于1987年加入佐丹奴，1994年成为CEO兼董事局主席，将佐丹奴发展成一家国际性的便服时装连锁店。自20世纪90年代创办人黎智英退股后，佐丹奴变成一间没有控制性股东的公司，股份分散由多个投资基金持有，即使是最大的股东，持股量也不足两成。至于刘国权本人的持股量仅1%-2%，不足以影响大局。

佐丹奴是香港为数不多的公众公司之一，有别于家族式经营的上市公司。公众公司没有大股东，管理层是一班专业管理人员，他们并非老板，只是受薪的打工仔，没有人事上的特权，没有“靠山”，饭碗的保障须视乎工作表现和公司业绩。刘国权不是大股东，又没有大股东作为“靠山”，只要表现达不到众股东的要求，股东们可以借普通决议，经投票罢免他。莫说特权，刘国权随时连饭碗都保不住。

香港上市公司的管理层遭小股东拖下马的例子实在少见,但在小股东影响力较大的西方金融市场就时有所闻,例如有“坏孩子基金”绰号的英国对冲基金The Children’s Investment Fund(TCI)，在2005年成功地阻挠德国交易所收购伦敦交易所，并迫使德国交易所的CEO辞职。当时持有德国交易所股权仅8%的TCI，认为收购价过高，有损德国交易所股东权益，于是号召其他股东一起反对收购建议，最终令CEO下台。

在香港，投资者的影响力愈来愈明显，例如有“股坛长毛”之称的David Webb，得以在2003年加入港交所董事会，并在三年后连任。Webb积极为小股东争取权益，在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质询管理层。假如港交所是一间大股东控制的公司，相信Webb不被大股东踢出董事会才怪。

投资由大股东控制的公司，一般小股东如果对管理层不满，可说是有冤无路诉，只怪自己当初何必买入这间公司的股票，然后忍痛沽货离场。不能在股东大会上有效地行使投票权，唯有“用脚投票”一走了之。

如果小股东能有效地监察管理层，可以减少股价不必要的波动，对公司管治亦会起积极作用。刘国权没有单一上司，毋须看任何人脸色，他为数以万计的股东服务。他在佐丹奴工作了这么多年而地位未见动摇，这是小股东对他的工作表现的一种肯定。(梁凯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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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内地人的大拇指比香港人的粗壮？

大拇指一族的兴起

无论乘地铁、巴士或者外出吃饭，到处都会见到不少人对着手机屏幕不停地按键，原来都是在发手机短信(Short Message)。现时无论是节日祝贺、谈情交友、歌曲流行榜投票、号召上街游行、天气预报，甚至是世贸示威期间保安局长呼吁市民离开湾仔区，都是使用手机短信，手机短信已成为香港人生活中不可缺的一环。短信迷又叫“大拇指族”(用大拇指按手机键盘)，互发短信，随时比直接通话要快。

香港电讯管理局的数字显示，市民每月发出的短信约达1.5亿条，但是相比内地，真是小巫见大巫。内地仅仅在农历年初一的24小时，市民就发放了达10亿条短信，以内地当时约3亿手机用户计算，平均每人在农历年初一这一天就发出超过三条短信。中国移动的年报显示，2006年每名用户平均一年发1,200条短信。笔者在内地见过有人一面骑单车，一面运指如飞在打短信。为何内地短信如此普及？香港作为相对先进的地区，手机款式天天新，为什么短信量反而落后？

文化、教育、政策、价格均对行业有影响

其实，一个行业的兴起，与背后极多因素有诸多关系。以内地手机短信为例，就有以下因素：

价格方面：你可能会说：“打电话多方便！”在香港，由于电讯业竞争激烈，每分钟通话费只是几分钱，发短信(跨台)却要几角。相反，内地的通话费，平均每分钟二至五角，跨省长途的通话费更贵，而发短信却不到一角。短信自然普及。

教育方面：年轻一辈至中年的香港人，大都接受中英混合模式的教育。不少香港人的电脑知识是一流，但不懂中文输入法。相反，内地虽存在着不同方言，但文字是统一的，在学校学过普通话拼音，所以打短信时自然得心应手。

政策方面：在内地，经营流动增值业务是需要取得牌照的。由于牌照基本上已经停发，间接成了“入行门槛”，新竞争者无法进入。相反，香港的经营者只需直接伙拍电讯商便可，是纯粹商业决定，“入行门槛”较低。

文化方面：内地普遍有敢写不敢讲的文化。笔者跟内地同行沟通，写电邮倒是明确清楚，但面谈时就出现不少“差不多”、“可能”等字眼，肯定性大打折扣。很多时候都会要求清楚写出，手机短信就成了随身记事簿。内地有不少文笔好的“短信写手”，专门帮人撰写短信，是香港20世纪50年代街头“写信佬”的现代版。甚至有“短信写手”推出短信小说，每日一篇发送到订阅者的手机。

增值服务接踵而来，违规事件亦开始发生

当一种沟通方式成为习惯后,便可衍生更多增值服务。随着手机功能增强，用户可以通过短信下载铃声、图片、屏幕程式、订阅天气报告、新闻财经资讯等。增值业务为中移动在2006年带来近700亿收入，年增长近四成，势头有增无减。

然而，随着短信和增值服务的普及化，树大便开始有枯枝。首先是不良的增值服务商尝试欺骗用户，利用一种名叫“WAP Push”技术，诱使用户订阅服务。手机用户会首先收到一个短信，打开短信按下连接就即时确认订购，这是因为短信内含有一些小程序所致(有点像垃圾电邮)。有见及此，中移动和联通开始执行“二次确认”，用户要确认两次才能正式订阅。

另外，透过短信散布色情，甚至使用短信去犯罪，例如售卖军用枪械、迷药等。为遏制这些犯罪事件，从2007年起，手机上台或购买手机卡时，须以身份证和真实姓名登记，现有的用户届时必须重新进行实名登记。对于实行实名制，有手机用户表示欢迎，也有人认为是添加麻烦，未能制止短信滥发，资料也未必准确。执行是否成功，仍是未知数。

领略行业盛衰，有助投资决定

短信和流动增值服务是在科网股爆破后才兴起的。由兴起，流通，普及，至产生社会问题，其实只是短短五六年间发生的事，故事仍在高速发展中。在这个行业可以领略到一些投资真谛。

●千万不要以为香港在行业上所用的发展模式会简单地在内地重演。两地有不同的背景、文化、法制、生活模式。20世纪80年代，我们曾经想象“每人每年饮一罐可乐”的话，市场已经大得很！到今日为止，中国仍未做到每人每年饮一罐可乐。

●物极必反：科网泡沫爆破时，很少投资者想到内地公司可借助流动增值业务重生；然而，当大部分人都认为必赚时，社会问题就发生了，新法则的改变又会带来什么影响？

●股神巴菲特有句名言：“只投资自己懂的行业或公司。”这是绝对正确的，但不要忘记巴菲特至今仍然天天不停地看年报学习不同行业的发展。随着科技发达、资讯流通、行业盛衰周期似有加快的迹象，新兴行业如雨后春笋，快得令投资者有点儿措手不及。成功的投资者必须抱着开放的心态，否则可能错过一些绝佳的机会。(陈建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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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约6,500字，请参见《Value》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