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一

《追求准确的时间判断让多数人栽了跟头》是典型的价值投资者在股市大跌时的“辩护词”，对许多长期投资者而言，也是极好的情感安慰。

不过，作为资产管理人的普泽纳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前几年的许多价值型股票和动量型股票都是相同的股票，所谓动量型股票，就是人们对待它们的操作态度是追涨杀跌，经常是在股价创新高时买入，在股价破位时卖出，如近几年风头最足的能源商品股。我想，价值型股票和动量型股票之所以重合，可能是我们当初觉得该类股票被低估而以价值投资的态度买入，没想到它们迎合了某种投资时尚或潮流，迅速演变成了动量型股票，例如万科，在2005年或2006年年中之前买入的投资者，应该都算价值型的，但其后股价越涨越快越高，变成了动量型股票。

我的态度是，如果买入的股票一直是价值型的且公司的价值没有变坏，那就尽量长期持有它。一旦它变成了动量型股票，适时获利了结。如果市场处于泡沫阶段，没有更好的投资标的，那就继续持有，但应该心存警惧，因为自己成了动量型投资者，不能追涨(我在万科股价的中后期快速提升时虽没有买入，却参与了市盈率高达90倍、31元/股的高价增发，当时我浑身不舒服，历史经验告诉我，这一定没有好下场，今后得引以为戒)。而当股价动量最终消失时，我也会杀跌。

在什么山唱什么歌，除非你为了坚持原则，就在适合自己唱歌的山上转悠。实事求是，不能自欺，把自己的头埋在沙子里。“理智”的人却经常有此举动，自欺之后自我安慰做了正确的事，这是人之常情，但如果对自己有所要求的话，应不断反省，能改善多少就改善多少。

我在上辑中曾说过要好好讨论《隐藏的逻辑》一书。其实，该书讨论的主题也经常出现在《投资者文摘》中，温故知新吧。

《隐藏的逻辑》的作者布侃南声称自己在探索“社会物理学”，并举了不少最新的研究事例，比如一个绝大多数人都有兴趣的话题——“为什么有钱人越来越有钱？”偏右的人会觉得有钱人很努力很有能力，偏左的人的答案可能是社会不公正，有人在掠夺大众。但布侃南介绍了两位物理学家利用电脑模拟人们财富互动的模型，发现仅仅凭运气，就会使得有些人比其他人有钱，于是这些人会有更多的财富进行投资，就有机会得到更多的钱。

也就是说，有一种完全自然的过程，会把大部分财富推到少数人的手里去，而且之中完全没有任何权力或阴谋的勾结。有钱人之所以有钱，并不是他们的聪明才智优于常人或比别人工作更努力。

布侃南还介绍了另两位学者相似的发现，他们重新检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王牌飞行员“红男爵”李希霍芬的辉煌记录(在连续80次空战中获得胜利)：

西姆金和罗伊巧德哈里研究了一次大战期间全德国飞行员的记录之后，发现总共有6,745次战胜的成绩，而总共只失败了1,000次，其中包括飞行员受伤或阵亡。这两位学者指出，胜败之间的不平衡，部分反映出德国战机飞行员经常挑武器较差或机动性不佳的战机作为对手，因此他们平均战胜的比例高达80％。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从统计上看，这么高的战胜比例，表明单凭运气，在将近3,000名德国飞行员之中就可能有一人能连续战胜80次。这项分析也指出，包括“红男爵在内的前30%名王牌飞行员，彼此之间可能并没有高下之分。两位学者的结论是‘战争明星的辉煌记录只是运气好而已’。”

顺便一提，文中谈到一些成功的德国战机飞行员经常挑武器较差或机动性不佳的战机作为对手，胜率高达80%。柿子拣软的捏，胜之不武啊。但要胜率高，这是最好的办法，做什么事，都别逞强啊。这又回到我们经常思考的老问题上——投资成功，运气还是能力？呵呵，暂无定论。

有些发现还是挺实用的：

20世纪80年代早期，匈牙利布达佩斯的大众运输主管在交通高峰时刻常会加派公车行驶同一条路线，但乘客经常抱怨公车要么是久候不至，要么经常是两三辆一起来。在一般民众看来，这显然是公车的驾驶故意脱班或者是行驶速度出了问题。所幸的是，公车的管理部门很快就发现问题的症结所在并迅速采取了对策。

事实是这样的：虽然你密集派出好几辆公车行驶在相同的路线上，且每班车发车的间隔时间都一样，它们却没有办法维持这样的时间间隔，后出发的车子平均载客量一定较少，因为前面那辆车子已经把一部分乘客载走了，因此，第二辆车在每一站停留的时间都比较短，不可避免地就会追上第一辆车，而第三辆车也会追上第二辆。由于这种模式，同一条路线上的几辆公车后来终会碰聚到一起。

了解了这个模式的成因，就能提供一项解决之道。原先公车司机得到的训令是后发的班车绝不能超过前面那班车，现在，当局对公车颁发了一道新的命令：如果看见前一班公车停站载客，后来的车子不必理会它是不是能让所有的乘客都搭上车，不必停车，超过去搭载下一站的乘客。这样一来，果然解除了多班公车同时到站的窘境，载客的效率也大幅提高(不过我相信有些乘客看见空的公车过站不停，一定会很不开心)。

在我的记忆中，上海的公交车调度或司机早就发现了这个秘密，只不过当年等车的我有些不解乃至愤懑。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观察一下。

总之，“社会物理学”的结论是：表象复杂的社会行为，背后的起因可能很单纯。

不要觉得这些社会物理学家的“模型”很复杂，其实大多数模型都很简单，20世纪70年代早期，绝大多数美国人似乎都相信，黑人住在市中心的贫民窟和白人住在富裕的郊区是种族偏见造成的。马里兰大学的经济学家谢林却不相信种族隔离现象与种族偏见有什么关系，于是他设计了一套特别的方法来证实自己的想法：

他利用西洋棋盘和两种不同的硬币，西洋棋盘的方格代表房子，硬币代表人，深色的硬币是黑人，浅色的是白人。首先，他在棋盘上放置一样多的深浅色硬币，然后将硬币随机混合，代表整个社会。接下来，他设立一些简单的规则来移动硬币，看看硬币的分布状态会否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哪些假设会影响人的移动。

在第一个实验中，谢林假设每个人都有强烈的种族歧视观念，只要周围有一个非我族类，就立刻搬家。他利用这个规则逐一检视每一枚硬币，看看是留在原地不动还是会搬到附近空着的方格。他果然发现，很快就出现了种族隔离的现象，同类的硬币渐渐聚集在一起。种族歧视会引发种族隔离——这是必然的。

