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七

我们之所以选摘《像巴菲特那样管理资金》是因为它至少在一个问题上讲得很好——巴菲特是如何管理旗下这么多业务分歧的企业的。韦尔奇当时管理通用电器，对多元化的公司标准是进入行业前三甲，那巴菲特的标准呢？

《像巴菲特那样管理资金》说得比较细，我看后的印象是，巴菲特管理旗下企业的特点与其投资是一脉相承的，即追求确定性。各位公司的CEO只要管好自己的一摊子事即可，然后把多余的现金交给巴菲特去再投资。哪位CEO要大力发展也可以，只要是支付年利率15%的资金成本。

这看似简单，其实倒也是管理多元化集团公司的好法子。集团的领导哪里搞得清楚底下这么多公司的业务发展啊，按部就班问题不大，若下面提出大发展的安排，领导如何决策？巴菲特就是不鼓励底下众多的CEO为了有为而有为，除非你每年的投资回报率能超过15%。

即便如此，恐怕也不能避免底下的企业出漏子，像通用再保的CEO约瑟夫·布兰登因“莫须有”的欺诈罪于2008年4月辞职，让巴菲特颇为难堪。自从巴菲特在8年前收购了通用再保后，该公司就麻烦不断，先是发现了疑似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衍生品，然后是参与IDG的合伙欺诈罪。

不出问题，什么都好说。以花旗集团为代表的混业金融前阵子搞得风生水起，现在因次级债等问题开始遭到怀疑，大领导能不能管好这么多彼此看似关联内里矛盾的业务，恐怕又要引起争论了。2008年4月中旬，通用电器第一季度收益远低于华尔街的预期，而在一个月前，公司CEO伊梅尔特还重申了公司利润将增长10%的目标，于是，韦尔奇在通用电器拥有的一个电视频道中对自己亲手挑选的接班人进行了直率的批评，认为他面临“可信度问题”。

我曾说过，巴菲特是历史上很罕见的商人，几乎是全能冠军，我们可学习他的一些投资方法和做人态度，但不要轻易与他相比。有位私募基金经理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中国最像巴菲特的人是平安保险的CEO马明哲，《Value》杂志网上论坛于是展开讨论，我认为是风马牛不相及。2007年，马明哲的各种收入高达6,600万，远远超出所有的中国上市公司CEO。如果马明哲是个职业经理人也就算了，而他事实上是平安保险的一位重要股东，这样做不合适吧，至少巴菲特绝不会这么干。以投资能力看，马明哲目前也没有值得让人极为肯定的项目，投资欧洲的富通公司还在亏损，而在20世纪90年代因通胀率高居不下承诺保险人高收益回报的项目至今亏损累累，这恰恰是巴菲特在年报中批判得最强烈的事。至于利用一切可能大规模地融资，马明哲倒是比巴菲特厉害。有人说，马明哲在高位大规模抽水，是低买高卖，巴菲特也会这么干。其实，从中国股市成立伊始，恶性圈钱就是我们的企业最爱干的事，说句不好听的话，这事儿连傻子都会干(只是没有这种特权罢了)，用不着赖在巴菲特的身上。

《再造东隆五金》是台湾工商业著名的案例。20世纪40年代，台南范氏三兄弟以木制便当盒起家，然后跨进金属制锁领域，成为台湾市场大哥大，曾享有九成的市占率。1994年，东隆五金以每股82元的承销价上市(仅次于当年上市的台积电的89元)，风风光光，但只有短短四年光景，这个曾名列全球前五大的制锁厂因第二代经营者好大喜功，不务本业经营、过度扩张信用交易，最后淘空上市公司，铸成大错。台湾的财讯集团执行官谢金河评论道：

东隆五金家族经营权夺权斗争曲折离奇，范芳源、范芳魁两兄弟联手演出王子复仇记，从伯叔手上取得经营权，此后两兄弟联手大举购并，宣布进军航太事业。90年代国民党执政时代擅长的金钱游戏，范家兄弟几乎无役不与，股市热烈炒作之外，范家兄弟又挥军进入人称“八卦山”的水坪顶，跟着别人逐鹿房地产业务，范家兄弟南征北讨好不风光。

