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五一节，我和妻儿去了趟韩国的济州岛、大邱与浦项。五年前的春节，我和妻子曾去过济州岛、大邱、庆州和首尔(汉城)，两人租了辆红色现代跑车，虽然不通韩语，竟然也在济州岛上玩了个不亦乐乎。这回同样租了车，但由从上海一起来的韩国人李先生驾车，方便多了。

上次来济州岛，主要是靠导游手册玩各种各样的景点。这回则是吃吃喝喝，更为放松。先是坐渔船到大海中钓鱼，不好意思，我这么大岁数，还没好好钓过鱼哩(在埃及红海边做过钓鱼状拍照)，这回当然也是糊里糊涂，短短半个多小时，我的鱼钩至少感受到三次沉重的下坠，但等到我收紧钓线，两次失去了鱼饵，一次索性连鱼钩也没有了。尽管是空欢喜，我还是能感受到同船人将鱼钓上来的兴奋劲。

坐在渔船上，海风海水，有些痴呆地望着水面，算是种幸福吧。有位朋友在五一节爬了回雪山，回来后告诉我备感幸福，说是感受到某种境界。我请他说得具体些，朋友的回答是再也没有电话手机的“骚扰”，也不能上网看报，几天下来，很清静啊。我呵呵乐了，人忙来忙去，最后去吃苦(连续几天睡在雪地上，晚上基本上睡不着，白天还要攀登，不简单啊)，就是为了图个安静？

可惜，妻子与另一位韩国朋友晕船，我们只钓了一个小时的鱼，就上岸去泡海水温泉了。第二天，我又坐潜艇去了次海底，也就是30米左右深吧，从海洋生物的密集度而言，还不如去水族馆，但在海底有一种真实感，让人兴奋。我去过很多次海边，包括澳大利亚，从未参加过类似的游乐活动，现在为了陪孩子，也就随意了，其实还是挺有趣的。

另一个较大的变化是吃。上回来济州岛，不能用韩语与店家交流，只能吃些烤牛肉和烤五花肉，填饱肚子而已。这回，李先生经朋友带领，我们下飞机的当晚，就在海边的小饭店吃了顿生鱼片，其中的两三种海鲜，像花草，颜色很鲜艳，我从未见过。记得上次我在济州岛的礁石旁，买了当场从海中捞上来的海胆，一口吞下，有味。这次，吃了老板从海边采来的海带,也是新鲜爽口。

陪同李先生的几位朋友都是牧师，其中一位杨牧师还是神学院院长，特地从汉城赶过来。第二天中午，在海边的一幢房子里，牧师宴请我们吃生鱼片大餐。几位牧师一大早从鱼市里买了十斤鱼，亲手做了几大盆生鱼片，让我目瞪口呆。本人饮食的第一大爱好就是吃生鱼片，每两周不吃一顿就难受，而且从没有觉得吃够，总是要餐馆多上一点，这回却第一次感到吃不下去了。奇怪的是，我并没有什么不消化的感觉，这在上海的餐馆里是不可能的。我在日本也有同样的经验，那就是只要生鱼片或海鲜质量上乘，吃得再多也不会腹泻。

我们吃饭的房子是一栋两层楼，底层是座小教堂，楼上可以供多人吃饭和睡觉。韩国的教堂多如牛毛，首尔的夜空中到处闪烁着红色的十字架。济州岛的教堂也不少，像我们所在的教堂，设计得很亲切，像居室一样。

2007年阿富汗塔利班绑架23名韩国传教士，令全球震惊。据说，韩国派往全世界的传教士人数仅次于美国，而韩国国内的基督教徒(包括新教徒与天主教徒)人数超过佛教徒，这在东亚国家中是很特别的。我曾认真地问杨牧师何以如此？杨牧师的回答是：“韩国是个天生宗教感很强的国家。”我见他不愿深谈，也就不追问了。(即便是宗教感强，何以独选基督教？)