但如果我们反过来问，种族隔离一定是种族歧视造成的吗？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谢林又设计出第二个实验，这次他退一步假设，每个人都不在意和什么种族的人为邻，只要自己不是极少数民族就行了。谢林考虑的是人性中的真实面：一个白人可以有黑人的朋友和同事，也不介意住在黑人居多的社区，但在心理上，他还是不喜欢变成整个社区里的“唯一”的白人。这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种族歧视心态，谢林假设所有的人都会维持不移动，除非他们察觉左邻右舍的同一族群少于某个比例，譬如说百分之三十。

你可能会预期，因为每个人都乐于族群大融合，所以会维持实验开始时的分布状态。但谢林得到的结果会出乎你的意料——硬币最终还是隔离成壁垒分明。

好几位读者早就对我说，《投资者文摘》是他们大学毕业多年以来一次系统的再学习。我一直没有提及此事，怕有王婆卖瓜之嫌。现在一想，文摘里没有一篇文章是我写的，且自己读来也是受益匪浅，没什么难为情的。其实，我编《投资者文摘》的目的也就是让大家了解世界上有见解有根据的观点与学说日新月异，与其天天上网读那些自以为高深莫测的唬弄人的“专家”评论，还不如静静地在家里读点好书好文。

我也很奇怪，内地何以未引进茱蒂·哈里斯的《教养的迷思》和《基因或教养》？我们在下面两辑还会介绍后者。也许是哈里斯对中国传统教育观的冲击太大了，她认为比起父母，同辈对子女成长的影响大多了，而坊间充斥着父母如何教育子女或父母是如何把子女送入哈佛大学或培养成钢琴天才之类的书籍。哈里斯的见解，一如对几十亿身家的富人说他的成功主要靠运气那样，不会受欢迎吧。

但我很容易接受哈里斯的见解，因为自己就是这么过来的。小时候，父亲长年在黑龙江驻军，母亲上有外婆外公，下有我们三个孩子，忙不过来啊，我天天在外游走瞎混，况且那时读书好坏也没关系。1978年，上海恢复重点初中，我正巧赶上。本来我也考不上的，但那一年遇上了一位德学兼备的同学，还是小学的大队长，我今天还记得他的名字，叫兰思，他家境优越，人也聪明，数学极好，便教我解方程式。现在的小学生解方程式是小菜一碟，可那时稍难一点的题目，没几个学生做得出来。我就靠这么点水平考入了上海位育中学。我一直认为，如果那一步没踏好，估计自己今天可能最多只是没下岗而已。因此，我一直感念这位小学同学，他中学毕业后考入了北大，1989年6月到美国念博士，我们便失去了联系。行文至此，我忽有感应，Google了他的名字，发现只有一位兰思，2003年时担任美国南加州北京大学校友会会长、美国北京联合会的秘书长，职业是花旗银行网络部项目经理，从照片看，应该是我的老同学。他还是那么热心公益，乐于助人，好人哪。

初中之后，原来的六个班只有三个班升入高中，还有一个班来自外校。校方自作聪明，将大多数初中成绩好的学生放在二班和三班，结果三年后，这两个班的同学成绩固然不错，但其他两个班的学生几乎没有什么出色的。这又是一个同学互相影响的实例，因为当初学校师出无名，不敢在优秀教师的配置上再有偏向，四个班级的老师是随机配置的，这对其他两个班(至少还是有些初中成绩和天性也不错)的同学太不公平了，如果四个班的学生随机分配，他们的成绩在毕业时会好得多。

所以，我认为不设什么重点中学或小学是很有道理的，学生之间的相互影响(竞争与互助)至关重要。

当然，我还是要感谢那时的平等社会，让我与兰思基本上处于同一起跑线。而今，贫富差距颇大，不在一条起跑线上，家境一般的孩子就要看自己的造化了。

《罗马公司》的书名一开始迷惑了我，以为是用罗马的人事解说现代公司哩，意思肯定不大，后来我还是耐心坐下来读，才发现作者是用公司的盛衰解读罗马历史，也就是把罗马当作一家公司介绍。读完之后，觉得作者的方法不见得有什么新颖，但叙述分析得挺不错，值得一读。

我在这儿摘一段有关罗马第一任皇帝奥古斯都清洗帝国人事的分析吧：

这的确算得上是令人敬畏的管理手段，除此之外，我还非常喜欢关于奥古斯都的另外一个故事，它能让我感觉到他是一个真正的智者、圣人，是他那个年代的天才人物。那是在他开始自己这项革新工程的起始阶段，当时他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军事将领，刚刚开始在政治领域中崭露头角，就像裹着巧克力的棒棒糖会吸引很多蚂蚁一样，他将很多人团结到自己周围，形成了一个团结一心的小团队，其中很多人都是他的亲密朋友和合作伙伴。然后他们在罗马当时的统治阶级中发动了一场波及面非常广的军事政变，当然，他并不是这件事里唯一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的人，当时他最好的朋友安东尼还在和他并肩作战。他们发动这次行动的目的是要清除一大批被排除在自己圈子之外的执行官们，其中甚至包括他们的长辈雷必达，他们决定将这些让他们感到厌烦的人彻底消灭掉。据历史资料显示，在这次政变中，罗马大约有1,000名大大小小的政治家遭杀戮、被投毒或者是被人从悬崖上扔下去摔死。但真正让我们敬畏的是，他们中的某些人被迫选择自杀。关于这种劝诱行动是如何完成的，人们无法得到准确的资料，难道是威胁抑或是甜言蜜语的哄骗？但不管怎样，很明显，对于那些游走于刀锋边缘的人力资源管理人员来说，这绝对是一个非常具有价值的研究课题。

我们都知道，在任何公司改革的过程中，大规模的彻底清洗都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我想任何曾经负责过这种活动的高级管理者都不会对我的观点提出什么异议。原来的老板死了或者已变成了过去，面对你这个新老板，那些有能力、有资源的人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里接受和习惯这种变化，你的周围都是些对你充满敌意的、给你带来危险的前管理团队的遗老们，为了迎合你，这些人往往阳奉阴违、言行不一。是的，你可以和他们一起开始新的工作，但他们只会在暗中搞些破坏性的小动作，阻碍你顺利地开展各项行动，让你的后防线不得安宁。还好，你还有另外一个选择，那就是彻底置他们于死地。对于那些不能采取这种果断行动的人，我们会授予他们一个专门的称呼，那就是失败者。

