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往往会把事情拖到最后一刻去做，尽管这样做的成本较高。这种心理倾向的根源可能来自进化的过程，早期人类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在那种环境中“拖延”可能是有利于生存的最佳选择。现在的环境尽管有所不同，但人们的选择习惯却一时难以改变。这是关于“拖延”这一心理倾向的进化心理学解释。

对我来说，近年来一个激动人心的进展是经济学和心理学的紧密结合，在座的经济学专业的学生也许都听说过所谓的行为经济学，这是经济学和心理学的一门交叉学科。今天我想探究的不只是心理学，而是希望回答为什么心理因素会发挥作用，尤其是为什么人们总是喜欢把今天该做的事情拖到明天才做。不幸的是，这是很多人所共有的一个特点，也许其背后有某种理由。

让我们假设，在年初的时候，人们面临两个选择：一是在4月1日那天花5个小时来完成一项痛苦的工作，二是把工作推迟到4月15日，花8个小时去完成。这里我要解释一下，在美国，4月15日是缴纳所得税的最后期限。对大多数人而言，那的确是一项痛苦的工作。实际上，随着最后期限的临近，你感受的痛苦会越来越明显。如果你等到最后一刻去做所有的事情，找出各种单据，到办事的地方去排长队，都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如果我们在年初的时候进行选择，大多数人会选择4月1日，因为花费的时间短，痛苦更少。然而遗憾的是，随着4月1日的临近，越来越多的人会把纳税的时间推迟到4月15日，愿意在今后承受更多的痛苦。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随着4月1日的临近，人们看待未来的痛苦时所用的折现率越来越高，4月15日的8个小时的痛苦就显得不那么难以承受了。

另外一个例子是，在美国和欧洲国家，许多人从年初就开始攒钱，以便到年底过圣诞节的时候给亲朋好友购买礼物。然而在此期间,人们又会把存下的钱花在其他的用途上，例如外出度假、购置新衣服等。同样，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对未来的折现率变得越来越高，与夏天出去旅游相比，到年底给亲朋们送礼物的事情显得没那么重要了。

这是两个常见的例子，而且许多人非常清楚自己行为的变化。为了避免这种淡化未来的倾向，很多人采取某种制度来约束自己。比如，美国人就专门设立了所谓的“圣诞账户”，直接把钱从自己的工资里扣除，存入这个账户。而这种账户既不支付利息,流动性也极差,只有等圣诞节来临才可以支取。然而很多人还是接受了这种方式，就是因为他们无法约束自己。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对未来的折现率越来越高，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为“双曲线式的折现率”（hyperbolic discounting）。

对经济学家们而言，人们看待未来的折现态度关系到储蓄行为以及其他一些长期规划。我们都要为退休做准备，储蓄一笔资金，以备养老，然而在此过程中，许多人却把钱花在其他方面，把存款的事情一拖再拖，以至于到真正退休的时候往往没有足够的储备。因此，这种看待折现率的倾向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实际上，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就是一种强制储蓄，既然许多人不能给自己储备足够的养老金，那就通过强制制度来解决这个问题。

更有意思的是，这类看待未来的态度并非人类所特有，在其他物种中也有表现，例如鸟类。研究者进行过许多试验，特别是针对鸽子和八哥，它们比较容易进行观察。有一个典型的案例，人们给参加试验的鸟两个选择，一个是等上较长的时间(30分钟)，就可以获得较多的奖励，通常是食物，比如10颗粟粒；另一个不用等太久(10分钟)，获得较少的奖励，3颗粟粒。人们给参加试验的鸟一个键盘，上面有两个键，一个表示较多但遥远的报酬，另一个表示较少但更快的报酬。经过训练之后，鸟儿们学会了用喙去啄某个键来表达自己的选择。结果显示，许多鸟一开始会选择忍受更长时间的等待，以获取更多的食物。然而有趣的是，假如这些鸟后来又有机会重新进行选择，比如等了8分钟之后，再让它们来敲击键盘，许多鸟就会转向第二个方案。也就是说，它们变得越来越不耐烦，它们对未来使用的折现率也增大了。

以外，试验有时候还提供了第三个键，如果敲击这个键，就表示放弃第二种方案，并且不能反悔，结果有许多鸟会敲击这个键，让自己“锁定”第一种方案，也就是等待更长的时间，以获取较多的食物。它们似乎很清楚自己的耐心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退，于是就通过敲击第三个键来帮助进行自我约束。这种行为与美国人建立的“圣诞账户”何其相似。

以上现象催生了我和剑桥大学的达斯古普塔(P.Dasgupta)正在研究的课题，我们希望解答人们对未来使用的折现率为什么会呈现双曲线的形状？人们为什么会变得越来越缺乏耐心？我们在合作的论文中《Uncertainty and Hyperbolic Discounting》采用了进化论的分析方法，具体的意思是，我们假定人的行为和鸟的行为都不是来自理性的计算和分析，而是出于某种欲望或本能。这种本能是由基因携带、遗传下来的，是进化选择的结果，也就是说，带有这种本能的基因在进化过程中更容易生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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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约5,000字，请参见《Value》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