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乔治·索罗斯在布达佩斯中欧大学的系列演讲之一，这一系列演讲体现出索罗斯的思维方式，而不仅仅像市面上大部分作品那样只告诉你索罗斯过去的所作所为。你将亲自听到索罗斯的讲述，他的哲学和他对未来的种种分析——

“我在人生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理念框架，它既帮助我经营对冲基金去赚钱，又使我以政策研究慈善家的身份去用钱。”

在这个系列讲座中，我提出了一个能够更好地理解人类行为的理念架构。这些行为不是由永远有效的自然法规决定的，这些法规的确存在，但不足以决定人类行为的发展过程。一个原因在于情况的复杂性，另一个原因在于参与者的思维所起的作用。

我已经集中讲了相关反射性的问题，即参与者的思维与现实情况的双向关联，也强调了错误理解和错误观念与现实的因果关系，但这两种影响都很奇怪地被忽视了。这些影响给事物注入了不确定因素，结果是除了非常简单的情况以外，几乎不可能预测未来。

但我们仍然可以大略估计几种情况并评估其可能性，也可以为希望得到的结果寻求对策。我在这两方面都做过且有过多次尝试，我的确可以称为是专家，作为投资家，我专注于预测；作为公益慈善家，主要是为解决问题寻求对策。前者我做得很成功，足以支持后者。今天的讲座我想从预测和对策这两个方面来谈。

我们当下所处的历史时刻，不确定因素的范围异常广泛。我们刚刚度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这个危机在量上比以往的危机大得多，在质上也与以往的危机很不相同。可作相关比较的是1991年日本房地产泡沫的破灭，至今尚未恢复；此外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大萧条。与日本情况不同的是，那次危机仅限于一个国家，而这次危机席卷全球。与大萧条不同的是，这次没有允许金融体系垮台，而是给它用上了人工生命维持器。

事实上，美国当前所面临的信贷和杠杆问题的深度和广度比20世纪30年代要严重得多，1929年时美国的信贷余额是国内生产总值的160%，到1932年增长到250%；而2008年年初是365%，这还不包括20世纪30年代金融市场上尚未存在而如今广泛使用的衍生品。尽管如此，人工生命维持器居然奏效了，雷曼兄弟公司倒闭不到一年，金融市场已经稳定下来，股市也已回升，美国经济显示出复苏的迹象。人们把2008年的崩溃只当成是一场噩梦。

但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复苏的势头可能会停止，甚至随之出现“再次衰退”(double dip)，而我不能确定的是这将发生在2010年还是2011年。

持这种观点的绝不止我一个人，复苏的时间越长，就会有更多的人相信复苏。但是据我的判断，这种主流情绪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这是典型的远非均衡的状况，此时人的感知往往落后于现实。更复杂的是，这种落后于现实是双向的，一方面，多数人还没有意识到这次危机不同于以往——我们是处在一个时代的终点；另一方面，其他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未能预见到复苏反弹的程度。

混乱和困惑不限于金融界，它会延伸到整个国际舞台。

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了唯一的超级大国，没有其他大国或国家联盟可以挑战其至高无上的国力。但是这种“单极”的世界秩序未能持久，当布什总统为显示美国的威力，以不实之词入侵伊拉克时，其效果与他的意图背道而驰。美国的实力和影响力一落千丈，结果造成国际金融体系的混乱和国际关系的不稳定。此后将形成的新的世界秩序，不会像过去那样受美国的控制和左右。

为了理解正在发生的这些事，我们需要一个不同于以往所熟悉的理念架构。有效市场假说孤立地看待金融市场，完全不考虑政治因素，这是一种曲解。像我已经多次提到过的那样，在市场的无形之手的背后，有一个有形的政治之手在确定市场运作的规则和条件。我的理念架构关系到政治经济学，而不是概念抽象、受永恒有效规律主宰的市场经济学。我把金融市场看成是历史的一个分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建的国际金融体系并没有建立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其倾斜与不平衡是有意设计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是按控股公司的形式组建的，富国拥有不成比例的投票权并控制其理事会，这使得处于该体系边缘的国家处于劣势。