可是脆弱的体质哪堪如此摧残，1998年东隆五金就爆出财务疑云，此后东隆五金股价急跌，随即爆发违约交割，东隆五金股价从云端跌落到只剩2元，投资人的心血几乎沦为灰烬，搞垮了东隆五金的范芳源、范芳魁兄弟也被移送法办，陷入群龙无首中的东隆五金只好向法院申请重组。

如同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后众多经营不善濒临倒闭的公司一般，东隆五金眼看气势将尽，却在债权银行汇丰银行大力伸出援手的情况下，从“鬼门关”被拉了回来。濒临倒闭的公司一般很难有重新站起来的机会，但东隆五金却能重新站起来，债权银行重组的经营团队功不可没。台湾企业经营史上，企业重新再生，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页。《财讯快报》副总编辑吴美慧以她将近二十年的采访经验写下了这段精采过程，十分值得喝彩。

我感兴趣的是东隆五金是如何垮台的这段历史。我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开始关注台湾的“地雷股”，认为大陆也会重蹈覆辙，尤其是随着中国股市进入全流通时代，上市公司控制性股东粉墨登场，好戏有得看。总之，我认为我们中小股东要对上市公司的所谓企业家十分当心。90年代，我有一段时间对企业家比较迷信，后来接受了教训。别的不说，我看不少中国的CEO是赌性十足，比如，90年代后期，我遇到一位很有名的企业老总，他很得意地告诉我，他们企业真正的盈利来自于海外的高风险高收益的投机。我虽有耳闻，但亲自听到他这么说，很不是滋味。那时本人不傻，不过很天真，见身旁还有几位同事，便没有细问他炒得是什么衍生品，以免影响他的形象。十年过后，这家著名企业快要退市了，我估计他的投机输多赢少吧。前几个月，我又通过两条不同的渠道得知一家著名的成长型企业(和前一家企业差不多处于同一行业)的CEO好赌，输了不少钱，便让创业合伙人减持股票，也有公告。我没兴趣去查证事情的真实性，不过，我相信有这事。吃喝嫖赌都不好，但只有赌是要败家的。有一件事上市公司倒是披露了，中国股市的“好学生”、“劳模”——佛山照明用7亿炒股票亏损1个亿，使得从未亏损过的公司2008年一季度净利润亏损7,500万元。前不久公司老板还说大量现金安安稳稳地放在银行里，股民同志们放心吧。我听到这消息也是大吃一惊，佛山照明一向以勤于分红著称，这在中国股市中并不多见。如此保守的公司突然变脸，你还敢相信谁？

“悠游死亡国度”选自《先上讣告，后上天堂》，把讣告的种种写得妙趣横生，我算服了作者。年轻的时候，我第一次去西方，见到墓地夹杂在民宅中间，挺奇怪的；尤其是中午啃着三明治，路过墓地，有些不舒服。中国人的墓地可不想放在家门口，得在有山有水的地方，风水好，还有就是不想天天或月月见到墓地，我们是敬而远之啊。每逢清明左右，倒是一家老小浩浩荡荡扫墓去，然后在途中大吃一顿，回家了。东西方对待生死的态度确实不一样，追悼会也是从西方引进的吧，旧时的名医陈存仁就认为瞻仰遗体是不卫生的习惯，也有理吧。追悼会气氛严肃是对的，但我们的悼词写得太拘谨死板，所谓盖棺定论，大事啊。我对中国旧时的墓志铭没研究，估计有意思的不多，浩然正气倒是多多。我虽没做过什么领导，但也念过两次悼词，一次是为外公做的，那时才是高中生啊。后一次是大学同桌一年级得白血病死了，我是班长，又致了一回悼词。现在回忆起来，总体感觉是比较恍惚，说了不少自己都没弄明白的话，不够真挚，更谈不上亲热。所以，我以后“死”也不肯去追悼会，对人的心灵伤害很大啊。

我特羡慕书中的行家里手能把讣闻写得这么生动活泼，仿佛死者复活。我不知道，如果在中国报纸上开个讣闻版，有没有销路？或者就建个讣闻网站，能不能在创业板上市啊。

二十八

我在《投资者文摘》(19)中选过一篇《海龟投资法则》，此书有些美中不足，似乎不是很全面，不久我又从台湾找到另一本《海龟特训班》的中译本，比较有意思。

《海龟特训班》报道了一位20世纪80年代美国商品期货交易界的传奇人物——理查·丹尼斯，对他一手建立之海龟特训班的训练过程和交易方式作了详尽的叙述，作者也追踪包括丹尼斯在内的海龟交易员至今的经历，发人深省。

