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弊案解密

在史带死前不久，当他选择葛林柏格为接班人时，他认为会像过去一样，自己的直觉正确，事业会继续发展。他跳过了杨曼和涂威迪，杨曼是哈佛大学和哈佛学院的毕业生，涂威迪是耶鲁大学和耶鲁法学院的毕业生，两人都带有贵族气息，都是他找来准备接班的人。时间证明史带的选择正确，葛林柏格的成就证明史带的选择再也正确不过了。因为葛林柏格除了把AIG变成世界最大的保险公司外，还有非常多的成就，包括把AIG变成大型飞机租赁公司，并成为在资产管理、退休基金与股票投资等方面的主要业者。葛林柏格主导公司的时间几乎可以媲美史带，史带1919年创立公司，领导公司直到1968年去世为止；葛林柏格则在1960年加入史带公司，从1968年开始领导公司到2005年为止，一共37年。

葛林柏格在20世纪最后三分之一的时间里壮大AIG的成就，与史带从创业到壮大公司的岁月里一样杰出。葛林柏格和史带有很多相同的特性，但也具备一些史带所没有的特质，他有野心、有创意、有头脑，比较严厉，跟史带一样重视国际、热爱中国；史带和葛林柏格都跟情报机构建立了关系，参与其中。史带对艺术深感兴趣，葛林柏格只是理性上喜欢艺术。史带甚至支持大都会歌剧院制作“蝴蝶夫人”，而且几乎亲身参与演出，甚至决定远从日本聘请设计师长阪元广与导演青山一雄赴美。葛林柏格比较直接参与政治领域，在华府、纽约州首府阿尔巴尼(Albany)与世界各国首都都有密切的关系；史带也经营这类关系，但主要通过杨曼之类的代理人运作。葛林柏格是非营利社团的领袖，包括亚洲协会主席、外交关系协会副主席，他经常针对公共政策问题发表演说，跟史带大不相同。原因之一是葛林柏格担任着著名上市公司执行官，另一个原因是据说史带相当害羞(我针对本书进行研究时，跟认识他的人谈过，颇怀疑这点)；还有一个原因是现今执行官扮演的角色跟40年前大不相同。

在2004年冬季前，葛林柏格的声势升到最高峰，终于克服了他经常提到的烦恼——也就是除了保险业之外，外界都不知道他在AIG的成就。公司的盈利和股东权益回报率都很高，不过股价却没有回到2000年所创下的超过100美元的高峰，至少包括一位董事在内，很多人都说AIG的股价永远不会再涨到这么高。AIG是财富五百大企业中的第九大公司，葛林柏格是公认的业界发言人，而且针对从恐怖主义到疯狂的保险循环等主题发表意见。他熟识中国总理、布什总统和布什之前的历任美国总统，也熟识世界各国的政治领袖；他是美国最大的基金会之一史带基金会的董事长，也是非营利世界的领袖；他热心参与外交关系的协助活动，也大笔捐赠，协会有一个厅以他的名字命名，我也参加过命名典礼后向他致敬的晚宴。他担任协会各种专案小组的主席、主持大会、担任副主席。纽约医院有一栋大楼和其他建筑物以他的名字命名，他也是美国最富有的富豪之一。

2005年3月14日，葛林柏格从企业、政治与非营利世界领袖的高峰下坠。讽刺的是，他的全国知名度，甚至是国际知名度突然暴增，这种名声是他长久得不到且深感烦恼的事情，很可能因为他领导的是保险公司而非大型工业公司、娱乐集团或银行。但不管他或者任何人，都不会喜欢这种新近得到的名声。在他担任AIG执行官的37年后，在这天被开除，说得好听一点，是获准辞职。

随后发生的事情，变成大家记忆中最超乎寻常也似乎最难以理解的企业丑闻，充满了戏剧性，涉及许多名人，这件案子原本根本不可能发生的。

这件丑闻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答案却不是很明确：

●葛林柏格已经年近80高龄，是历来最成功的企业执行官之一，又拥有数十亿美元的财产，为什么会像他人所指控的那样，冒着名声扫地、甚至可能失去自由的危险，针对AIG申报的盈利，进行相当微不足道的“纂改”？

