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9年秋天到今年6月3日，在中国内地拍卖价过亿元的艺术品已经有6件，尽管如此，不少人对中国收藏是否真的进入“亿元时代”仍持有不同的看法。
在回答此疑虑之前，有必要先回顾一下2007年到2010年的中国艺术品市场。2007年是中国艺术品市场大丰收之年，2008年则是低潮，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以拍卖行为主体的中国艺术品市场交易指标有所下降，全球的交易量下降了约26%，中国约为20%，特别是在当代艺术领域。但是谁也没想到，2009年的秋天会时来运转，中国嘉德拍卖行2009年的营业额为27亿元人民币，名列世界第五大拍卖公司。从拍卖行的三个基本指标——成交率(低于50%是差，70%是较好，非典那年创下了奇迹般的95%)、成交前十位的拍品、总营业额来看，中国的拍卖行从去年秋天开始指标全面好转。今年北京春季拍卖前，业界有人担忧上一年秋天的繁荣是昙花一现，结果5月份嘉德的春拍总额达20亿元人民币，刷新了历史纪录。嘉德拍出的张大千的“爱痕湖”加上佣金为1.088亿元人民币。几天后，保利将黄庭坚的“砥柱铭”拍出4亿多元人民币，创下中国艺术品拍卖的全球最高纪录。眼下，2010年春季南方的拍卖尚未结束，看来前景一片光明。

“亿元时代”如期而至

从1988年开始，凭着雄厚的资金实力，日本在国际市场上重金搜罗印象派画品，但此后不久日本进入经济萧条期，一部分画品的价格大跌至拍卖值的50%。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中国会否重蹈日本的覆辙，中国的“亿元时代”是否真的到来了？

“亿元”级是经过上世纪90年代末至今的百万元、千万元步步累积、稳定增长所致
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我们的“亿元时代”并不存在泡沫，“亿元”是指大陆境内单件艺术品的拍卖价格。亿元的价格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历经17年，从1993年的百万级慢慢过渡到千万级，然后上涨到亿元级的，它是一块一块砖瓦的累积所致。
1993年6月20日，朵云轩首场拍卖会时，张大千的“晚山看云图”拍出了143万元，是1949年以来中国艺术品交易的最高价，同场任伯年的“花鸟草虫册”以104万元成交。1994年嘉德首拍，张大千的“石梁飞瀑图”以209万元拍出，齐白石的“松鹰图”拍得176万元。这四幅作品都是以百万元计的。1996年嘉德拍出傅抱石的“丽人行”，据传这是傅先生赠予郭沫若的，成交价是1,000万元，但有些偶然。到了2000年之后，用千万来定价艺术品已经是很普遍的现象，去年秋季近100幅作品是以千万元成交的，如保利拍卖的齐白石的“可惜无声·花鸟工虫册页”，拍出9,520万元；傅抱石的“杜甫诗意百图”，2005年前就拍到了6,700万元。由此可见，冲击“亿元时代”是水到渠成。
所以说，中国收藏进入“亿元时代”不仅是真实的，而且是必然的。

国家大环境提供保障——61年和平无战事，30年经济飞速增长，15年市场成形
中国和平无战事已长达61年，在战火纷飞、内忧外患的年代，北京故宫的藏画打包放在箱子里，在全国各地“东躲西藏”，直到解放前夕流到了台湾故宫。
按照国际惯例，拍卖事业成熟相对应的经济环境是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1993年朵云轩第一场拍卖会时以境外买家为主，当前我国的人均GDP正在向3,000美元进军，但在发达地区，聚集起来的能量应该超过香港这个650万人口的城市，佳士得、苏富比就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入驻香港的。此外，邓小平同志号召“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该人群中有一小部分进入了收藏界，内地慢慢出现了高端收藏群体。现在拍卖行的买家主体已经不再是境外买家，台湾的收藏家早在2000年时就抱怨抢不过大陆收藏家，现在大陆收藏家已经杀到香港、伦敦、纽约去购买藏品。
从国际艺术品交易中心发展的轨迹看，二战以前的交易中心在伦敦，二战之后的交易中心在纽约，上世纪70、80年代，佳士得、苏富比等拍卖行看中亚洲“四小龙”的兴起，入驻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90年代中期就转到中国内地了。
最近，收藏界最权威的机构欧洲艺术基金会发布了“国际艺术品市场2007年到2009年全球衰退时期艺术贸易趋势”，透露2009年全球艺术品交易额为310亿欧元，比2008年下降了26%，而中国去年是42亿欧元，占14%，增长了12%。现在中国名列世界第三大艺术品交易中心，佳士得、苏富比从1994年开始就在上海设立了办事处，看好大陆市场，无奈中国“文物保护法”限制外国机构来大陆举办拍卖会。
从新中国成立至今，从无市场到有市场。1949年后，国家实行封闭的文物政策，由国家文物商店独家经营。当时第一条渠道是由国营文物公司向民间收购文物，我们朵云轩就经常在市内张贴收购布告，再卖给香港、台湾等地的文物经营商。目前香港收藏家手头仍有大量精品，卖到美国、新加坡等地的并非一流藏品。
第二条渠道是走私。由于中国境内没有市场，留不住东西，因此大量珍贵文物被私人偷偷带到香港。但现在市场的五个要素都具备了——供给者、需求者、市场中介(拍卖会、艺博会、画廊、古玩城)、价格体系、艺术品范围也大大开拓了，“亿元时代”的到来也就不足为奇了。