我其实也一直在思考类似的问题，如果说基督教传播力的背后是所谓的“强势文明”，那为何伊斯兰教在当代的渗透力也很强？

我看到一份资料表明，在20世纪90年代末，韩国总人口4,200万时，已有1,000万名基督徒，其中200多万名是天主教，200多万名是卫理公会派，500多万名是长老派。有趣的是，1784年，一名朝鲜贵族青年在北京受洗后返回朝鲜，开始在亲友间传播福音。但罗马教会认为祭祖活动属于盲目崇拜行为并拒绝举行仪式(这在当时的中国教徒中也发生过)，而“祖先崇拜”却是儒教(当时的韩国国教)的核心，“孝”字当头嘛，于是当局开始压迫基督教徒，时间长达四分之三个世纪。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很多朝鲜独立运动领导人都是基督徒，许多教徒因拒绝参加日本宗庙中举行的供奉仪式而丧生，传教工作包括设立医院、学校(包括大学)等，对希望重建朝鲜文化与精神的人们是很有吸引力的。自20世纪60年代起，教徒在争取民主、社会稳定、劳工权利以及妇女平等的运动中走在前列，像当时的反对派金泳三和金大中都是虔诚的基督徒(《韩国》，新加坡APA出版公司编)。

牧师们只陪了我们一天，晚上9点赶往山上的另一座教堂，他们要为那些患绝症的人彻夜祈祷，够辛苦的。宗教对那些绝望无助的人至关重要。

济州岛对中国人已实行免签证制度，从上海坐飞机到那儿，一个小时都不到，方便极了。济州岛很美，很干净，过去韩国人没法去欧美，一般都会在岛上度蜜月。夫妻两人带孩子玩也不错，像岛上的“小熊馆”会让儿童流连忘返。由于是个岛屿，沿环岛公路驾车较为方便，且现在也有中文指示牌，不妨租辆汽车游玩。租车是在机场上取和还，有国际驾照证明即可(这可在国内公证处办)，只要当场办份保险，不怕汽车磕磕碰碰。韩国的汽油很贵，加一次油要五六百元，但我们试了几次，如果你在岛上玩三天左右，加一次油就够了。如果不是秋天(十一节)旅游旺季，岛上人不多，住宿也不贵。我们两次去济州岛，都住民宿，感觉都不错。这一切都可以在网上搞定，只是在选民宿的时候，找个懂英文的主人吧，因为在使用热水洗澡等小细节上，需要一些沟通。

济州岛的居民对游客很好，进入民宿的当晚，主人会让游客们在一起烧烤，相互认识和聊天。我们是中国人，语言不通，也就罢了。第二天早上，我们去附近的一家饭店用餐，饭店建在一座小山丘上，周围鲜花盛开，辅以岛上特有的人像石雕，美仑美奂的露天大阳台上有颗参天松树，感觉真棒。我们可能事先没预定，游客也多了点，饭菜上得晚了，引起了李先生的不满。当我付款时，老板笑眯眯地向我们道歉并表示免单(尽管只有300来块钱)。李先生在一旁解释，老板知道我们是中国人，觉得不能损害济州岛的国际形象。于是，我们第二天早上又去那儿用餐以示谢意。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是老板的生意经，可民宿主人早就介绍附近也就是这家饭店最好，我们别无选择，而且是旅游区，没必要招揽回头客。

第二天，我仔细观察这家饭店，发现老板的女儿也在这儿招待顾客，真是其乐融融。老板的心态很放松，40多岁的样子，站在松树底下，陪着我们。类似的情景，我在欧洲的乡村经常见到，小店主生活富裕，自得其乐，工作没什么压力，也就不必去爬雪山追求避世的境界了。我们2003年住的民宿主人是单亲家庭，女老板表示，等到春节游客走了，她和女儿就去欧洲游玩。韩国的农产品与水果极贵，加上旅游业发达，济州岛人富裕得很。顺便一提，韩国农产品的价格在国际上是最昂贵的，首尔1公斤牛肉的价格(48.1美元)为中国(4.7美元)的10倍，比日本的牛肉(46.5美元)还要贵。之所以能维持如此高价，主要是韩国设立了高额的关税阻止进口，土豆、苹果、胡萝卜的关税为30%-45%，这比农业关税较高的欧洲国家还要高出三倍，难怪韩国农民要在可能有损他们利益的WTO会议上跳海(如香港)，奋不顾身啊。

仓禀实而知礼节。我们去亚洲旅游，只有在日本与韩国这种地方才会消除紧张感，不用担心会被“斩”(欺骗),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济州岛适合自助游的原因。在我有限的经验中，尼泊尔是个例外,它也是个民风淳朴的所在。

李先生告诉我，韩国人在20世纪70年代还比较“粗俗”，他们会把旅店里的拖鞋和毛巾拿走。我两年前在浙江一家县城的宾馆中也被追索一条小毛巾，当时我有些迷惑，听后恍然大悟。