●为什么每个由葛林柏格亲手挑选，才能满怀感激地出任最著名公司AIG董事的外界董事，会这么快就翻脸无情，用如此羞辱的方式将他逐出AIG？董事会里曾发生什么事情？是不是有一个或数个董事带头发动变天？

●为什么史匹哲以令人难以置信的热诚紧咬葛林柏格，而且在没有以任何罪名起诉他之前，就在全国性的电视节目上将他抹黑为罪犯，事后却根本没有起诉他？史匹哲是否为了竞选州长的最后胜利而将他所谓的“世界最有权势企业家”拉下马？他是不是如别人所言的认为葛林柏格将针对他发动对他名声不利的行动？葛林柏格曾这么做吗？

●葛林柏格的惊人成就与现在可能名声扫地，跟AIG独一无二的企业文化有何关系？

这件争议充满戏剧性，包括史匹哲、美国证管会和保险主管机关数月来的调查，使其严重性似乎不成比例地增加，每天几乎都有新的调查和新的诉讼出现。葛林柏格辞去执行官两周后，有人从AIG设立于百慕达的公司取走档案，史匹哲威胁要以刑事罪名起诉AIG，接着董事会觉得必须强迫葛林柏格也辞去董事长一职。这件事情爆发前不到四个月，史匹哲才强迫葛林柏格的儿子杰夫辞去威达信公司的董事长兼执行官，原因是史匹哲藉口杰夫是根据可由哪家保险公司拿到最多回扣，就把保险合约交给哪家公司。大家不由得猜测史匹哲什么时候才会停下来，葛林柏格的另一个儿子，百慕达安达保险公司执行官伊凡会不会是下一个？

对很多人来说，葛林柏格的本性似乎可以说明AIG的惊人成长，也可以说明他最后下台的原因。他积极进取、雄心勃勃、喜爱金钱的个性塑造了AIG野心极为强烈的企业文化，直接导致公司从事史匹哲所揭发的，尽量提高盈利申报的种种安排。如果AIG没有跟伯克夏公司旗下的通用再保险进行限额再保险安排，让史匹哲找到追查的藉口；如果没有把再保险发给AIG秘密控制的海外公司(葛林柏格的接班人承认所有的罪名),也会有别的藉口，尤其是在今日企业所遭遇的管制环境下，更可能碰到这种问题。这是因为AIG极为强调企业精神，最重视盈利增长。我还在AIG时，AIG经理人标准的责任是缔造15%的营收成长、15%的利润成长以及15%的股东权益回报率,年年如此，至今还是这样。

这种文化的极致是财务诱惑，也就是受邀成为史带公司的股东，成为AIG优秀业务员私人合伙组织的成员。凡是“创造业绩”的人，得到的报酬会超过美国任何企业发给的报酬，史带公司有许多股东拥有数百万、甚至数千万美元身家，有好几位是亿万富翁。

要了解AIG，你必须知道公司在1920年至1930年起源于有冒险家乐园之称的上海。直到1939年公司创办人史带把总公司搬回纽约，AIG已经是独一无二的异类，成为起源于海外的美国企业，而且至今AIG大致还维持这种国际导向——1986年后，公司的营收中，有三分之一来自美国以外的业务。这点一方面让AIG巨幅领先于很晚才进军海外的其他美国公司；另一方面，早在返回美国市场营运前，AIG先在世界各国营运所学到的国际习惯，当然是AIG爆发问题的原因之一。国外的业务做法和道德观与美国根本不同，AIG可能把其中一部分做法带回，以怀疑的眼光看着美国市场。

AIG在中国创业后，在世界各国总是扮演强硬的角色(有人会说采取高压的手段)。要保护公司的利益，AIG必须超越事业的领域，在政治圈操作。AIG成为国内市场的主要企业后，公司和葛林柏格仍然保留这样的习惯，近年来AIG通过一系列的国内并购，变成符合葛林柏格期望却远超过史带梦想的巨型企业。在AIG变成较为知名的上市公司，葛林柏格也成为重要人物后，公司的地位开始上升。葛林柏格逐渐用亲手挑选的一些高级官员，例如联合国大使霍尔布鲁克、前纳斯达克总裁萨柏(Frank Zarb)、前参议员与美国国防部部长科恩(William S. Cohen)等取代原有的董事，为公司带来显赫的名声与开放的政策，也协助公司解决问题。却从来没有人质疑葛林柏格权威式的统治，至少在发生严重问题之前未曾质疑过。