在我们每个人所从事的工作中，这种事情都不是一个能让人感到愉悦的组成部分，因此几乎没有什么人会全身心地投入这种大清洗中，很多人都不会这样做。但在这方面，我们的确应该向奥古斯都学习，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他的做法。在通常情况下，他总是非常冷静，善于克制自己。但在他集中精力进行整个国家的改革工作的时候，有一天，就是因为一个其实并不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他突然之间对自己的一位前助手感到怒不可遏，在感到简单地处死这位绅士还不足以消除自己的怒火、震慑他人的情况下，这位国家之父、后来更进一步被人们推崇为神的人，竟然发疯一样戳穿了这位前部门负责人的头盖骨，亲手将那血淋淋的眼球从还搏动着的眼窝中挖了出来。那可真正是让人惊心动魄的一幕惨剧。

在我的人生经历中，的确遇到过很少几个能够做到将自己雇员的眼球活生生挖出来的老板，恐怕只有他们才算得上是真正的首席执行官。如果你确实打算将一群个性非常坚强的人控制在自己的手中，而其中大多数人不但有很强的工作能力，同时还是邪恶的自私主义者的话，为了让他们从你那里受到足够强烈的震慑，以至于对你发出的任何吩咐都言听计从，不管这个命令如何荒谬，也不敢冒着让你不高兴的风险去违抗，或者为了博得你的赞扬而坚决执行，你恐怕很乐于做出这样的事情。

《第五块金砖》讲的是伊斯兰金融，这本书总体上一般，我们摘录的原因是因为它较“冷门”，尽管以可兰经为伦理基础的伊斯兰金融已成为国际市场的热点话题，香港机场管理局就计划在2008年第三季度发行该地区首批伊斯兰债券。目前信奉伊斯兰教的总人数超过10亿人，预计二十年内伊斯兰教徒将占全球人口的1/3，全球18岁以下的人口中，伊斯兰教徒将占2/3。

《辨伪与人生》出自《马未都说收藏》，我经常会在《投资者文摘》中选些辨伪的故事。这些辨伪技巧对一般非专业读者基本无用，但它们能让你长点市场见识，这不单指艺术品市场。大家都说博弈，怎么博？这得长心眼，自己的(失败)经验是一部分，还有就是通过书本识人心。艺术品的辨伪是个丰富的人生大教堂，我在十几年前曾写过一本谈辨伪人生历史的书稿，后来竟遗失了，书中收集了很多史料与故事，可惜。我今后会借机展开谈谈。

《证据：历史上最具争议的法医学案例》也有类似的意思。我们经常说讲证据，可证据并不是客观的绝对的，即便是法医学，看上去很科学，其实也充满了主观与自我判断，经常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所以，我们平日抓到点数据和观察事例，别太自信，离事实也许还很远哩。

多琢磨琢磨，练练脑子，会有收获的。

三十二

《投资与农耕》是资产管理人罗纳德·穆伦坎普的几篇作品的合集，作者的背景在文章的开头已有介绍。罗纳德·穆伦坎普有三个时间框架——气候(利率、通胀等宏观因素)、季节变更(市场周期，行业周期)和每日天气(每天的股价变动)。“他忽略每日天气的变化，而注重监控气候变化和季节变更，随着气候变化调整估值标准。”

很明显，投资气候是最重要的。穆伦坎普下面一段话，相信是大家现在都想琢磨的：

投资气候在很大程度上受通货膨胀和利率水平的影响，它的变化可能会相当迅速。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投资气候是由通胀水平远高于利率的状况所决定的，你不能通过借给别人钱来抵消通货膨胀的损失，那时候任何有储蓄账户或买债券的人必定是个输家。那时的投资气候有利于借钱购买“硬”资产如黄金、石油和房地产等，这些资产在美元贬值的时候可以起到保值的作用。到了70年代末，许多人认为这些硬资产的价格只会升不会降，所以放心大胆地继续借钱购买，不论利率如何，他们都贷款，结果导致利率不断攀升。

不过与此同时，通货膨胀正逐渐得到控制，在利率攀升的时候，通货膨胀率下降了。1981年之后，利率已远高于通货膨胀率，投资气候相对于70年代而言已经完全扭转了。其他诸如税法等因素的影响更强化了这一气候变化，所以借钱给别人已经变得有利可图，储蓄账户、债券和股票都能挣大钱，而拥有黄金、石油或按揭贷款购买的房地产可能会变得代价高昂，情形颇有点像试图在俄亥俄州种棉花或者在新墨西哥州种草。

难点在于我们处在预期转型阶段，通货膨胀的冲击越来越大，各国央行为了政治与集团利益，都不愿率先出手打压通货膨胀(因为真正的办法只有一个——迅速降温经济)，这是要付出代价的。谁先降温，除了多扛些全球通胀的成本之外，还有可能引起社会震荡。当然，你不解决高通胀，最后也是社会震荡。这就看谁的国家底子厚、经济弹性足了。

在这个过渡阶段，投资是最难的，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只能等待和煎熬。也就是说，等到以美国为首的央行真的动手了，全球进入加息周期，我们也许才能真正体察形势，慢慢寻找机会。

我曾在2008年3月的《Value》的编辑者言《七成而退》中谈到了类似的宏观形势以及对投资的影响，有一位自认为是价值投资的捍卫者问我：巴菲特不是说过投资不必理会(预测)宏观经济吗？

看来真是尽信书不如无书。巴菲特确实说过类似的话，可他的真正意思是什么？我想他说的是我们不必“瞎猜”宏观数据，这当然正确。世界上的各种研究单位和大行等每天每周每月每季每年都会发布宏观经济数据，大家听听而已，较不得真。我这么多年来多少还去过一些研究单位，也专访过不少经济学家，觉得最玄乎的就是宏观经济预测，这可是“艺术”啊。正如大投机家巴鲁克所言，他没钱的时候，人家称他为骗子，有些钱的时候，他是个投机者，有许多钱的时候，便是银行家了。我们也可以说，一个人在街头说天下事，就是卖艺的，有些名气的时候，是个算命的，到有了身价后，他就是宏观经济学家啦。

2008年5月中国的CPI是7.7%，先前不少大行经济学家几乎准确地“预测”到了。于是，媒体比较客气的说法是市场提前消化了预期，不客气地如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站索性说数据“提前泄密”。首度经济学家沦为“包打听”，有趣得很。

巴菲特真的不理会宏观经济吗？为此，我们找到了巴菲特发表于1977年的美国《财富》杂志上的文章，翻译成2008年8月的《Value》封面故事《通货膨胀是如何欺骗股票投资者的》。