丹尼斯招来一批基本上没有交易经验的人进行培训，无非是与合伙人艾克哈特打赌——交易能力是天赋还是后天培养的？所谓后天的培养，主要就是遵守一套交易原则，持之以恒。但丹尼斯本身就是天赋与后天形成能力的矛盾体，即便在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中期的全盛期，他的业绩波动也很大，如1986年，丹尼斯赚了8,000万美元(相当于2007年的1.47亿美元)，与赚进1亿美元的索罗斯和赚进8,000万美元的垃圾债券大王米尔肯齐名。但就在之前的1983年，丹尼斯管理的2,500万美元的资产急剧波动，1月份上涨了53%之后，2月和3月下跌了23%，索罗斯也震惊地收回他仅仅在两个月前投资丹尼斯的200万美元。丹尼斯的基金净值4月和5月局部反弹之后，又急降了50%。丹尼斯的不少客户花了两年多时间，投资才重新回到平衡点，大部分客户都撑不下去了，于是他在1984年关闭了一些账户。

1988年4月,丹尼斯又亏损了55%，不得不关闭了两只公募基金，从1983年开始的海龟计划也戛然而止。1994年丹尼斯又复活了，直到1998年9月，他的年复利回报率大约为63%，1995和1996年连续两年回报率高达三位数。但到了2000年9月，丹尼斯再次清盘，此前的6月下滑了50%，随后在7月稍有反弹，但最终下跌突破50%的关卡，变成负25%。

资金管理人都喜欢对客户说要风物长宜放眼量，但大多数客户都经不起长期的检验，反而是被“洗脑”的客户的银子在长期“投资”中耗损不少。

海龟系统是一套交易纪律，但小海龟们发现老海龟丹尼斯自己是纪律的违反者，他过度交易，有时承受的风险是海龟系统的100倍。

据《海龟特训班》的作者麦可·柯佛观察，后来有不少小海龟的业绩倒是不错，《海龟投资法则》的作者克提斯·费斯深受丹尼斯的喜爱，给了他最多的交易本钱，因此也赚了不少。但费斯离开丹尼斯后，在20年内没有什么交易业绩记录。

其实，海龟法则就是一套趋势交易系统，柯佛自己也是趋势交易者，他例举的2005年对冲基金的前十大获利者大多是趋势交易员：

1．詹姆斯·西蒙斯(James Simons)，文艺复兴科技公司(Renaissance Technologies Corp.)：15亿美元。

2．布恩·皮肯斯，BP资本管理公司(BP Capital Management)：14亿美元。

3．乔治·索罗斯，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Soros Fund Management)：8.4亿美元。