该体系从开始建立起就一直受美国的控制，在布雷顿会议上，尽管英国的凯恩斯提出了建议，但是美国代表团团长哈里·怀特提出的计划占了上风。从那时起，我们从几乎全面监管的体系变成了几乎完全无监管的体系；这些变化由美国主导，所谓的“华盛顿共识”仍在继续指导这个体系。

尽管由华盛顿共识制定的规则理应对所有国家同样适用，但美国作为主要国际货币的发行者，比别人“更享有平等”。实际上，国际金融体系是一个由两个层级组成的架构，能用自己的货币借贷的国家是该体系的核心，而借贷要由一种硬通货来决定的国家是这个体系的外围。如果某个国家遇到困难，它可以得到援助，但条件很苛刻，这对核心国家和外围国家都是一样的。但如果核心本身受到了威胁，该体系的维持则成为第一优先考虑的事项。

这种情况在1982年的国际银行业危机中第一次出现，如果债务国被允许拖欠还款，银行体系将崩溃。因此国际金融权威机构联手，采用了我当时所称的“合作出借体制”(collective system of lending)。债券国不得不展期贷款(roll over loans)，使债务国能得到足够的借款以支撑债务。最终结果是债务国陷入严重的衰退，拉丁美洲的发展因此被推迟了十年，而银行体系得以盈利而摆脱困境。当银行建立了足够的储蓄时，这些贷款被重新整合为所谓的布雷迪债券(Brady bonds)，其余的损失银行也已有能力可以销账。

1997年类似的情况再次出现，但那时银行已经学会审查贷款，不致被迫采取合作出借的做法，因而绝大部分损失不得不由债务国承担。这样就建立了一个模式：债务国受制于严厉的市场戒律，但如果体系本身受到威胁，规则通常会暂停执行——整体失败会使该体系陷入危险的若干银行得到解脱。

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与此不同，因为它起源于核心国，而外围国家是在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后才被卷入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面对的是一个新的任务——保护因核心国风暴而受影响的外围国。该组织没有足够的资金，但其成员国很快便联合行动，募集了1万亿美元。尽管如此，应对危机还有一定的困难，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设立是为了应对公共领域的问题，而这时信贷的短缺主要影响的是私营领域。但总的来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这个新的任务上做得相当出色。

国际金融权威机构应对这次危机的做法总体上与过去一样：救助将要垮台的金融机构，实行货币及财政刺激措施。但这次的危机要大得多，用同样的办法不能奏效。对雷曼兄弟公司的救助失败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金融市场实际上停止了运转，不得不用上人工生命维持器。这意味着政府实际上是被迫在担保，不能让其他可能危及这个体系的机构再垮台。正是此时危机延伸到了外围国，因为这些国家无法提供同样有信誉的保证，这次东欧国家受创最重。处于核心地位的国家用其中央银行的资金负债表给这个体系注入资本，为商业银行的债务进行担保，政府为刺激经济，使赤字财政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

这些措施已见成效，全球经济似乎趋于稳定，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全球金融体系已再次免于崩溃，我们正逐渐回到一切照旧的状态。这是对目前形势的严重误解，已经破碎的不可能再回复原样。让我来解释为什么。

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金融市场全球化是一个以美国和英国为首发起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计划，允许金融资本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难以对其征税或监管，使金融资本处于一种优越的地位。各国政府不得不更多地注意国际资本的要求而不是本国人民的愿望，因为金融资本可以更自由地流动。这样，全球化作为一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项目进行得非常成功，各个国家均难以抵御。但由此产生的全球金融体系从根本上不稳固，因为它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假设基础上，即金融市场可以安全地依赖自身的机制来调节——这正是它崩溃的原因，也是为它为什么不可能复原的原因。

