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平价股猎人的诞生

(1931年)大学二年级才开学，家父语带歉意地告诉我，他连一块钱也筹不出来供我读书。起初这有如晴天霹雳，现在回想起来，却是再好不过的事。

——约翰·坦普顿

我们是怎样的人，有很大部分是儿时塑造的。拿我叔公约翰·坦普顿爵士(Sir John Templeton；以下简称“叔公”)来说，他对人生、投资和公益慈善持有的原则，显然有很大一部分可以追根溯源于他的童年。叔公在田纳西州的小镇温彻斯特(Winchester)长大成人，父母哈威(Havey)和维拉(Vella)灌输他一套价值观，不管什么时候，处于什么状况，那些价值观持续引导着他。他最早学会的美德主要是节俭、勤劳、好学和恬静自信。如果要我用一句话概括形容他的性格，那便是“乐天知命”。我们会陆续谈到，这些美德是他的父母以独特的自由放任作风教导下，以及他年近二十和成年之初正逢经济大萧条的深刻体验所养成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将探讨这些美德和集体回忆，如何塑造一个人，使他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投资者之一。

人们将叔公的投资风格分门别类时，常说他是价值型投资者(value investor)。提到价值型投资者，我们就会想起本杰明·格雷厄姆(Benjamin Graham)这位创导型投资者。格雷厄姆著有《证券分析》(Security Analysis)一书，是另一位世界知名投资者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的恩师，他塑造了巴菲特的投资风格。简单地说，叔公本身的投资方法的确采用了格雷厄姆早期的风格，这一点没有疑问。但他最后将那些知名且常被视为经得起千锤百炼的风格加以发扬光大。暂且不谈格雷厄姆的投资金律，我们先来简化价值型投资者的定义。我们认为，价值型投资者购买特定的资产或物品时，总希望支付的价格会低于他相信的真正价值。这个定义的核心是简单却极其重要的假设：一项资产或物品的价格可能和它的真实价值(true value or worth)不同。

由于奉行格雷厄姆金律的价值型投资者为数众多，可能有人认为叔公读过《证券分析》一书，并且应用它的方法，然后创出后来那人所共知的传奇。事实却不全然如此。年轻的叔公20世纪30年代踏进投资顾问业，拜读《证券分析》时，早已经是价值型投资者。

叔公小时候，父亲(也就是我的曾祖父)老哈威在温彻斯特当律师。哈威的办公室正好位于镇广场旁边，从窗户看出去，就是郡法院。20世纪20年代中、末期，一直到经济大萧条期间，哈威经常在律师的本业之外想方设法积累财富，他经营一座轧棉厂、卖保险、出租住宅、投入农场之类的土地买卖。有趣的是，买卖农场的生意给那时还年幼的叔公上了价值投资的第一课。20年代，经营农场的收入相当有限——叔公说，平均一年约200美元——所以那些业务经常以失败收场，接着不幸的是，农场业主被迫清售抵押品。一般说来，农场丧失赎回权之后，会在温彻斯特镇的广场拍卖，卖给出价最高的人。

那些农场在广场拍卖时，老哈威从二楼办公室的窗户居高临下，占有绝佳的位置，拍卖什么和拍卖进度看得一清二楚。拍卖品没人出价时，老哈威会走出办公室，下楼到广场，出价买入。遇到这种情况，老哈威通常都能以非常低廉的价格买下农场。到了20年代中期，他名下已经拥有6块土地。叔公幼时目睹这一手法，可能在心里埋下了第一颗种子，日后茁壮成长为他那鼎鼎有名的投资方法。他把那种投资方法称作在“极度悲观”的时刻买入，或者称之为“极度悲观原则”。你可能猜到了，以那么低的价格，也就是用远低于实际价值的价钱买入不动产，经过数十年，叔公的哥哥小哈威(我的祖父)把不动产卖给商业和住宅建筑开发商，创造出更多的财富。