4．史蒂芬·柯恩(Steven Cohen)，SAC资本顾问公司(SAC Capital Advisors)：5.5亿美元。

5．保罗·都德·琼斯二世，都德投资公司(Tudor Investment)：5亿美元。

6．爱德华·兰伯特(Edward Lampert)，ESL投资公司(ESL Investment)：4.25亿美元。

7．布鲁斯·柯夫纳，凯克斯顿公司(Caxton Associates)：4亿美元。

8．大卫·泰普(David Tepper)，阿帕鲁萨管理公司(Appaloosa Management)：4亿美元。

9．大卫·萧(David Shaw)，DE萧公司(DE Shaw & Co.)：3.4亿美元。

10．史蒂芬·曼德尔(Stephen Mandel Jr.)，孤松资本公司(Lone Pine Capital)：2.275亿美元。

我这儿还有一份2007年的十大对冲基金获利者的排名：

1．约翰·保尔森(John Paulson)，Paulson & Company：289亿港元。

2．索罗斯(George Soros)，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226亿港元。

3．詹姆斯·西蒙斯(James Simons)，文艺复兴科技公司：218亿港元。

4．Philip Falcone，Harbinger Capital Partners：133亿港元。

5．肯格里芬(Kenneth Griffin)，Gitadel Investment Group：117亿港元。

6．史蒂芬·柯恩(Steven Conen)，SAC Capital Advisors：70.2亿港元。

7．Timothy Barakett，Atticus Capital：58.5亿港元。

8．史蒂芬·曼德尔(Stephen Mandel Jr.)，Lone Pine Capital：55.4亿港元。

9．John Griffin，Blue Ridge Capital：48.8亿港元。

10．O. Andreas Halvorsen，Viking Global Investors：40.6亿港元。

2007年，索罗斯、西蒙斯、柯恩和曼德尔四位仍然在榜上，确实厉害。

我坚持这样的看法，趋势交易员绝大多数不可能长期(20年)保持优异的成绩，如果注意控制风险，把它视为资产管理业务的一种迅速成功的方法，倒是可行的，甚至会比价值投资还要成功，因为不要说20年，就是10年钱也赚够了。如果钱是自己的，见好就收吧，你可没有客户的钱可以垫背。

《亚洲名牌圣教》的开篇引言就“耸人听闻”：

“怎么你们没有总理用的那种方格子围巾？”发问者是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他说的总理就是以改革中国经济著称的朱基，而他口中的方格子围巾则是让众多日本女性不惜一切代价非买到不可的Burberry围巾。

这个真实事件发生在北京赛特购物中心，赛特并非销售精品的热门地点，从没有国家主席私下造访过。所以，江泽民当时走到三楼男装部还未被认出来，在引发一连串惊呼之后，大家才明白这是未带随从的中国国家主席本人。赛特购物中心的总经理获报后赶紧亲自接待，而一心找到这条方格子围巾的江泽民几乎失去了耐心，不幸的是，赛特没有卖Burberry。

幸好，江主席没有大发雷霆，只是在第二天召来Burberry的当地主管说：“挑一家你中意的百货公司，尽快设立Burberry专柜。”于是，北京主管火速与英国伦敦总部的执行官罗丝玛莉·普拉佛(Rosemary Bravo)召开越洋视讯会议，普拉佛闻说此事后相当开心，指示全力设店并在店内设立专柜卖配件的陈列区。现在，Burberry的方格子围巾在专卖店内随时都可找到。

这个故事有没有真实性，不知道。如果有这事，我是蛮欣赏主人公享受生活乐趣的态度的，至少更人性化。我年少的时候受到的教育就是无产阶级化，看见任何小资的迹象是又爱又怕，最后表现出不以为然的样子，特虚伪。刘小枫写过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主人公的小资女友的复杂情感，我也是，我真为保尔·柯察金惋惜，也没看出冬尼娅有什么错。我们应该对一个有生活乐趣且对外面的世界感到好奇、愿意学习的领导人感到放心才是。

通过名牌热来分析亚洲各地区的社会生活，蛮有趣的。比如，日本人消费名牌，但从不炫耀，或者说是用细腻的方式炫耀，尤其是因为日本女性在社会上处于次等角色，使得精品成为安全感的替代品。香港的奢华消费族群不像日本由单身寄生贵族主导，它可分为三个族群：

第一个族群是位居消费金字塔顶端的太太，人数或许不多，却是胃口惊人的奢华品暴食者。除了太太，还有姨太太、小老婆或情妇，这些女人花起钱来毫不手软。这些女性的命运常常互相牵扯，毕竟她们共事一夫，因此我们将其归类为同一个消费族群；第二个族群是专业女性，她们尝到事业上的成功滋味，穿着打扮也跟着自己的成就走。她们人数众多，花的钱虽然不比有钱太太多，却也不少，她们是奢华品牌的常客，是香港名牌市场的中坚；第三个族群则是粉领族与基层经理人，她们是奢华浅尝者，一开始或许没什么钱，但接下来薪水会不断提高。

其中的第一个族群：

这些太太的富豪丈夫每季都会给她们一笔购物预算，这笔钱牵动她们的消费行为，如果太太们没把预算花光，下一季预算就可能遭到缩减。所以，她们会把这笔钱拿去买喜欢的名牌，不论是香奈儿或范伦铁诺，大肆采购15-20件衣服。手笔较大的顾客，每一季光是一个品牌就会花上大约15-20万美元。