我们的第二站是大邱，这里是李先生的故乡。李先生出生于1959年，大学里学了中文，运气不错，被韩国的一家半导体大企业先后派往台湾与新加坡工作，90年代中期又在上海办事处做首席代表，日子过得极滋润。韩国的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工资待遇没法比，像三星电子每年可以让职工带家属出国旅游。但到了21世纪初，中国变为重要的市场，首席代表处成为分公司，李先生的好日子到头了。要李先生回韩国总部去，朝九晚五的工作是不可能的，只能领了份丰厚的补贴辞职了。据李先生介绍，绝大部分外派海外的韩国企业人员，要他们回国，只有辞职了事，像在上海，简直太舒服了。非大陆人在上海的除了中国台湾人，就是韩国人，他们买了房子，早已乐不思蜀了，上海西部一带，韩国人开了不少适合自己口味与习惯的商店，自成一格。

李先生的下一代也很有意思，韩国的家庭一般都有两个子女，李先生是一儿一女，从小就跟着父母在海外上国际学校，韩国虽然是他们的祖国，但不可能回去定居了。大女儿已到美国念书，走国际化路线，跟一位黑人谈恋爱，母亲大惊，忙去美国陪读。

李先生对大邱还是很有感情的，他会指着城市繁华的一段路告诉我们，他当年上大学时就和后来的妻子在这儿逛马路，去年他还带着妻子到大邱参加18位高中同学的聚会。这次回乡，也有几个高中哥们陪同聚会。

李先生的几位同学已近不惑之年，一位在大邱的偏远地方开了家小饮食店，生意一般般，一位是教育厅的小官员，一位是熟食店的小老板，都算是小市民吧。

他们在一起，很快聊到现实生活，比如现在大邱找一名保姆要8,000韩元一个月，赶得上在中小企业工作的大学毕业生的薪水。我则告诉他们，上海保姆的月工资也要1,800元人民币以上，且质量得不到保证。

不过，大邱人有理由为自身状况的每况愈下感到担忧。第一，韩国经济从亚洲金融危机后复苏，但增长速度毕竟大不如前，GDP增速从1997年以前的6%-8%到了21世纪初的4%左右。韩国在1995年人均GDP已达到10,000美元的发达国家水平，1997年韩元急剧贬值，跌进10,000美元以下。2002年再次超过10,000美元，到了2007年，人均GDP差不多升到20,000美元，好像升得很快，但这主要拜韩元对美元升值所赐，因为从2001年到2006年之间，平均汇率从1美元兑1,291韩元下降到1美元兑955韩元，韩元升值23.6%，2007年韩元仍在不断升值，加上通货膨胀，韩国人并没有感受到生活水平像经济起飞那般发达。相反，李先生介绍，几乎每个韩国家庭都有人失业，人们普遍都有经济不景气之感。其次，大邱虽是韩国仅次于首尔和釜山的第三大城市，但经济滑坡最为严重。大邱位于群山环绕的小盆地，以“丝绸、苹果与美女”著称，是庆尚北道的道厅(省会)。将韩国全面带入现代化的朴正熙就来自庆尚北道农村，他1963年任总统至1979年被刺，大邱当然在此期间也得益匪浅。1988年汉城奥运会时的总统卢泰愚也属“大邱帮”，大邱更是锦上添花。但据李先生介绍，金大中和卢武炫的“光州帮”上台后，大邱的经济遭到严重削弱。另一方面，大邱以纺织业为主的产业结构明显不利，2002年，大邱以人均GDP 800万韩元名列全国道厅末尾，而人均GDP最高的城市是以汽车造船为主的重工业城市蔚山(也是现代汽车的所在地)，人均GDP达到2,700万韩元。

推而广之，“大邱帮”与“光州帮”或许代表了进入现代化国家前后的不同执政思路，随“民意”而变。朴正熙时代，人民急于脱贫，什么手段和方式都可以容忍，大企业成了经济起飞的引擎。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韩国几家主要的财团占据了韩国出口的75%，排名前30位的财团总值超过整个国家GDP的50%。但90年代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后，公平正义问题显得突出了，人民不能接受大企业的垄断暴利，“光州帮”应运而生，他们以限制和肢解大企业为荣，像金大中拒绝向大宇伸出援手，卢武炫刻意对付现代和三星，背后都有民意基础。