投资圈期望AIG的表现继续超越所有的公司，就表示公司必须设法这样做。在较为艰难的环境和某一段岁月里，AIG想出很多做法创新的解决之道，很多做法事实上是把国外粗暴的风格引进美国。其中一种方法是在海外设立纸上保险公司，这些公司名义上是独立公司，实际上却由AIG控制。前面提到的跨半球保险公司就是例子，这家公司设立于百慕达，是与慕尼黑再保公司合设的合资事业，后来改名为里奇蒙保险公司。2005年葛林柏格下台后，AIG被迫向主管官署承认自己控制这家公司，因为公司不但由AIG经营，而且还向慕尼黑再保之类的外界投资人保证不会遭受损失。

为了安抚担心AIG承受过高风险的保险业分析师，风险过高的业务就交由里奇蒙保险之类的海外公司承保(再保险)，因此部分风险转移给这些海外公司。实际上，这些公司是由AIG控制的，真正的风险还是由AIG承担，AIG的风险根本没有因此减少。但除了AIG之外，旁人并不知情。

另一个方法是与通用再保之类的公司达成具有争议性的限额保险安排，这种交易很可能是葛林柏格下台，通用再保险公司的多位高级干部认罪的原因。这些交易在2000年与2001年进行，据说涉及将两笔2.5亿美元的贷款在账面上美化为保险费收入。葛林柏格下台后，AIG表示这些交易不应该以保险的名目入账，因此财务报表必须调整，把这些交易当成存款列账，而非视为合并报表中的保费净收入。这表示公司的损失准备会减少2.5亿美元，葛林柏格显然是在投资人认为损失准备太低时，想提高损失准备。

对外人而言，以上两个例子——向实际上由你控制的独立再保险公司投保，同时利用似乎是虚假的限额保险交易提高准备金，象征AIG的企业文化，这种文化也在葛林柏格身上有所体现，表示你必须不计成本、创造业绩。这种文化导致过度的行为，使AIG在后安隆时代的环境里，几乎不可能全身而退。众人认为，即使史匹哲没有促使葛林柏格下台，其他主管机关或是有进取心的检察官可能也会扮演同样的角色。

但这种结论失之轻率，通用再保公司的交易是五年前发生的事情，表明这种行为可能只是一次性的事件。而设立很多由AIG控制的海外保险公司，其发生的时间更早。当然AIG还有其他过份的行为，但很多保险同业都这么做，例如滥用定额保险就是很难指责的罪名。最后的问题很简单，就是这种交易是否移转了风险？毫无疑问的，很多例子并没有移转风险，也跟AIG无关，完全是因为史匹哲以高姿态紧咬这种情况，才使这类交易变成问题。虽然如此，企业文化的确已经改变，沙宾法案(Sarbanes-Oxley)、安隆与世界通信等事件凑在一起，产生了大为不同的管理环境，使董事会非常担惊受怕，大多数的执行官与财务官都非常非常小心。但这种情况如同许多趋势也会有起有伏。今日过于严厉的管理环境，将来会变成比较温和的环境；今日的一些过当行为，将来会被认为并不过分，反而是主管机关的态度失当。

往后最大的问题是，这种罪有应得的行为会不会影响公司的命运，这些弊案对AIG目前的盈利似乎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公司此后能否像过去一样维持类似的增长与获利，不得不让人怀疑。第一个原因是公司已经成熟，若继续以相同的速度增长，显然违反其他行业的常规。因为AIG再也不能利用史带与史带国际两家公司作为奖励高手的方法(不过AIG已经制定与推动几乎完全模仿史带国际公司的计划，只是此计划由AIG在美国本土管理)。AIG要像葛林柏格数十年来一样，找到激励与奖励主要业务高手的方法很难，原因之一是这两种奖励计划自有其奥秘，也就是奖励经常超过业务员实际上可以赚得的钱，这是无法取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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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约19,000字，请参见《Value》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