中国内地则是由男性主导奢华消费，“这是全球仅有的现象”。

虽然看似不太可能，但实际上，引领时尚的人却是位高权重的政府官员与国营企业高层主管。外交部官员素来穿着最时髦，即使是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军官，在名牌店的私人贵宾室里都藏有许多精品。这些人结成了统一阵线——一方面他们很愿意接受这些礼物，另一方面他们也知道如果被人看到穿戴这些名牌货，可能会惹祸上身，所以必须尽可能低调。因此，法国与意大利西装就成了最佳礼物，它们的好处是不容易被“认出来”，这也使得名牌手表与其他配件的营业额开始增长。

除了政府官员，中国另一群奢华品消费者则是企业精英，他们主要是创业家与生意人，还包括外资进入中国一定要具备的本地合资伙伴。这些人都是奢华品的大宗购买者，一方面自用，另一方面也用作政府官员的礼物支出。尽管这类人士受比尔·盖茨的精神启发，却不愿跟盖茨一样穿得那么休闲，他们希望自己的穿着打扮跟刚取得的身份地位相称。

名牌的另一个消费族群则是世家或政府高官子弟，他们之所以能经商，全赖于他们有办法展现权力。曾经有个独立分析师建议大家买进这些与高官子弟关系密切的中国股票，因为在中国经商大多要看关系。大家都知道，当你无法证明某项投资策略是否有效，或许应该先看看这些高官子弟是不是一直在赚钱。

韩国人在消费奢华品牌上极为矛盾，一方面很多人疯狂追求名牌，刷爆信用卡；另一方面舆论乃至政府尖锐地批评这种炫耀性的消费行为，严格管制观光客携带奢华品回国，于是：

现在，韩国首尔有几家免税店开始推出“出国前购物”的服务，做法很简单，店家让消费者在出国前先到市区的免税店来趟悠哉的购物之旅，然后在搭机之前取走商品，回国入关时再带进来就没问题了——因为这些都只是“用过的”随身物品。试想，有哪个海关官员能分辨你戴的Gucci表到底有没有付过税呢？结果，循此伎俩的韩国人越来越多，消费额约占免税店营业额的三到四成。免税店注意到这个现象，开始锁定韩国本地人展开一系列的行销活动，这种做法当然遭致批评，因为免税使得这些奢华商品比市价又便宜了15—20%。

新加坡的名牌消费思维独特：

对于新加坡人来说，既喜欢杀价又喜欢炫耀财富，两者一点都不矛盾。有个街头小贩举例说，一个戴劳力士表的男人从奔驰车中走出来，打开钞票厚厚一叠的皮夹，却花了一番唇舌议价，为的是新加坡币2元(约合1.25美元)所点的蚵仔煎里的蚵仔太少。

这种“用合理价位购买显而易见的身份地位象征且将转卖价值列入考虑”的购物心态，在新加坡的名牌店里随处可见。因此，Gucci包、万保龙笔、豪雅表都是新加坡人会购买的商品，除非是人人都认得的珠宝如Tiffany、卡地亚或近年大家才认得的香奈儿，否则，精打细算的新加坡人还是宁愿在当地珠宝店里购买18K或22K黄金。新加坡人可以接受赝品，但前提是必须要跟真的一样好，比如，新加坡人会到香港度假，然后购买几可乱真的卡地亚赝品(纯金、顶级的做工)。

《语言本能》的作者史迪芬·平克是个很棒的语言学大师，他的核心观点是人能读书写字讲话不纯粹是后天的，主要是天赋，它与你的五官和手指一样，属于“本能”。换句话说，讲话的能力也是人类的器官，只不过“无形”罢了，否则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人类能在3岁左右就可以构造如此复杂的语法系统。同样，它也可解释为何年纪大了学习外语会感到困难，毕竟你的“器官”老化了。

大名鼎鼎的《非理性繁荣》2005年出了第二版，主要是增加了第二章“房地产市场的历史回顾”。罗伯特·席勒认为，20世纪初产生了一个房地产泡沫的世界性市场，包括波士顿、伦敦、莫斯科、巴黎、上海、悉尼和温哥华等城市，其走势惊人地相似。目前(2008年5月)以美国次级债危机为引爆点，包括美国大城市及伦敦、西班牙等地，房价已陆续下跌，不知何时波及上海和北京？还是不来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