日后回顾，这些农场竟然吸引不到其他买家上门，可能叫人百思不得其解。不过，在我们一一叙述叔公数十年来的基金经理生涯中表现优异的投资时会发现，环球股票市场上，那些情况可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演。叔公这位投资者使用的哲学，和他父亲趁没人出价，在法院的台阶上以低于应有价值的价格买入农场的方式没有太大的区别。大部分人都知道，在拍卖会场，如果只有你出价，就能用比较便宜的价格买到想要的东西，甚至低廉到像是偷的。把这个关系往前推进一步，我们知道股票市场也经常存在一个很大的矛盾——股票价格下跌，或者“跳楼大贱卖”时，闻风而来的买家比较少。相反，当股票卖得比较贵，反而因为人气旺而吸引更多的买家上门。叔公小小的年纪就看到，一块有价值的农地，只因为没有其他的买家接手，而不是因为一点价值也没有，便能用非常低廉的价格买到。这件事，一直深深烙印在他的脑海中。

观察另一个人，然后仿效他取得成功的行动，有时可以给你上宝贵的一课。不过，更聪明的人则是观察痛苦的事件，并把它们当作不必亲自重蹈覆辙的经验。简单地说，聪明人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更聪明的人则从别人的错误中学习。叔公的下一个课程也是从他父亲而来，不过这一次是因为好运气逆转。

前面说过，叔公的父亲四处钻营，做了很多生意。老哈威拥有和经营轧棉厂及保税棉花仓库。田纳西州弗兰克林郡这一行只有三家业者，当时生产力相当高。我的曾祖父有个特质，我们还没谈过，那就是家族内认识他的人都说他是那种“大捞一笔”型的人，无时不在寻找下一个发财机会。他曾经大手笔投资纽约和新奥尔良棉花交易所的棉花期货。叔公和家祖父常常提起一件往事，说有一天，他们的父亲踏进家门说：“孩子，我们发了，我们刚刚在棉花期货市场赚到你们怎么想也想不到那么多的钱，你们这辈子再也不用工作，连你们的孩子、孙子也不用……”孩子们又叫又跳，但才过几天，老哈威走进家门，瞅着儿子们说：“孩子们，我们赔掉了一切；一切都垮了。”

亲眼见到从有钱的云端跌到绝望的深渊，这种令人喘不过气来的情绪变动，显然给叔公上了风险管理的第一课，也因此了解了金融市场创造的纸上财富如过眼云烟的事实。忽赚忽赔的这种循环，正是曾祖父事业生涯的写照。整体来说，冲动性的商业买卖和缺乏储蓄的行为，经常使他的财务状况起伏不定，到了晚年，甚至得向叔公和家祖父伸手要钱，叔公和家祖父儿时看到那些事情，无疑促使他们打从心底深处崇尚节俭。两人长大后，把节俭带到“艺术”的层次，发挥各种省钱、存钱的创意手法。他们发现，储蓄总是能让人过着安心和安稳的生活。

叔公常常告诉我们，他和第一任妻子婚后不久搬到纽约，展开投资生涯时，便自我约束，收入的一半必须存起来。也就是，每收进一块钱，就要把50分钱拿去储蓄。叔公说，为了达到这么高的储蓄率，他和妻子茱迪丝(Judity)把它变成玩游戏。叔公和茱迪丝搬进纽约第一栋没附家具的公寓时，在报纸上搜寻家具拍卖和房屋出售的消息。等到他们终于买齐家具，五房公寓总共才花了25美元(给好奇的读者参考：这相当于2006年的361美元左右)。他们甚至请朋友加入找便宜货的行列，包括市内哪里有特价套餐可吃，他们的目标是0.50美元(相当于2006年的7.03美元)吃一餐。

叔公夫妇成了专捡便宜货的登峰造极的高手，但他们着眼于物超所值，而非只是纯粹购买便宜东西。叔公最得意的一样交易是花5美元买原价200美元的一张沙发床。由于经济仍然笼罩在大萧条的阴影下，他们有机会从个人破产者和极少买家到场的拍卖会中获利。几年后，叔公和茱迪丝在长子杰克(Jack)出生后，乔迁新泽西州恩格伍德(Englewood)的一栋房子。他们用5,000美元现金买下了那栋房子，5年后以17,000美元转手。如果你好奇的话，我可以告诉你：这相当于5年内约28%的复利回报率。我们还没开始谈他的股票投资，就有这样的成绩，可说是相当不错。叔公在这些买卖中，总是坚持一个根本原则：每样东西都要用现金购买，这样一来，他们才会“永远是利息的收受者而不是支付者”。终他一生，这件事非常重要。他没借过抵押贷款、不曾贷款买车，而且总是有足够的积蓄度过难关。