我估计绝大多数巴菲特迷会看得目瞪口呆，不一定是精彩，而是看不大懂吧。巴菲特怎么会这样呢？是他写的吗？当然是。

巴菲特深知因材施教的道理。他接受媒体采访，听者是大众，表达最浅显。面对自己的股东，写信就比较深些，股东大会上则是即兴演讲，更带有“表演性”。巴菲特很清楚，除了极少数外，大部分股东都不是专业投资者，他们不需要明白投资推理的过程，只要结果就可以了。所以，巴菲特的表达方式是格言警句式的，经常没有前提与推理，但效果很好。顺便一提，巴菲特一般不会把自己的研究过程公之于众，而这恰恰是专业投资者最想了解的，巴菲特不傻呀。

巴菲特这篇发表在《财富》上的文章却是写给同行看的(因此是稀少的)，请看他的思维是多么的缜密，丝丝入扣、无懈可击，这才是巴菲特的才能。那些喜欢摘章引句的同好们注意了，你们能否在读了三遍后，搞明白巴菲特究竟在说什么？

我举一句最简单的话吧：

“而究其根源，和平时期的通胀是政治问题，并不是经济问题。”

巴菲特绕了个弯子在骂政客哩。战争时期，各国政府劳民伤财，产生恶性通货膨胀，也许是不得已而为之。而在和平时期，恶性通货膨胀完全是政客不作为所造成的。我们在上面已经谈到，美国是全世界通胀的最大引擎，美元狂贬，让全球货币泛滥，其他国家央行勉为其难，角色从醒酒人变成了醉鬼，都成了希望别国先倒下去的醉鬼。

所以，我建议如果投资者想把钱委托给那些著名的中国式价值投资者之前，先推荐这篇文章让他们读读。你们是委托人，是老板啊，聘请人家为你们理财，当然要面试呀。凭我对他们写的文章与说的话观察，他们真正能搞得清楚的概率很小。

我这儿先承认，我看了几遍，也没全搞清，好在自己从不想以中国巴菲特的成功信徒自居，更不敢为别人理财，也就不必考试啦。

模拟考题一：

股票投资人可以认为自己在1946年到1966年期间享受到了异常丰富的三重优惠，首先是得益于公司的净资产回报率远高于基准利率；其次是他们所获得的回报以在其他地方无法获得的高利率又投资了出去；第三，由于前两点得到了日益广泛的认同，公司的权益资本受到了日渐升级的好评。第三点带来的好处是，在获取12%的基本利息或者被称为公司的权益资本盈利的基础上，投资人还获得了额外的奖励，道琼斯工业指数的平均价格从1946年的净值的1.33倍增长到了1966年的22倍。这个价格递升的过程，让投资人获得的回报暂时超过了他所投资的企业的原生盈利能力。

请结合上述论断，分析2006年至2007年中国股市大牛市之原因。

满分？掌声鼓励。零分？我们赶紧把钱存银行去。

2007年，我拿到台湾出版人詹志宏的《人生一瞬》后，一气读完，真是相见恨晚，于是将精华录入《投资者文摘》(第一辑)。有读者看后，索性邮购了《人生一瞬》。后来，我又从台湾买回了詹志宏的《私房谋杀》，也不错。

《私房谋杀》其实是70本侦探小说的导读，一如我的《投资者文摘》开场白的结集。我在初中就迷上了《福尔摩斯探案集》，可惜还没读完，平面几何的期中考试只有70多分，只能放弃阅读，期末考试虽是100分，却生生地阉割了我对侦探小说的爱好。看完詹先生的导读，我打算退休后全面系统地搞定侦探小说的各家流派。

推理小说公认有三个“盛世”或所谓的“黄金时代”，一个是柯南·道尔(Conan Doyle)创作福尔摩斯所引发的推理短篇热潮，另一个则是从20世纪20年代起范达因(S. S. Van Dine)、艾勒里·昆恩(Ellery Queen)、桃乐丝·赛尔丝(Dorothy L. sayers)和阿嘉莎·克莉丝蒂(Agatha Christie)等人在大西洋两岸分别创造的推理长篇盛况，最后一个就是40年代以后达许·汉密特(Dashiell Hammett)和雷蒙·钱德勒(Raymond Chandler)通过冷硬派侦探所建造的“美国革命”。三个盛世之后，推理小说的历史仿佛就“终结”了，也许每年仍有得奖之作，畅销书也循环不休，但对这些多识多闻的推理小说迷来说，真有新的“经典”之作吗？

朱蒂·哈里斯也想用侦探小说的方式写作《基因或教养》，确实写得很成功。依我看，要比前一本畅销书《教养的迷思》好。

哈里斯很不容易，她不是大学教授，只是位家庭主妇，没有做实验的环境，而且行走也不便，但她却写出了受学界认可的著作。哈里斯的特长是善于提出问题并加以思辨论证，很是深刻。

最近，出了一本日本三浦展的《阶层是会遗传的》的中译本，作者还写了畅销书《下流社会》。作者只是利用一份针对小学二年级到六年级儿童的1,443位母亲的问卷调查，然后得出“父亲收入越高，孩子的成绩就越好”、“存款与孩子的成绩成正比”、“母亲的学历与婚前收入越高，孩子的成绩就越好”、“母亲的人生观，对孩子成绩的影响不大”等结论。你不能说三浦展的工作没意义，可也说不出来有什么价值。没有认真分析的调查结果，一般枯燥无聊且可疑。

你再对比一下《基因或教养》，高下立见。比如，美国人苏洛威在1996年写了一本《生而叛逆》，提出了兄弟姐妹的人格差异来自于老大、老二、老三的区别。“资源的竞争，尤其是争父母的关爱，造成兄弟阋墙”，“老大通常都有统御欲和攻击性，野心较大，忌妒心较强，也比较保守”等等。这似乎符合我们的常识，因为我们平时也是这么议论的。哈里斯却逐层分析，指出了苏洛威的谬见。原因之一是孩子在家庭中的经验对他们的行为只有短暂的、情境特殊的效应，会统御弟妹的老大与同侪在一起时，不见得比老幺更富有攻击性。在父母面前行为良好的孩子，在操场上可能是小霸王。

《非一般的外交家》的作者是“千古罪人”彭定康，这是他首部获准在中国内地出版的著作。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彭定康当时在香港的作为，非他个人的脾性，而是“大英帝国”的国策使然。

对此，温斯顿·丘吉尔有过精彩的描述：

400年以来，英国的外交政策始终是与欧洲大陆上最强大、最咄咄逼人、最不可一世的国家为敌……漫漫的400年里，代易时移，然而英国的目标始终如一。与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或任何一国人民记载的非凡历史事件相比，英国过去400年的历史都毫不逊色。不仅如此，无论何时，英国总是择难而上，与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斗，在威廉三世和马尔伯勒公爵的领导下与路易十四斗，与拿破仑斗，与德国的威廉皇帝斗。选择加入强者，坐享其成本来会更容易，更具诱惑力，但我们总是选择了一条更崎岖的道路，站在弱者一边，与它们一道打败了欧洲大陆上的军事暴君，不管他是谁，来自哪个国家，从而维护了欧洲的自由，确保了欧洲社会继续朝着多样化蓬勃地发展……我们奉行的是公共政策法则，而不是因某个偶然事件或一时感情用事而采取的权宜之计。