但十年过去了，人们又感到缓慢发展的经济导致自己的经济状况有所下降，公平感下降了，又要“大邱帮”来发展经济了。

现任总统李明博的故乡在大邱附近的浦项(在那儿，他的故居已有明确的标示)，他上台后就放了三星电子一码，到处招商引资，资本主义复辟了。

浦项的感觉要比大邱好，可能是那儿有个著名的钢铁厂吧。李先生的妹夫恰巧是钢铁厂负责基建的一位主管，便带我们去厂内参观。我对钢铁业的知识比较贫乏，加上李先生不专业的翻译，我难以了解巴菲特投资浦项钢铁的真实原因(“妹夫”比较自得的是日本新日铁也入股他们的企业)。“妹夫”着力介绍了浦项钢铁厂的环保建设，尤其是他们建了一座无厂房的露天车间，轰动了业内，股价也因此暴涨。“妹夫”说宝钢与浦项钢铁的差距是五到七年，但应该会赶上来。他说某国钢厂派出经济间谍来浦项，被韩国安全部门查获。由于我没法验证其真实性，也就不指名道姓了。

浦项山清水秀，确实环保，特别是浦项的宿舍、社区与大学，像个美丽的大公园。“妹夫”一家四口住着三室两厅，100多平方米，约合200多万元人民币，不贵吧。我怀疑是浦项钢铁给他们补贴。李先生也说韩国的房价近几年来只涨不跌，政策也是越帮越忙，房价越打击越上升，像首尔江南区的房子至少要100万美元一套。在威权型国家，首都总是很大，机会大多在那儿，人才集中之地嘛，韩国4,600万人口，超过四分之一在首尔，大邱也有200多万人口。但别的地方普通住房并不“太贵”，如济州岛海边那座教会房子，200多平方米，也就300多万元。牧师对我说，这块地基可以盖四层楼，现在只盖了两层。我说不太贵，当然这是相对于中国而言，中国人均GDP只有2,000美元，而韩国是我们的10倍，房价的差距却没这么大。从鸭绿江到济州岛，整个朝鲜半岛处于森林茂密、岩石繁多的山峦包围之中，韩国与朝鲜的总面积相当于罗马尼亚或新西兰，约1,000公里长，最狭窄处215公里宽，只有20%的地区是平地。我在大邱尤其是首尔，最佩服的是当地人的停车技术，即使路边小巷都停满了车，人们照样可以见缝插针。我随李先生到他丈人家探亲，巷子两边停满了车，只容一条车道，我们的面包车与对面的车子狭路相逢，对面的出租车不得不避让，但技艺不精，车灯可能被撞坏了。

浦项位于庆尚北道海岸线的南端，是个港口城市。“妹夫”带我们去了一家渔村海鲜店，也就是渔民自己搭建的房子。老板的妻子曾是济州岛的海女，所谓海女，就是由女人们穿着潜水服下海打捞海货，是济州岛一景，很容易看见。我在济州岛已吃够了海鲜，想想在这儿也不过是尝尝鲜而已，没想到刺身吃完之后，老板端来了日本海(韩国人称之为“东海”)的鲜蟹，十分巨大，得用剪刀剪开蟹脚，里面的肉真是鲜美无比。我是江南大闸蟹的吃客，向来对海蟹不以为然，这回算是服了。除了蟹的“肺”以外，老板把其他部分与饭搅拌在一起，绿绿的，送了上来，我一尝，也是香喷喷的。吃完后，真想带几只回去。六个大人两个小孩只吃了1,500元，“便宜”无比。回来看了旅游书，发现此地的海蟹果然有重点介绍。

回程坐的是东航的飞机，我觉得近来东航管理不佳，极不情愿地上了飞机，果然，起飞后，震荡排山倒海。高空有气流，很正常，但没有像这样不停地上下来回摇摆的，吓得我们不敢上厕所。虽说是国内飞机，机上似乎都是漂亮的韩国空姐，播音也是韩语，英语都没有，连经常来往中韩之间的李先生也有点坐不住了。我拚命祈祷上帝保佑，只有三岁的小儿比较镇静，他可能觉得与在海上钓鱼相比，这颠簸不算厉害。结果，反倒是飞机下降的过程还算平稳，我们感到天下太平。

一个半小时总算过去了，坐在汽车上驶入上海浦东机场公路，大家惊魂未定，我忽然拍拍李先生的肩膀说：“我还在想昨天下午浦项吃的海蟹，你看在上海的韩国餐厅能不能空运点？让我们定期解解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