就叔公来说，发现、捡便宜货的做法不必只限于投资，这是叔公无所不用的人生哲学，一直坚持到今天。寻找能够找到、可能最好的交易，是漫无止境的一种心态，其实可说是一种生活态度。观察叔公和茱迪丝如何不辞辛劳地追寻便宜货，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因为这和叔公在全球各地不遗余力地寻找平价股的过程完全相同。就某种意义来说，当叔公研读价值线(Value Line)的股票报告、公司申报资料，以及其他的材料，努力寻找平价股票，这种做法是他老早生根存于骨子里的渴望之延伸，也就是买到某种东西，售价低于他心中的真实价值，不管是一套家具、一栋房子、一顿饭、一只股票，还是一张债券，都一样：寻找便宜货。

另一层考量是，观察叔公平常怎么买东西，可以更加了解什么东西够格称得上便宜。他所认为的便宜货，比一般人的看法要极端些。叔公常说，他要找的资产，售价比他相信应有的价值低80%。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实际的数字是多少，才会被叔公认为是不错的便宜货。换句话说，一项资产的价格只及价值的20%。即用20分钱就能买到1块钱的东西，才是不错的便宜货。要找到折价这么高的便宜货可不容易，但值得将它当作目标。

叔公平常省吃俭用和捡便宜货到这么极端的地步,看起来似乎很奇怪。不过，这是有很好的理由的。原来，这不只是工作上的教条，更是他慎而重之，全心全力积攒创业本钱，经营投资顾问公司必须奉行的圭臬。叔公终于达成那个目标，花5,000美元买下一位叫乔治·唐利(George Towne)的老人经营的投资顾问公司。那家公司有8名客户，叔公将它更名为唐利坦普顿杜保(Towne，Templeton and Dobbrow)。几年后，这家公司和曼斯钱平公司(Vance，Chapin and Company)合并，再更名为坦普顿杜保曼斯(Templeton，Dobbrow，and Vance)。公司草创初期，叔公得靠以往的积蓄，撑过刚开始经营小公司那些业务惨淡的年头；他常常付不起薪水给自己。

叔公靠着早年的储蓄，终于有能力在事业生涯踏进管理坦普顿基金(Templeton Funds)，帮助数十万投资者存钱和创造财富与安全。我们要郑重指出，这可不是普通平常的观察或者一时的巧合，因为它正是我的叔公投资大获成功背后的驱动力。叔公重视节俭，把它视为一种美德。在这个信念之下，他认为自己的职责是帮助别人，让那些有心储蓄的人享有财富和安全的相同利益。叔公经营基金，目标不是只为了高报酬而追求高报酬。他真心诚意相信，他当经理人算不算成功，必须用他能不能帮助客户送孩子或孙子上大学以及为退休生活做好准备来衡量。

企业世界中，经常看到最成功的人物是因为崇高的目标而攀上巅峰。虽然有些成功的企业人物被金钱牵着鼻子走，但不少人会成功却是为了造福他人。森·沃尔顿(Sam Walton)虽然经常遭人误解，但经营沃尔玛(Wal-Mart)的愿景的确是为了降低美国人购买各种商品的成本。他认为，这可以使他们口袋里留下更多的闲钱，从而改善他们的生活。亨利·福特(Henry Ford)希望为广大的群众生产汽车，而不是像当时其他所有的汽车制造商那样，只卖车给有钱人。内布拉斯加家具卖场(Nebraska Furniture Mart)的创办业主露丝·布朗金(Rose Blumkin)逢人就说，她经营公司的目的，是生产顾客买得起的好家具，希望改善他们的生活。(内布拉斯加家具卖场可能是到目前为止经营最成功的家具店，已经被伯克夏·哈撒韦公司[Berkshire Hathaway Co.]买下。)“行善得福”(doing well by doing good)的概念，是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提倡，并为许多人所认同，此后成了企业经营成功的赢家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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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约29,500字，请参见《Value》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