《宫前町九十番地》是台湾家世显赫的“小开”张超英的回忆录，有些细节颇值得玩味。例如，80年前的台湾首富是个胖子，叫林熊徵，他临死前一天中午，13岁的张超英还跟他一起吃面。林首富看起来红光满面，一点不舒服的样子也没有：“林熊徵死前一天，吃的是再便宜不过的切仔面，又被莫名其妙的人来争产，深深地影响了我对钱的看法。我开始隐约感觉拥有很多钱财的虚无，觉得知道怎么赚钱并不重要，知道怎么花钱才是人生更重要的事；知道怎么花钱，才能过有意义的人生。”

有一种说法，“男孩小时得穷养”，也就是小时候吃得起苦，大了会拼搏有出息。有一定道理。可穷养也有负面因素，那就是一直比较紧张，难以享受生活的点滴。所以，别太强调这些，有时也得调剂些富家子弟的悠闲与达观，比如对财富的看法。

对于《小巨人》，朋友胡海有段读书笔记：

我很难不喜欢这本书，因为书中所描述的这些公司正是我的理想。当我们把成功定义为如何做大做强，当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于谁能发展最快、成为最大时，有一些企业却有意识地放慢自己的发展脚步，有意识地让自己保持小规模。不是因为他们不想赚钱，而是因为除了赚钱之外，这些企业的所有人还有着其他的追求——价值观、生活方式。如果发展过快、过大的话，会使他们无法保持这些价值观，会让他们失去控制(引入外部投资者)。

当当网上的几篇评论，不管是好评还是差评，显然没认识到该书的真正主题——这本书不是讲如何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如何赚更多的钱，而是讲如何建立一家又能赚钱又能不放弃自己价值观的企业。

这种观念对我来说很有吸引力，因为从我的个性讲，对于金钱并没有很强的追求欲望，不是不想赚钱，只是如果让我为了赚钱而做自己并不喜欢的事情的话，会觉得不值。虽然也曾想过以自己的价值观来做自己喜欢的事业，但总觉得这种做法在商业上来讲是很难赚钱的。而这本书让我看到了，至少在美国市场上，这是有可能的——自己的价值观和赚钱是可以同时存在的。

作者曾是美国专门报道高成长创业企业的INC杂志的资深记者，面对包括苹果公司在内的众多创业企业的发展过程，使他对企业发展有着独到的认识。该书可以说是对14家成功地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同时又能取得商业成功的企业的案例分析，这些企业涉及酿酒、档案贮藏、运动食品、警报设备、餐饮等多个行业。

这些企业的特点包括：(1)其创始人并不是认为做大做强就是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他们可以选择做怎么样的企业(Clif Bar的创始人在要签约把自己年销售额3,900万美元的公司以1.2亿美元出售时，让律师回去，不卖)；(2)承受了巨大的来自外部的要他们做大做强的压力(很多都是善意的建议)；(3)和他们所处的当地有密切的关系；(4)他们和客户、供应商建立了密切的关系；(5)拥有关系紧密的员工队伍；(6)形式多样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方式；(7)充满激情。

要维持高成长，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公司内的现金流往往很难满足这种资金需求，需要引入外部资本。而一旦引入外部资金，就很难再保持原来的“个性”和“灵魂”。而且一旦引入外部资本，你就有着法律和道义上的意图去为外部股东实现其资金回报的极大化，而不能让他们为你自己的价值观埋单。

但在一些行业中，企业规模、发展速度可能是企业生存的必要条件，在这种行业中，做大做强就是唯一的选择。如果没有利润、不能自我生存的话，任何“价值观”都是空谈。如果要想建立“价值观”+“利润”的企业的话，就不能在这样的行业里。

即使是成长，也不一定是本身行业里的成长，本书中的一些案例就是通过建立新的公司来成长。典型的MBA商业理论是要专业化，但在现实世界中，有很多多元化成长成功的例子(中国、亚洲的企业，维珍集团、伯克夏以及本书中的例子)，关键是不能为多元化而多元化，而必须：(1)看到确实的市场机会(对当地市场了解，能发现新的机会)；(2)有需要的人才(进行多元化发展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为了让有能力的人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从而能留住和吸引人才)。(确实有很多多元化失败的案例，但从比例上讲，是不是就一定比没搞多元化的企业失败的比例高呢？）

P43：要想成为成熟的企业家，你必须：(1)经受痛苦的折磨，曾经因为担心一无所有而整夜睡不着觉；(2)认识到建立庞大的企业帝国的人和你不同，他们所能承受的是你所不能承受的，他们所能失去的是你所不能失去的；(3)发现一切都还可以，没什么大不了的。

Clif Bar(P74)：它的营销策略是与客户直接接触的草根策略。其竞争对手的营销费用是它的10倍，而它把75%的营销费用和其员工的主要时间和精力用在每年在全国赞助、组织1,000-2,000场地区性的活动，赞助1,000多名业余及职业运动员。目标：与客户建立感情上的联系。

Michael Treacy & Fred Wiersema(The Discipline of Market Leaders)：三种成功的策略：(1)最低的价格：效率，流程驱动；(2)最好的产品：创新，发现客户还没发现自己需要的产品、服务，技术驱动；(3)最佳方案：与客户密切的联系，客户关系驱动。这三种策略要求不同的文化、组织结构，同时想采用两种以上策略时会遇到麻烦。所有的小巨人都是客户关系驱动(策略1要求标准化、程序化，降低成本，很难和员工保持密切的联系。策略2要求高的资本投入，以进行创新、研发）。

P83：不应该花太多的时间、资金为新客户开发新产品。向现有客户推出新产品也不是很成功(策略2的失败)，而是使自己的产品能够有多样化的组合，可以满足客户的不同要求(策略3的成功)。

建立企业与客户、供应商、员工的共同“社区”：(1)表里一致；(2)专业度，能做到所承诺做到的；(3)人情味。

营销：不是销售，而是提供值得购买的产品、服务，由客户决定是不是值得购买。

“我们依赖你，我们相信你。如果你搞砸了，告诉我们，不要担心。”

P106：“我在一些社会意识很强的公司里，见到比其他任何地方更愤怒、更爱抱怨的人，因为这些公司太关注于如何拯救世界，而忘了如何拯救自己。”