全球性的市场需要全球性的监管，而目前的管理措施都是基于国家主权的原则，虽然有一些国际协议，其中最著名的是设立了最低资本要求的“巴塞尔协议”，市场监管者之间也有较好的合作。但是监管权威的来源总是主权国家。这意味着重新启动一个停止了的机制于事无补，需要创造一个过去未曾有过的监管机制。目前的情形是每个国家的金融体系是由各个国家自己来维护和支持的，政府主要关注的是本国经济，这无疑会助长“金融保护主义”的倾向，很有可能扰乱甚至摧毁全球金融市场。英国的监管部门永远不会再依靠冰岛政府的政策，东欧国家也会对完全依赖外国银行而三思。

我想要说明的是监管的覆盖范围必须是国际性的。不这样的话，金融市场无法维持全球化，会被独断性的监管毁掉，生意会流向监管气候最温和的国家，这会将其他国家置于其无法承受的风险之下。全球化之所以如此成功，是因为它迫使所有的国家取消监管，但要反之则不可行，让所有的国家接受统一监管非常困难，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利益，这会促使它们采取不同的解决办法。

这一点在欧洲可以看到，如果欧洲国家之间都不能达成一致的意见，怎么能让世界其他国家做到呢？在危机期间，欧洲未能达成对其金融体系进行担保的共识，因而每个国家不得不自保。当前情况下的欧元是一个不完整的货币——它有一个共同的央行，但没有一个共同的财政部——对银行担保和对其注入资本是财政部的职能。这次危机提供了修补这个缺陷的机会，但是德国成了阻力。

德国曾是促进欧洲一体化的主要推动力，但那是在其不惜一切代价实现德国统一的时候。当今的德国已有所不同，和世界其他国家不一样，德国担心的是通货膨胀而不是衰退，更重要的是，它不想为欧洲其他国家掏腰包。没有了推动力，欧洲的一体化已逐渐陷入停滞。

所幸欧洲有社会安全网络的保障，经济景气的时候，这个保障制度减缓了欧洲的经济增长，经济不景气时，它使欧洲大陆的衰退没有预期的那么严重。随着对经济崩溃的恐惧减退，如今欧盟正表现出政治复苏的迹象，欧洲中央银行实际上救助了爱尔兰的银行系统，而爱尔兰痛快地加入了《里斯本条约》。不幸的是，欧盟政治上的复苏很可能和经济复苏一样苍白无力。

金融危机对不同国家将产生不同的长远影响，在短期内，所有的国家都受到了负面影响，但是从长远看，有赢家有输家。虽然在具体过程中变数仍然很多，但对地位变化的预测则较为肯定。直截了当地说，美国将输得最多，中国将是最大的赢家，这超过大多数人的预期。其他国家的地位也会有相当大的变化，但从全球角度看，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变化是最重要的。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一直是国际金融体系的中心。美元是主要的国际货币，美国因此获利甚多，但近来开始滥用其特权，从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日益增长，这种情况本可以无期限地延续下去，因为亚洲“小老虎们”——真实是以日本为首，后来是中国——愿意支持这种赤字以加强自己的美元储备。但美国的家庭欠债过多使得这个过程接近尾声，房地产泡沫破灭后，美国的家庭发现自己承担了过多的风险。银行体系也遭受了极大损失，必须盈利才能摆脱困境。商业地产和杠杆收购流血的时候还在后面。这些因素会继续增加美国经济的负担，美国的消费者将无力再充当世界经济的发动机。

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有可能取代这个位置。中国一直是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而且很大程度上置身于金融危机之外。

总的来说，对西方尤其是对美国而言，危机是由内在因素引发的，导致了金融体系的崩溃。对中国来说，金融危机是来自外部的震动，影响了其出口，但其金融、政治和经济制度并未受创。

中国已找到一种极有效的方法，能释放和激发其人民渴望和获取财富的创造性、能动力与创业精神，人民被允许可以去谋求自身的利益，国家可以通过维持价值低估的货币和累积贸易顺差，抽取其劳力剩余价值中相当可观的一部分。因此中国很可能成为一个大赢家。

