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早了总好过永远不做。”我常常这样说，因为“永远”看上去是如此遥不可及，做得晚了，似乎也能接受，但是早做，啊，早做才应该是一名基金经理最佳的座右铭。这里的意思不是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而是指在市场的危急关头早早建立起自己的头寸。在高杠杆比率、金融驱动的全球经济体系中，风险资产价格的下行是如此的迅速。当你听到鸟儿的啾啾鸣叫，或者远远望见发令枪散发出的烟雾，比赛常常已经过半。必须承认，安坐于牛市狂热的最后冲刺之外是要付出代价的，在股市里这样做一般会被贴上老脑筋和过时人物的标签，在dot.com狂热时期，甚至在2007年上半年股市上涨的时候，人们就是这样评价沃伦·巴菲特的。在债券市场上，当衍生品给投资者们带来两位数的回报的时候，由于加息导致利差缩减，人们都把持有高质量政府债券看成是一种失败。然而当市场意识到风向已经发生变化，利润下行，衰退萌发，更为关键的2007年中期发生的金字塔式现代金融体系的崩陷，那时你最好还是已经有所准备。逃生门会因流动性枯竭而自动锁死，而心理的脆弱会妨碍人们采取断然措施防止资金受损。

经济学家们、电视主持人们(以及在下)有时也会做得过早或者过迟。我惊奇地看到数不清的“名人”、专家赞成维持甚至扩大对财产税的削减，支持放宽监管的政策，而2008年刚至就发现这些主张使他们失去了影响力甚至选民的支持，这些批评家们终于意识到他们的自由放任主义姿态有可能会对美国经济造成伤害。要说他们只是“太迟”是太客气了，说“永远”才符合实际情况。然而有一名经济学家早早地就为美国未来的经济政策指明了方向，他就是保罗.克鲁格曼——《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邀请之前，他已经是全球著名的经济学家，供职于麻省理工学院。他曾经对日本经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低迷和衰退提出过革命性的解决方案，并于1998年写了一本名为《衰退经济的回归》的书。虽然书名里有“衰退”这个词，内容并不是这样，作者强调未来经济形势的关键要像20世纪30年代时富兰克林·罗斯福所做的那样刺激需求；而不是像里根革命以来我们一直做的那样鼓励增加供给。虽然作者并没有在书中作出评价，但我以为这并不是说里根做错了什么——实际上，他的供给革命完全正确且及时。

如今钟摆的运动好像已经朝着私有市场的方向摆得太远，但克鲁格曼(以及在下)在预期钟摆的反向运行的时机方面早了那么一丁点儿，没有充分估计到现代金融的能量和创新力。现代金融体系导致容易获得低息融资，惠及更多的美国人。在最近的变化发生之前，便宜而充沛的资金始终驱动着美国进而是全球经济的需求——住房按揭、汽车信贷、信用卡消费……一切都能以更宽容的条款、更低的利息、承担更小的风险得到，一切全都有赖华尔街的灵活和独创，再加上那些天真的为黑暗魔法背书的评级机构，他们情愿用AAA评级来卖钱。如果有人愿意为你提供一栋新房子，既不需要你交首付，又不要你承担什么风险，一般来说，你应该会愿意接受，大多数美国人就是这样买了房。如果有人想要卖给你一辆新车，五年之内不要你还钱，一般来说你应该会买，大多数美国人到现在还是这样。需求，如果克鲁格曼此时回溯他的观点，他可能会承认是创新而证券化了的金融支撑了需求，而松弛的监管以及一种认为“事情不会变坏”的乐观信念又滋养了金融本身。这种信念的大意是说，经济一般不会变坏，万一变坏了的话，不论是货币导向还是财政导向的政策制定者都会采取措施把它变好。这种修复被称之为“凯恩斯契约”，是指美国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某种约定——保持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没问题，因为政策制定者们了解如何避免另一次大衰退，需求总是可以被充裕的资金和政府赤字重新刺激起来。繁荣事实上是被保证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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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约3,300字，请参见《Value》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