任何公司都会有问题，关键是要有让这些问题反映出来得以讨论/解决的机制。

建立企业文化：(1)说明、体现、注入更高层次的“价值观”；(2)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让员工体会到公司关心他们(规律性的奖励、奖金很快就会失去效果)；(3)员工之间的分享合作。

不能事事都管到细，而是有明确的要求、标准。善待员工不等于放松，对不达标员工的放松，是对达标员工的不公平，会很快让这些员工失去动力和士气。要帮助、支持员工，但不是代替他们解决问题，而是让他们承担自己的责任。

老板必须掌握“核心力”，如果你不能随时代替威胁要跳槽的大厨，如果你不能向声称“不可能做到”的工程师展示可以如何做到，你就永远是受胁持的对象。

实施ERP：“最后我们辞退了所有的顾问，自己来做。”

P203：“对像我这样的人来说，生意就像是某种谜题。我们相信每一个问题都有一个答案，而且我们认为如果我们能想象出哪些是需要做的话，就能解开谜底。这通常意味着想出不同的方式来看问题。”

《小巨人》主要是打破了我们一些习以为常的企业概念，比如企业非得扩张规模，不打倒或与对手并驾齐驱，死不罢休。《小巨人》的前一部分写得不错，后面的也就泛泛了。

三十三

《他依然是民哥》选自蔡东豪的《金钱之王》(Ⅱ)，“民哥”就是我在《华人杰出投资者》中采访过的香港对冲基金经理钟民颖。投资人士接触多了，发现最喜欢的还是心态平和不浮躁轻薄的那类人，但不多，钟民颖是一个。今年7月底我看了这篇《他依然是民哥》后，马上给他发了个“妹儿”，问他近况如何，钟的回答甚妙：“近月市场甚波动，价值选股暂时失效，少做少错，倒也乐得‘清闲’。正好是夏日炎炎，不如多看‘闲书’,消暑静神。”

此时正值市场大赌奥运行情酣畅之际，一些《Value》的读者和朋友也开始将“身家”投入了，准备搏上证指数3,000点附近的一波反弹。我随手把这则短信发表在网上的“投资者文摘俱乐部”，企图有所警示。有人心领神会，有人莫名其妙，以为我是无的放矢哩。两个星期后，上证指数击破2,300点。

文章中说到钟民颖从怡富基金的大牌经理退下，自创对冲基金，不免落寞。这让我想起去年钟民颖来上海参加投资研讨会，我们在浦东的香格里拉酒店用餐，在门口“民哥”遇见某同行，习惯性地向他打个招呼，对方表情漠然。如果“民哥”还在怡富的位置上，那人不会这样吧。“民哥”不以为忤，照样与我们谈笑风生。我特能体会类似的状况，因为自己2002年出来创业，也曾遇到许多次“冷遇”。人走茶凉，亦是常态，但也感到那些仍在帮助我的老朋友是多么的难得。

蔡东豪的访谈甚为精彩，读者自己看吧。这儿只提一个小细节，那就是“民哥”的对冲基金名为“Hindsight”，原义为“往后看”或“后视镜”，我在《华人杰出投资者》中也琢磨过如何翻译，文字功底甚好的蔡东豪把它翻成了“事后孔明”。不管是“事后孔明”还是“后视镜”，在喜欢展望未来的资本市场一般都不得宠。但是这次几十年一遇的全球股灾告诉我们，能及时逃过的投资者，除了运气，还有就是经验，历史的经验。

这几年，石油大涨，有关方面的著作出了不少，其中不乏宏观或微观都不错的力作。《无所不在的石油经济：从加油站到油田，沿着输油管看世界》却别有风味，记者玛格内莉采访了有关石油的各个环节的具体运作——加油站、油罐车、炼油厂、钻井平台、战略储备石油、纽约商业交易所石油交易、委内瑞拉、乍得、伊朗、阿尔及利亚和中国。不少细节耐人寻味，如全美约有9%的抢劫案发生在加油站和便利商店，2004年，每家加油站因抢劫平均损失了1,749美元。美国加油站内的便利店的商品比石油的利润率更高，每加仑汽油最多只能赚10%的利润，而太阳眼镜的利润是100%，冰品是60%，糖果是43%，香烟是19%。

《固定收益投资：下注债券》选自《超越华尔街：8位顶级投资大师的成功秘诀》，这本书一般，我们主要关注的是债券市场大师格罗斯的访谈。我们《Value》这几年一直坚持将格罗斯的专栏文章放在杂志上，觉得他颇有见地。《4个不败投资法则》选自2008年5月台湾《商业周刊》对格罗斯的采访，值得我们借鉴。

如格罗斯认为要设定长期观点，否则“你不是被贪婪或恐惧淹没，就是在情绪转换间摆荡得精疲力竭。即便是职业经理人，如果没有长期看法，也会变脑死”。但“资产布局最好架构在三到五年的长期观点上，因为只要超过五年以上，你就开始如同约翰·奈思比等未来学家的猜测了”。

这话实事求是。我们的所谓价值投资者一看就是十年乃至半个世纪，浪漫到不真实。当年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可算控制计划很强，也就五年规划，凭什么在市场经济如此不确定的商业周期下，动辄十年二十年。我想主要是财富管理人希望我们的客户把钱留在他们那儿久点吧。

格罗斯反对短期搏傻，却又说：“在长期观点(三到五年)的大架构下，你也要留意资金流向，感受市场的潮流和想法，随着产业循环起伏(6到12个月)，微幅调整资产配置。”

这才叫大师，说得滴水不漏。我看国内的大部分专业投资人发表看法，要么悲观得要死，要么乐观得疯狂，要么就是含含混混，不知所云。这种直线式的单面的思维方式也会套在对海外投资家的看法上，比如一写罗杰斯，就是极度看好中国。是的，罗杰斯在20世纪90年代就看好中国，现在仍看好，但他注意到中国的市场发展也是波动的曲折的，即便他写给女儿的信中也坦承：

“中国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坚称软着陆是有可能的，而中国政府正在想办法控制货币供给与银行贷款，但是我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用。过去因为利率低，中国在房地产和一些制造产业方面已经投资过度，这些领域未来可能会暴跌，不过其他领域可能不会受到波及。”

格罗斯的投资视野的核心元素之一就是人口趋势，这在他20世纪90年代后期写的《道听途说投资术》(Everything You’ve Heard About Investing is Wrong)中表现得很充分。简而言之，一个国家的股市或债市或房市，长期价格都是由人口趋势所决定。一般来说，25岁到30岁的年轻人消费力最强，而且都是信用消费，如果此类人口达到高潮，就很容易拉升房价，甚至造成通货膨胀。在中国，2008年的前十年也是“婴儿潮时代”的高峰吧，经济也因此不错。下面至少五、六年，30岁左右的年轻人应该进入低谷，会不会因此影响经济？拭目以待。