“文物保护法”和“拍卖法”的出台，使盛世的民间收藏有了法制上的保证
1949年以后不提倡民间收藏，鼓励个人将收藏品交给国家，民间收藏由此萎缩。但我们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官民结合，藏宝于民。我认为国家收藏和私家收藏并举是收藏事业成熟的标志，但我们长期以来对此有误解。国家收藏有很多优点，但有两个弊端，一是容易被战争和自然灾害集中毁坏，阿房宫和火烧圆明园就是例证。据统计，唐宋年间王羲之和王献之的作品存在内府的多达700余件，但有的被烧毁，有的被抢劫，目前仅存几件。溥仪皇帝自己偷了1,200件最好的文物。国家收藏是一个大水库，但闸一放就流光了。民间收藏则是大大小小的蓄水池，不会昼间干涸。
此外，藏品放在国库里，能够展示和研究的空间很有限，而私家收藏的藏品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和研究。1949年以后，北京故宫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上海博物馆的藏品绝大部分来源于私家收藏。
改革开放以后修订了“文物保护法”，1997年国家又推出了“拍卖法”，它使民间经营收藏、交易有法可依，使拍卖事业和收藏事业的发展具有良好的法制环境。所以，“亿元时代”如果不是今天到来，明天也会到来。

审美本能和投资本能的相互渗透和激发，助推当今的收藏热一浪高过一浪
人有很多本能，对收藏而言，审美和投资的需求结合在一起必然会掀起浪潮。在法律不能保证收藏的权利时，人的投资本能是被压抑的，当环境变了，投资的欲望就会释放并形成一股巨大的推动力。今天收藏投资者已经形成族群，收藏也已成为一种生活时尚。
从经济学的原理看，资本投向稀缺性资源时才是最安全可靠的。艺术品不仅是稀缺性资源，而且是一种“价格模糊性”的产品，一件拍品从5万元拍到500万元，有人的主观喜好在里面。在拍卖场上，5万元到500万元是一个模糊地带，有人认为值10万元，有人认为值100万元，最后剩下的两个人从200万元举到了500万元，他们认为500万元也值。而模糊价格产品和稀缺性资源的投资回报是相当大的，甚至被形容为“价值连城”。现在的收藏热就是艺术品的投资功能被激发后的结果。

引进的英式拍卖行“温水煮青蛙”的魔力和媒体传播，让收藏走出小众圈子
互联网时代的媒体传播改变了传统经营方式中的个别化和私密性，使之变得公开和普遍。比如说零售变成了竞买，个别的价格通过媒体传播，让全世界都知道了。比如，去年已经拍出一幅过亿的藏品，大家就有了价格参照体系，等到黄庭坚的书法真迹拍卖，拍出几个亿是很自然的。
拍卖行是特殊商品的特殊交易途径。拍卖方式起源于古代巴比伦对奴隶的交易，200多年前英国人将此方式延伸到拍卖行。现在的特殊商品就是艺术品。目前世界上有三种拍卖方式，荷兰式拍卖是从高价位拍到低价位，如10万元没有人要，叫价就降至9万元，再没有人要，叫价8万元；日本式拍卖会是每个人发一个小盒子，写好投标价，只有一次机会；而英国式的拍卖很有诱惑性，其魔力就像“温水里的青蛙”。在拍卖行里，众手芸芸，你会不自觉地向上加价，而且感觉很舒服。比如，我出价100万元时，会自认为如果判断有错，至多只亏了5万元，因为有人举95万元哩！这样的心态会把很多人带入高潮，入场时只想出1亿元的，到了现场2亿元都有可能举。而且很多人会自我安慰，看这么多人在一起加价，我出这个价格是有依据的，至少以后可以略便宜些卖掉。
马未都说中国收藏有五次高潮，现在就是第五次高潮，而且是史无前例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有拍卖行和媒体的介入，把整个市场搞得非常火热。
因此，如果不是金融危机插队搅局，“亿元时代”很可能在2008年就已经到来。

