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毛主席诗词中美妙的雪景如今移到了“南国”，在北方司空见惯的雪景到了南方就变成了今年的一场大灾难。前两年流行一部美国大片叫《后天》,这部电影发挥了充分的想象力，对这种拉尼娜现象作出了很极端的预警，可惜大伙儿只是将它当作娱乐片看了。

当今世界，在同一时间进行人口大迁徙只有两个民族——阿拉伯人的朝圣和中国人的春运。前者是对“主”的朝圣，后者是对“家”的朝圣；前者是心灵的一种寄托，后者寄托什么谁也说不清楚。中国人尽管已经成家立业，但这个“家”似乎还不算“家”，而只有生我养我的家才算“家”。在当今日益变迁的中国，尽管大家朝圣的“家”与外面的世界相比，老家与自己在城里新建立的家相比是那样的落后和愚昧，但依然“不抛弃、不放弃”，可见中国人特别是中国人中的弱势群体心目中的“家”有多重要。春节前的一天，广州市委书记站在广州火车站的人海中发出一句十分感慨的话：“这是以命换回家啊！”

雪灾是灾，人流汇集则是一场更大的灾，更何况是回家心切的人流汇集。当140万人在一个时点云集在广州火车站周围的时候，是对政府调控能力的一次检验。是千方百计将大家送回家，还是千方百计让大伙儿留下来，决定了危机处理的成败，在交通一片混乱之时，千方百计将大家送回家无疑给那些本来退缩的人增加了回家的信心，前赴后继形成了一波波汹涌的人潮。中国的弱势群体只有在这个时候完成对“家”的朝圣，才能证明自己在社会上漂泊还没沦落到无家可归的地步，这种精神上的朝圣是中国每年都需要面对的一个实际问题，“五一”长假的取消更强化了这个问题。

天灾是没法子的事，但在天灾面前能否化险为夷，有无预警机制会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对这个问题的处理，上海在很早以前就有预警方案，每当危机出现时，上海总能化险为夷。今年上海同样承受了50年一遇的雪灾，同样是机场关闭、铁路中断、高速公路瘫痪，上海也滞留旅客几十万人，广州没有下雪却成了灾，而上海大雪纷飞，却没成灾。多少年来上海一直有一个预案，以火车站为中心半径多少公里之内的学校、电影院、体育馆等场所都是交通危机时须征用的场所，当铁路停运时，启动应急机制，派出大巴将旅客全部安顿在这些场所中，防止火车站人员云集，并且管吃、管住，在萌芽状态就化解了危机。这套预警机制不是等问题出现之后才制定的，而是早就制定且年年如此运作的。我真有点想不通，广州怎么会使问题越弄越糟，不能说政府不卖力，但结果是很糟糕的，直到今年的2月2日，也就是形成混乱局面已经十多天、人员云集到140万人时，广州才想起将火车站周围的90所中小学作为安顿旅客的场所。思路不同，措施不同，其结果就完全不同。

前几年那场著名的非典也是从广州起源的，这个城市的公共危机处理能力实在令人遗憾，非典来临之时，不但本地弄得一片混乱，并且还向全国各地蔓延。而非典所到之处就是对这个城市的公共危机处理能力的一种考验和检验。受害最大的是北京，北京以大院各自为政的分割式的城市管理弊端一下子暴露了出来，也是在一片混乱中建立了那个著名的“小汤山”急救医院，等医院建好了，非典也没了，究竟是人战胜了非典，还是非典本身就有“保质期”，成了一个永远的谜。现在人们早就将“小汤山”医院遗忘得干干净净，不知现在这个野战医院还在吗？现在还有用吗？将来还有用吗？

上海从上世纪60年代就建立起了传染病预警机制，从医院到社区都有一套报告制度，而且上海的社区力量是很厉害的，当年出现非典苗头时，上海发动社区的力量，将南方和北京的来客全堵在家里，将来客所在的居住点作为隔离地点，不让出门，社区里大爷、大妈24小时轮流值班，骂不还口，随时听候来客的差遣，直到解除警报为止。依靠这种强大的社区力量，最终避免了一场大危机。上海的城市预警机制想得也很周到，在非典行情结束后，上海也建立了一所野战医院，但不是“小汤山”那种建法，在上海郊区有个几百亩土地的大花园，表面上看起来空空如也，是一个环境优美的花园，但它是一个预警医院，在花园的草地下预埋了水、电、煤、氧气、污染物处理等一家大型传染病医院所需的所有管道，一旦城市发生大规模传染性疾病，三天之内，一家可以同时收治5,000个传染病人的大型隔离医院就可以拔地而起，也许这样的后备医院永远不会启用，那是幸事，但一个大城市绝不能没有这种预警方案。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经历过这样一场灾难，各方都应该成熟起来，政府应该考虑的是建立各种预警机制，以后再出现灾难时不至于被动应对。老百姓也应该考虑一旦再发生诸如此类的灾难，我们该怎么应对。和平年代人们赚钱都来不及，不大会考虑应对灾难的问题。在灾难来临之时，我们看到了灾难背后人性丑陋的一面，如矿泉水卖到50元一瓶，方便面80元一盒，火车餐车上的食物被一抢而空，抢不到的就砸餐车……人的生存极限诱发人的野性，这都与从来都没有灾难意识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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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约3,100字，请参见《Value》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