格罗斯的第三条投资法则涉及每个人的投资心理，很微妙。事实上，它涉及投资(机)的选时。这个问题，许多价值投资人不以为然，以不可知推托，格罗斯却不回避。即便运气太好，我们确实也不可能都能准时逃顶抄底，但可以根据自己的心理倾向注意调适。以闹钟为例，如早上6点是起床的最佳时间，闹钟最好在6点叫醒你。可你一般做不到这点，往往7点或4点就被“闹醒”了，在投资中，就是抛得太晚或买得太早。你知道这点后，就得注意训练，让自己醒来的时间接近6点钟。

格罗斯自称自己的投资闹钟总是在4点半响起。那巴菲特呢？格罗斯也有看法，请读者自己验证吧。

下大注但不要孤注一掷，是格罗斯的第四条法则，这更是投资的高境界了，要靠我们在实践中出真知。不过，如果你已不年轻了，得慎重。

肯·费雪的《股票投资就问三个问题》，我们早在前面的《投资者文摘》就选译过几章，为什么还要选书中的第七章《震撼的真相》？

因为小费雪在这本书中否认了不少所谓的股市传统观念，包括他过去所提出的“市销率”也认为过时了，在这一章里提出“供给和需求”或供求关系才是决定股票价格的唯一因素。

极有可能是2000年的网络泡沫股的崩溃让小费雪有所顿悟吧。在最新出版的刚逝去的老资格价值投资者坦普顿的传记中，也指出传主看出了2000年网络股IPO的巨大泡沫，在禁售期失效前约11天沽空科网股，因为一旦内幕人士获准将股票卖给大众，沉重沽压就会蜂拥杀出。所谓IPO禁售期就是通常在六个月内，内幕人士须缩手不动，不可卖出持股。在解禁股失效前夕，放手一搏，沽空高估的股票，背后的理据主要还是供求关系。

我不赞同小费雪把“供求关系”抬高到决定股价的唯一因素的地步，但认为在股票供求关系极度失衡的情况下，它确实对股市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在邓小平南巡前，上海股市没什么新股上市，股价被炒得奇高，但其后股票供应量急剧放大。当时的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尉文渊是一个对投资者很有责任感的人(不像现在的舆论导向尽向股民灌迷魂汤)，他要我们写文章向市场表达供应量放大后，股价极有可能暴跌。我当时写了篇《当游泳池与大海联通时》发表在《上海证券报》上，把当时的市场容量比作游泳池，把明天的市场比作大海，认为我们的市场发展壮大是好事，但必须认识到在此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严重状况，应该有风险意识，尽快调整心态和投资思维，准备“过冬”。从今天的眼光看，1992年一直到1995年，深沪股市都进入了熊市。

而今天的所谓“大小非”和限售股对这几年的市场影响同样不可小觑，然而，我们的舆论与管理层却不愿面对现实，辩证地看待其中的痛苦过程，一味地高喊乐观主义，有何用处？且不说2006年之前的“大小非”，就是2006年和2007年这两年，发行了多少大盘股？它后面又蕴含了多少分批解冻的限售股？不对它们作具体而微的研究，掩耳盗铃，是不行的。

知名金融历史学家彼得·伯恩斯坦的新著《Capital Ideas Evolving》(投资观念进化论)，大陆和台湾都有中译本，读来都比较晦涩，主要是原文的关系。伯恩斯坦的文笔向来平实流畅，何以这本书如此深奥？除了与内容有关外，恐怕作者面对这十年来“投资科学”的剧烈变化(挫折似乎不亚于成功)，也不那么自信满满了吧。我选了台湾译本的部分章节，这辑的罗闻全是华人，他是文艺复兴对冲基金的科学长(Chief Scientific Officer)。以西蒙为首的“文艺复兴”向来比较神秘，通过罗闻全来了解一点蛛丝马迹吧。

《海，另一个未知的宇宙》的作者在2004年先写了《群》，里面涉及了“海啸”，没想到出版9个月后，南亚海啸发生，让作者薛庆名声大噪。我还没看过《群》，先读这本新作，据说是取材于《群》的“边角料”，但照样科普得精彩。

我最先被吸引的是有关鲨鱼那个章节。我原以为对鲨鱼还是比较了解的，可读了《海》，发现自已还是很无知。比如我一直以为人是名列鲨鱼菜单上的主菜，其实它对人并不是十分感兴趣，落到鲨鱼嘴中的风险和连续两次中彩票头奖的几率差不多。即使落到它的嘴里，你也不一定会死或少几斤肉，每年全球有将近100起鲨鱼攻击事件，其中只有不到10起是有人死亡的。鲨鱼与印度虎类似，一般不会伤人，除非它曾经吃过人，然后养成了习惯。在南太平洋中，所罗门的贝罗纳岛居民并不害怕鲨鱼，因为它们并不袭击人类；瓜达卡纳尔岛却不同，这个岛距离贝罗纳岛只有几海里远，游泳者却经常遭到致命攻击。回顾历史可以发现，瓜达卡纳尔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发生过一次海战，许多流血伤亡的士兵掉进海里，从此之后，那里的鲨鱼就调整了自己的饮食习惯。

《投资者文摘》(7)曾选过一篇《中国发现世界，15世纪》，属于“反事实的历史”，并表示再选一些。从这辑开始，我们就着手吧。《西方哲学全面改写》说的是假如苏格拉底死于一场失败的战役中……

三十四

《王健漳：价值投资是我们的音乐》中至少有一个观点很值得我们内地人借鉴，那就是“香港人被地产宠坏”。1997年之前10年，投资香港地产的复合回报率是每年18%。香港人投资物业必定有借贷，以借一半为例，这10年投资香港地产的每年回报几乎达四成。从2001年算起，至今的上海房地产也应不输香港，如果房地产一旦停止升值，包括上海在内的中国内地房东会如何反应？会不会也像香港人，他们“以为投资赚大钱是天公地道，世界就是这样的，他们把投资的回报和风险的含义完全扭曲。遇到任何投资项目，立即把它跟地产比较，如若回报不足两成，就不会多望一眼。其实，能够每年平均赚取逾10%回报的投资，不管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是难能可贵的，唯独在香港却是说不出的羞耻。1997年前的地产市场扭曲了香港人的投资思维。”

《从艺术拍卖看人性的六堂课》，选自台北《商业周刊》，有意思。我曾多次亲历过艺术品拍卖现场，但看了几位内行的描述，仍觉得自己太浅薄了。经常有人问是否应该参与艺术品投资，我则不置可否。因为艺术品市场其实是个专业性很强很小的圈子，如是内行就不怕假货，关键是用什么价格买，我就不行。在股市中，大家知道，有些股票的财报或业绩并不实在，可照样去买，只要不砸在自己手中就可以了。但这都是艺高人胆大做的事，还真需要功夫和运气。