中央10万亿货币投放和拍品本身的艺术价值，是“亿元时代”到来的催化剂
中国收藏“亿元时代”的到来有两个直接推手——一是国家货币投放政策，二是出现了高价值艺术性的拍品。
2008年年末，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央财政开始发放9万亿额外贷款以刺激经济，后来又追加成10万亿。有资料分析，10万亿货币放贷中必然有一部分流向了艺术品交易市场。
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一年的总交易量只有200亿，是个小众市场，沪深两市的股票成交量有时一天就是3,000亿。一旦有10万亿的资金在市场中流动，只要很小的比例流入艺术品交易市场就不得了。如1993年，有人带着5,000万元资金到朵云轩拍卖行来举一举牌，那年朵云轩的拍卖价格必然会全部上涨。所以这两年过亿拍品的产生，我一点都不感到奇怪。
其次，6件亿元价位的艺术品本身就是重磅武器。张大千的画是6件作品中唯一一幅现代书画拍品，其他都是古代的，很珍贵。台湾人认为“500年间一张大千”，即500年历史才出这么一个伟大的艺术家，这固然有感情色彩，但其艺术成就确实非常高，山水、花鸟、人物、书法无一不精，他的拍品必然价高。整个20世纪90年代，几乎是张大千的作品引领着拍卖市场的价格。而拍卖价过1亿元的作品“爱痕湖”是张大千所有瑞士风光中最好的精品力作，也是扛鼎之作，这本身是由艺术品的艺术价值所决定的。
这是两个最直接的原因，也是催化剂。中国收藏进入“亿元时代”有其内在的必然性。
与国际拍卖行相比，粗略算来，中国进入“亿元时代”晚了20年。
上世纪80年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期，尤其是日本经济的兴起，日元大幅升值，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推动国际拍卖市场中印象派和现代派艺术珍品的价格大幅上扬。 1987年梵高的“向日葵”拍到2,475万英镑，是一个天价(据说梵高共画过9幅“向日葵”)。1987年“鸢尾花”以5,390万美元成交。这时，珍藏有画作“嘉歇医生”的梵高的私人医生嘉歇的后人坐不住了，当年嘉歇医生给梵高看病，画家就画了人物画回报他，看“向日葵”拍出这么高的价格，他的后人便委托佳士得拍卖，1990年以8,250万美元成交。梵高的“嘉歇医生”拍卖到8,250万美元是人类拍卖史上的奇迹，15年间没有作品超越，它是一件精品力作。这个纪录一直到2004年才被毕加索的“拿烟斗的男孩”打破。
梵高作品的价格主要是在1990年前后推上去的。我们看看毕加索的作品拍卖，基本上也是在1990年的前一年，1989年“皮埃雷特的婚礼”成交价5,189万美元，同年毕加索的“自画像”是4,790万美元。1989年梵高有三幅作品拍出了几千万美元，1997年毕加索的“梦”成交价4,800万美元。2004年毕加索的“拿烟斗的男孩”拍到了10,416万美元，这也是目前为止西方油画拍出的最高价。
梵高和毕加索两人作品拍卖的高价和我们今天“亿元时代”到来的情况有很多相似之处，说明中国收藏“亿元时代”的到来符合国际上艺术品贸易和文化发展的规律——当经济高速发展、资本急剧扩张的时候，大师名画的价格往往会创出新高。这也佐证了中国收藏领域“亿元时代”到来的真实性和必然性。