中国领导者们知道，如果要保持领导地位，就必须避免社会动荡，所以要尽一切可能保持8%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为不断增长的劳动力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贸易顺差增强了中国的国力。中国可以通过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刺激国内经济，也可以通过对其贸易伙伴投资和提供信贷增加出口。事实上中国就是这样做的，通过购买美国国债来资助对美国的出口。鉴于现在美国消费者不得不减少消费，中国可以发展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在美国步履维艰地跛行时，中国会成为世界经济积极的推动力量。

中国的经济规模当然比美国小得多，发动机小了，世界经济前行的速度也会慢一些。但在这些局限之下，中美之间的地位正在发生结构性的变化，其他各方也在积极地重新调整自己的位置，中国已经成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亚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这种位置变化不一定是永久的或不可逆转的——只要想一想日本公司的起落——但在目前，这是全球政治经济最可预见的也是最重要的趋势，中国正在带动像巴西这样的贸易伙伴及其他一些非洲和亚洲国家。印度以国内经济增长为基础，发展得也不错。

中国经济政策的成功不能被当成是理所当然的事，对中国内陆的基础设施的投资也许产生不了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在中国的体制下，新投资的回报一般很慢，因为投资的决策主要是由政治因素而不是由商业因素决定的。前两次，银行宽松的信贷造成了一大批不良贷款，这次可能会不同，因为权力在从地方转向中央，地方银行的官员不再受省的领导管辖。但尽管如此，也不能保证一定会成功。再者，中国可能被全球的衰退所拖累。但如果中国出了问题，全球的经济就失去了发动机。因此可以确信，中国会获得相对的成功，但不能确保绝对的成功。

我们所处的历史时刻在某种程度上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十分相似，那时既有的体系已经崩溃，一个全新的体系有待建立——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战胜国承担起了这个任务。在凯恩斯理念的激励下，它们创立了一个能包容全世界的体系，尽管美国占据了某种特权地位。目前占主导的，我们称之为“国际资本主义”的多边体制还没有彻底垮台，但已大大削弱；它的内在弊病已经暴露，而且受到一个可行的替代方式的挑战。中国的崛起展现出一个与目前的国际金融体系根本不同的经济组织形式，可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以区别于华盛顿共识下的“国际资本主义”。我们正处于一个时代的终点，但人们还没有完全认识到这一点。

两种经济组织形式——国家资本主义与国际资本主义在互相竞争。两者都缺乏吸引力。华盛顿共识已经失，国际资本主义已被证明自身存在固有的不稳定性，缺乏足够的监管，且它极不公正，相对穷人穷国而言，这个体制过度偏袒富人富国。

与此同时，建立在国家资本主义基础上的国际体系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家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已初显端倪，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殖民国家已经认识到自己过去的错误并力图纠正时，中国在与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打交道时又在重复这些殖民国家的错误。为了接近自然资源，中国在与这些国家的政府打交道时忽略了那里的老百姓，这有助于那些腐败的政体维持政权。这样做的结果不好，但中国不是唯一对此有责任的国家——之前中国的一家公司想买美国石油公司优尼科(Unocal)时遭到拒绝；更近一些，力拓矿业集团(Rio Tinto)反悔将一部分股份卖给一家中国公司的交易——这促使中国与国际金融机构回避的一些国家进行交易，包括缅甸、苏丹、津巴布韦、刚果和安哥拉等，几内亚是最近的一个例子。这种情况正在成为相当多摩擦的来源，对中国的根本利益并无好处，对全世界也是如此。但中国视自己为受害者而不愿参加“采掘业透明行动计划”，这已成为该倡议能否成功的最大障碍。

在现行的多边体系力图重建的同时，中国会在双边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当然中国也是这个多国体系的一部分，但它在这个体系中所占的地位与其目前的国力不相称，因此它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参与是比较消极的，其发展主要是通过双边渠道进行。例如，中国会抱怨美元的作用，而且会推动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的使用。但中国不太会允许人民币自由兑换，因为这样会摧毁其现有的机制，即允许国家通过价值低估的货币从中国廉价的劳动力中受益。中国会继续实行资本控制，会与像巴西这样的国家建立以人民币为主的双边结算账户。这样做会削弱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但不会取代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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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约8,800字，请参见《Value》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