我在这方面的运气不行。就以2008年上半年打新股为例，先见到一只卖豆浆机的新股，看看招股说明书，不踏实，还是别买它，没想到人家上市后首日的收益率还相当不错。不久，又来了一只立立电子新股，认购新股时，有人揭发它的资产有从另一家上市公司浙大海纳转移而来的嫌疑。我心想中国证监会刚审核通过，如果要再查，先得等上几个月吧，那时我早就把它给抛了。没想到就几天，证监会不让它上市了，我也就被“关”在了里面。按安全原则，我是绝不会碰立立电子的，但想也就这么几天就上市了，不至于吧，可偏偏被我碰到了。

有一些艺术市场的投资心理还是颇值得我们借鉴的，比如股票交易也是一种拍卖，只是相对于艺术拍卖“无形”而已，也需要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要被对手牵着走。当然，艺术品拍卖要比股票交易难得多，艺术品拍卖一般只有春秋两季的某几天，而且有些极品被人购入囊中，可能几十年不再露面。而股票就不会，今天不买，明天买不到，后天还是能买到，无非可能价格贵点。说白了，股票的稀缺性没法与艺术品比。

这里，我又得说两句了，股票、房地产和艺术品虽然并列为三大投资，但它们的稀缺性不可同日而语。可是有些房地产商人硬是把艺术品的珍藏概念挪用至自己的领域，有了所谓某某社区值得珍藏的广告语。最后，又被我们中国人引进股票投资，变成了收藏股票。这不是别有用心，就是无知。如果艺术品沦为股票，那就是工艺品，不论它是多么的精致。有些人根本就不懂什么艺术品收藏，却还提股票收藏，尽扯淡。艺术品要有价值，但它的稀缺性对价格至关重要。股票做不到这一点，再垄断的公司，一般也有相似的公司可以替代，尤其是在全球范围内，可以进行套利。以瓷器为例，宋代汝窑在全世界上就百来只，你不能用宋代的官窑代替，更不能将其与明清的官窑青花相提并论。而同样是明清官窑青花，不同的形制也因其稀缺性有截然不同的价格。房地产做不到，股票更做不到。

打个比方，同样地段的高品质房子，每平方米相差5万，算是极致了吧。但若是艺术品，有可能每平方米相差个50万甚至更多，这才叫稀缺。否则怎么叫“无价之宝”呢。

再举个例子，如果在2006年至2007年的大牛市中，市场上只有原来的招行、深发展和浦发，工行、建行、中行、兴业和交行等银行不上市，我认为前者的股价至少可能是现实最高价的1倍。但这么多银行上市，就有了比价效应，招行与浦发的稀缺性大打折扣。

多比较多琢磨多阅读，对你不被人忽悠，对你不自己忽悠自己，有着极大的益处。

一直有人向我询问有关艺术品市场的事儿，我其实介于外行与内行之间，真正的内行是徐建融先生等。徐建融，我曾向他求教过，也在《Value》上介绍过他的著作。徐先生在艺术市场上当然很有名，但他的思想之深刻和创新还远不止于此，只不过徐先生对“普及”兴趣不是很大，业外人少有了解。

如2008年6月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书画投资实战指南：书画的创作、鉴定和市场》中对徐先生的访谈就很有读头，尽管书名太俗，书籍装帧也其貌不扬。由于该书体例较为复杂，不适合《投资者文摘》，真有兴趣的朋友自己读吧。

现代人已知长生不老不可能，但还是想延缓老化，所以《揭开老化之谜》可以翻翻。

有些延缓老化的方法人们不愿意尝试。生殖的代价是生命的缩短，被阉割者才较长寿。20世纪60年代有医生对比了同一家疗养院300名被阉割和700名未被阉割的智障病人，发现前者平均比后者多活14年。同理，阉过的母猫和母狗也比没阉过的多活4到5年。

环境危机少，老化也慢。海龟之所以长命，是因为住在海洋底下，海底的气温变化很小，可以说根本就没有变化，背上再背个厚壳，可以使它完全不受环境和危险的侵犯。

女性的死亡率一直都低于男性，有人说是女人善于减压，比如喜欢流泪。作者却认为是女性生殖方面比男性老化得快，一半以上的70岁男人可以使年轻女人受孕，而70岁的女人还会怀孕则是奇迹。

日本的管理学家大前研一是个好玩的人，《会玩，才会成功》可以当作休闲散文与生活常识，尤其对承受类似日本人压力的工作狂较适用。我曾有一朋友，人们对他的形容是“下班后，除了家，哪儿都想去”。日本上班族下午5点以后，公司的同事一起去喝酒，这是他们特有的习惯。大前研一认为这是人生的浪费，归纳出其四个缺点：

1、下班之后还与公司的人在一起，话题只会限于工作范围，而容易累积工作压力。这样的聚会，就好像加班一样。

2、即使诉说工作的不满与烦恼，由于参与的人通常都是相同层级的人，往往也无法解决问题。结果，除了互相抱怨之外，无法提出任何解决问题的意见及方法。

3、失去与家人相处的时间。如果在周末假日讨论学校、住家附近的事情或者是家人的烦恼等，未免浪费时间。与此同时，这也破坏了家人之间分享当天生活的机会。

4、原本应该休息的时间却用来喝酒、聊天，不仅加深疲惫，也会造成睡眠不足，影响第二天的工作。

大前研一提倡“活力午餐”，我也赞同。三年前，我有了孩子后，坚决执行晚上不应酬的原则，即便是好友从外地来沪，我也安排在中午聚会。有时，难免会让朋友失望，有时，也会失去做生意的机会(这对我创业的小公司诱惑很大)，但我还是坚持了下来。一如我当年戒烟，平时每天抽4包，后来决定不抽就不抽。

大前研一提到高效阅读的秘诀，我也是这么干的。“阅读一本商业书籍所花费的标准时间是一小时”，太对了。这当然需要形成大量的阅读经验，才能做到这一点。一开始这样做，习惯从头到尾阅读的我心里还有些不自在，后来发现这是正确的。不好意思的是，我读大前研一这本书也最多花了一个钟头。

当然，我指的是商业书籍或历史小说，如果是一些值得精读的书，那还得一页一页地读，如大前研一提到的柏拉图写的《苏格拉底的申辩》，你若一个小时读完，还不如不读。

本辑《投资者文摘》比较偏重人文历史，让大家尝试静下心来阅读的感受，文章就不一一介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