开放时代的新收藏观

收藏的动力来自何方？开放时代需要开放的收藏观——最高境界是为守护人类文明物证推动文化而收藏；其次是审美的境界，讲究个人娱乐和修身养性；也要充分肯定投资的动力，但唯投资而无文化，必然走不远。
我认为开放时代的收藏观要用开放的眼光来看。前两年我在筹办世界华人收藏家大会时，时常遇到收藏家群体提出的“人以群分”的特殊要求，有人强调中途把藏品卖掉的人不算收藏家，有人说有经商行为的人不算纯正的收藏家。
其实，这些收藏家的收藏理念比较老派，我提倡要用现代的眼光来看待收藏。
目前的收藏必然是文化性和投资性的高度结合，只讲收藏不讲投资的人以后会很少，很难生存；只讲投资不讲文化性的也走不远。今后的概念是收藏投资家或叫投资收藏家，对投资要素的引进必须予以正视和重视。
为什么这么看？

第一、现代收藏的成本越来越高
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朵云轩店堂里，150元就可以买到齐白石的作品，250元就可以买到张大千很好的作品。当时很多老员工的工资是48元，我这样的新员工只有二三十元，当我攒到150元时，首先是购买解决交通问题的永久牌自行车。当时拥有100万元可以成为大收藏家，但在今天，1,000万元也未必能成为大收藏家。现在已经到了“以他业养收藏，以藏品养藏品”的时代，香港有一位大收藏家，当年以近百万元买下徐悲鸿的精品佳作“放下你的鞭子”，前些年拍出时卖到7,000多万港元。他可能要换别的藏品，需要更多的资金周转，这就是用藏品养藏品。藏而不露、藏而不卖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第二、收藏的投资特点，使之成为私家理财的理想工具
拍卖行的出现，它的“三公开”的交易原则，电话委托、网络竞拍方式，使得现在的艺术品投资极为方便。据美国相关机构统计，房地产年投资回报率是4.5%，股票回报率是17%，而艺术品是24%。
以张大千的“晚山看云图”为例，1993年首次拍得143万元，由台湾的蔡先生拍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蔡先生的资金紧张，加了一点钱卖给另一位台湾收藏家，七、八年前又出现在上海某拍卖会上，以500万元卖出；2009年秋天衡拍卖会上，“晚山看云图”又出现了，看了图录，当年很多参与朵云轩首场拍卖的人都去了，拍卖行估价600万元，我说会超1,000万元的。后来拍卖落槌价1,700万元，加佣金近2,000万元。类似的例子很多。

第三、收藏的文化性变了
古代和近代的收藏没有投资的概念，收藏这些画是用来审美、借鉴、临摹的，所以，历史上很多大收藏家都是大艺术家。现在情况变了，要临摹可用画册、电脑资料来代替，用原作太奢侈了。现在私家美术馆越来越多，文化性也随之转移，如浙江孙海方的越窑瓷博物馆、北京马未都的观复博物馆，上海的刘益谦夫妇已在浦东购地建造美术馆，珍藏和展览自己的藏品。这就变藏为展，变一人独享为社会共享。建立私家美术馆也是海外收藏事业发展的成功经验，我国的博物馆、美术馆以前全部是国家办的，海外很多博物馆、美术馆都是私人或者民间创建的。

第四、收藏的时空观念有所变化
就空间而言，以前是上海人在上海收藏藏品，现在任何人只要有实力就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收藏。全世界各地的人可以“涌”到同一个拍卖现场，有电话有网络，即时的拍卖完全可以做到。此外，古代的收藏观念是“子子孙孙永宝之”，但今天的社会结构、家庭结构发生了变化，四代同堂、五代同堂极为鲜见，我认为子子孙孙永宝之可能性就更小了。藏品的流转可以“独乐乐不如众人乐”、“不在乎终身拥有，而在乎曾经拥有”。因此，在一段时间里曾经拥有相当数量的藏品并有一定的研究水平的人，就可以定位为收藏家。
归纳起来，收藏的最高境界是文化，把藏品捐给国家、让社会共享或通过收藏推动文化的研究和展示乃高风亮节；第二等是审美境界，个人自娱自乐，修身养性；第三个层次是允许有投资的要素，假如只收不卖，收藏无法循环。
收藏家是人类文明物证的守护神，其最高的境界应该是为民族作贡献。收藏家张伯驹为了把第一本法书“平复帖”留在我们国家，当年花了4万块大洋，变卖夫人的嫁妆、家中的房产，解放以后捐给了国家。他的举动让人敬仰。上海博物馆90%的藏品也是私人捐赠的，这些捐赠者令人敬佩。
本届世博会中国馆中的“清明上河图”也有私人收藏的功劳，让后人见证了中华文明。此画为宋徽宗时期的宫廷画匠张择端于1106年所作，至今已有904年，其中190年是保存在国家博物馆里，其余710年都是由私人保管。此画所描绘的当年汴梁繁华的商业景象，为今天“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世博主题提供了很好的蓝本。民间收藏为国家的文物保护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
综上所述，我认为当今时代的收藏来自综合的动力，既有资本增长的欲望，也有审美的需求，更有为国家保存文明文化的责任，并非完全孤立的因素。

资金·热点·审美观
——未来收藏的几种趋势

·收藏必然需要资金的支持，但是没有大资金也可以投身收藏业，目前全国已有700种收藏门类。香港大收藏家张宗宪和北京大收藏家王世襄是这两种收藏的典型。
·未来藏品的热点排行，中国书画包括旧画、近代画、当代画，始终受追捧；古代瓷器愈发稀缺；传统油画和当代艺术将看好；西方艺术品和新品种会逐渐成为板块藏品。

收藏的主体是藏品与资本的结合，离不开大批资金的进入，因此要求藏家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但不等于钱少就不能进入。
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钱少也能进行一些收藏。陈鹏举先生不久前写了一篇文章，他说收藏可以分为官方收藏、文人收藏和民间收藏。民间收藏面广人多，藏品雅俗共赏，无奇不有，有些藏品不需要太多的资本投入。这两年东方出版中心在拍一部电视片“私家收藏”，就是提倡一个理念：“举一家之财力实现一个收藏心愿。”电视片中拍了一些非重量级的收藏家，如上海洪家收藏的匾额、上海冯家收藏的唱片和电唱机，这些都是有意义的。据统计，全国的收藏门类有700多种，其中相当一部分的价位并不高。
第二，如今的拍卖会上几千元、几万元的拍品很多，还有各家大公司，包括嘉德也会推出月度小拍卖、季度小拍卖，小拍卖是拍价格比较低廉的物品，需要你慧眼识宝。
第三，如果收藏的目的不在于赚钱的话，办法就更多了，可以收藏一些你喜欢的且又有意义的藏品。2007年我去采访王世襄先生，他说自己只是玩家，但我认为他是一个收藏家。王先生是八旗子弟的后代，小时候就非常喜欢收藏，但当时钱不多，所以就收藏小东西。他的理论是“人舍我取，微不足道”，当时别人不收的东西，如家具，他就收。他还收藏装蟋蟀的“竹管筒”、鸽子飞翔时发出声响的“鸽哨”，并加以研究，写了几本书。

当代·瓷器·西方艺术品
——未来收藏品的趋向

第一，中国书画包括旧画、近代画、当代画三部分，都被收藏家所喜好。拍卖行可能对当代国画的兴趣不大，但当代国画也是有价值的，吴冠中就是当代画家。
第二，瓷器和杂件依然受人追捧。因为这部分藏品没有增量，是典型的稀缺性资源，包括官窑和民窑精品，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
第三，传统油画的价格将补涨。最近一轮周期是中国书画的价格在上涨，下一轮周期中国经典油画的价格可能也会上涨。当代艺术被挤掉泡沫以后会大放异彩，因为前两年涨得太快了。
第四，西方艺术品进入中国市场是可以预见的。中华民族不可能只收藏自己民族的东西，到一定的时候，买西方的精品是必然的。
最后，新品种将成为收藏的新宠。乾隆皇帝制作的官窑瓷器当时也是新的东西，美国的几位藏家收藏的清宫犀牛角，是清代皇帝叫人刻制的，当时也是新玩意。上世纪90年代过世的一批艺术家的作品当时不也是新品、新画吗？如谢稚柳、陆俨少、程十发，他们健在时就是新画。现在过世才几年、十几年，价值就飞涨。新品无假货，具有审美价值和增值的潜力。现在很多人都在关注这一板块，很多新品都在受人追捧之列。

（全文约10,488字，请参见《Value》杂志）